三、过时的专制主义

当王权与市民阶级（一般说到 16 世纪即演变为资产阶级）保持联盟关系之时，它们似乎是在同步发展，双方力量都在增强。这一联盟形成和存在的前提，在于双方都要反对地方封建割据势力，都希望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对资产阶级来说，这就意味着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时，双方也都希望进行对外扩张。然而，这个前提并不可能永恒存在。在各地大贵族势力被翦除之后， 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便稳固地确立起来。在它进一步强化自己之时，便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个“钱袋”，无休止地进行勒索。同时，以往的联盟在本质

上原是双方在互相利用，并没有长久的一致利益，在地位上也一直存在着君民之分。即使是最富有的资产者也属于政治地位低下的平民等级。另一方面， 在大贵族势力被打击下去之后，整个贵族阶级（包括教会贵族）对王权不仅俯首听命，而且日益将王权视为自己的保护者，王权也把贵族当作进行统治的依靠力量。于是，以君主为首的整个贵族阶级便以国家统治阶级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之上。从这时起，王权的历史进步性消失了，日益演变成历史发展的障碍。

当王权与资产阶级之间从联盟关系转化为对立关系之时，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经过长年的积累，资产阶级已成为最富有的阶级，其财富明显超过了封建贵族。而在社会地位上，相对拮据的贵族却通过专制王权占有统治权力。贵族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敌不过资产阶级，于是就更加依靠手中的政治权力来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王权就扮演了依靠专横政策进行统治的角色。

这种矛盾的表现之一是专制政府的掠夺性的税收政策。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国的间接税（主要是消费税）在增长率上明显超过直接税（主要是土地税），在直接税中的工商业营业税又越过农业税。而且税收额的增长十分惊人。例如法国，在 1715—1786 年税收总额从 8600 万锂增长到了 5.4 亿锂。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甚至把已废止几个世纪的税收重新恢复，巧立名目， 进行压榨。这还不包括地方上利用特权进行的种种敲诈勒索。这一切无疑对资产阶级是十分沉重的负担，并直接影响到进行再生产的资金投入。

矛盾的又一个表现是专制王朝实行的一系列超经济压榨政策。英国的专卖权制度、王室优惠购买权制度，法国的出售外贸垄断权政策、卖官鬻爵的盛行，都属这一类型。还有强行借贷、无端罚款等等，不一而足。

还有一个矛盾的表现，就是国家法律保护落后而抑制先进。专制王朝明确保护封建社会制度，而这是阻碍生产技术进步的。在法国，柯尔伯时代的那些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的工业法规，后来大多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陈规旧习，但却仍然作为政府规定而具有强制性。违者要受到没收产品、罚款等等惩处。一家企业申请从事轧铅生产，遭到政府拒绝。经过多方贿赂，直至请出法兰西学院院士和英国驻法公使出面作证，才勉强得到批准。

造成矛盾尖锐化的还有政治上的因素，那就是富有的资产阶级与掌权的贵族阶级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贵族享有种种特权，并且把经营工商业视为卑贱的职业。更重要的是资产阶级没有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利，但却担负着向国库纳税的义务。

财富与地位、权利与义务的不相称，实际上反映了新的经济基础和旧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晚期的封建专制君主制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社会前进的障碍。

但是，资本主义发展所显示出来的活力及其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毕竟使某些专制君主进行了突破旧传统的新思考：如果按照资产阶级思想家设计的道路去改革，将会比旧的体制更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在法国启蒙运动兴起，具有很强说服力的种种学说体系问世之后，可供参考的途径就更为清楚了。于是，在 18 世纪便出现了几位直接同启蒙思想家交往，参考某些启蒙理论，并打出“开明”旗号推行改革的君主。“开明君主制”的概念便是这样产生的。开明君主制的出现，证明了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有很大的改造作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不一定必须通过一场革命。自上而下的改革

方式也是一种过渡的途径。开明君主们推行的改革，便是这种过渡道路的体现。尽管在 18 世纪还没有出现通过改革道路完成过渡的国家，但是作为这一道路的最初尝试或起点，则是无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