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俄国的沙皇专制和 1905 年革命

经过 1861 年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和地方行政改革等，俄国

步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国民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从改革后到 19 世纪末，它

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到 1900 年工业总产值较改革前增长了 6 倍。这种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在纺织工业中，使用机器生产的部分已达 2/3。最令人鼓舞的生产部门是石油和机器制造业，尤其是铁路建设。1865—1890 年石油产量增长 400 倍以上，到 20 世纪初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石油生产国。机器制

造业的产值在改革后 30 年增长 50 倍。铁路线长度则从 1860 年的 1500 公里

增加到 1900 年的 5.2 万公里。铁路交通网已将各产粮区和彼得堡、莫斯科以及波罗的海、黑海的港口连接起来。

不过，俄国工业发展的起点过低，尽管发展速度很快，但在绝对值上与美、英、德、法等国相比还是非常低的。直到大战前夕，俄国的生铁产量人均占有不过 30 公斤，德国则为 203 公斤，英国是 228 公斤，美国是 326 公斤。

煤产量，俄国人均 0.2 吨，德国为 2.8 吨，英国为 6.3 吨，美国为 5.3 吨。机器制造业发展极快，那是因为从无到有，原来的基数接近于零。大战前夕，俄国甚至还基本上不能制造机床，更没有化学工业和汽车制造业。俄国的产业工人很少，1880 年时还不足 50 万人，基本上是非熟练工人。1897 年时，工业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 1/6。到 20 世纪初，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总产值只占 41％。因此，俄国虽然完成了工业革命，但并未过渡到工业社会，还是个农业为主的国家。

由于农奴制的废除，农业有了明显的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也增多起来。90 年代初，已有农业雇佣工人 350 万。但是在整体上依然非常落后。据 1910 年对正在使用中的农具所作的调查统计，木犁为 1000 万张，木耙 2500

万个，而铁犁只有 420 万张，铁耙不到 50 万个。到处仍在用牲畜或人力耕地，人们几乎没有见到过机械牵引。而且，约有 1/3 以上的农民没有任何农具，约 30％的农民没有牲畜。由于劳动力丰富，地主也没有兴趣改进农业技术和引进新型农机具。由于 1861 年改革的种种弊端，农民占有的土地数量是很少的。在欧俄地区，地主土地约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80％。这种土地占有情况和技术落后状态，决定了俄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大战前，俄国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平均只相当于德国的 1/3，法国的 1/2。农村依然是十分贫困的。

上述情况使俄国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农村的贫困使国内市场非常狭小，极不利于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落后又不能改造和装备农业并吸收大量过剩的农业人口。

作为东欧大国，也是世界上领土面积占首位的国家，展现出来的却是这样一幅经济落后的图景。自 18 世纪初彼得大帝打开通向西方的窗口之后，它同西方先进国家频繁来往了一个半世纪，才步履蹒跚地跨入近代社会，同时又保留了异常浓厚的封建残余。它的落后完全是封建残余造成的恶果。

在经济上封建残余的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十分盛行的工役制度。在俄国，每个农户至少要有 15 俄亩土地方可维持温饱。但是，在欧俄地区平均每户农

民只有 7 俄亩多一点的土地，而地主平均每家则拥有 2300 多俄亩。因而农民必须向地主租地才有可能生活下去。工役制便是从租地关系中由地主制造出来的。租地农民按规定需向地主缴纳货币地租或按对分制形式缴实物地租。当时更普遍流行的是后者。此外，作为租地的条件，农民还必须用自己的农具、牲畜到地主土地上去进行耕作，并领取数量很少的报酬。这就是工役制。不难看出，农民服工役所得的报酬具有资本主义工资的性质。它是向资本主义农场雇佣制的过渡形态。但是，工役是强制性的，是地主利用传统的宗法主仆关系硬性强加给农民的，显然是农奴制下徭役租的残余。正是这种农奴制残余使俄国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农业生产技术低下、农业剩余人口过多，又是俄国贫困的重要根源。它毕竟是农业占主要地位的国家。

到 20 世纪初，俄国工业经济也进入了垄断阶段，而且垄断程度之高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1902 年成立的金属销售辛迪加把持了全国冶金工业生产

的 80％。1904 年由 18 家企业组成的顿涅茨煤炭辛迪加控制了南俄煤采量的75％。同年成立的火车车厢制造辛迪加几乎垄断了全国的车厢销售。因此，俄国工人也就有着很高的集中性。在 500 人以上大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占全部工人半数以上。

这种高度集中、高度垄断，其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俄国工业发展起步很晚，一开始就接受了西方发达大工业的成果，没有以小型工业为起点。更重要的是，俄国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银行投资的。20 世纪初，8 家大银行占有了电气工业投资总额的 30％，冶金业的 50％，煤炭业的 60％。而俄国的银行资本又对外国输入的资本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再加上外国对企业的直接投资，就使得俄国工业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外国设备和外国资本发展起来的。1897 年俄国棉纺织业的机器设备有 73％是从国外引进的。1890 年大工业股份公司中的外国资本占 1/3 以上，20 世纪初更超过了 1/2。靠外国资本“供养”的俄国工业，一开始便搬来外国大企业的模式也就很自然了。但是，垄断程度高并不表明垄断经济发达。直到 1905 年俄国只有 30 多个大垄断组织，而美国垄断组织当时已超过万数。俄国终归是十分落后的。

进入 19 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造成民主政治的强劲推动力量。即使象德国那样奉行专制主义统治的国家，在 19 世纪末也曾一度有过某种程度的自由主义的尝试。然而，俄国却是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中对自由主义作出让步最少的国家。专制主义是它尊奉不渝的原则。

1864 年俄国进行的司法改革和地方政府改革本来是令人鼓舞的。在司法上向来以武断专横而昭著的俄国，给了广大农民以法律权利；明确了各法院之间的关系；规定公开审理案件，设立陪审团；严格挑选法官并给予独立地位；允许律师开业等等，确实表现出从专制特权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化的趋势。在地方政府改革中产生的地方自治会也使习惯于俯首听从中央当局统一号令的人们，开始考虑自己本地的事务并采取某些行动。多数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士认为这是走向立宪制度的最初步骤。

但是，改革带给人们的希望很快就接近于破灭了。在司法改革中，不但进展速度极为缓慢，而且还有不少疏漏。例如在农村中由贵族中推选出来的治安官就没有被纳入改革内容之中。他们仍按习惯方式断案，对于他们的判决也无处上诉。在刑法上虽然废除了极残酷的肉刑，但拷打农民的现象在司法机构中仍是常见的，也是不违法的。而且，最严重的是行政机构时时利用权力干预司法活动。行政官员犯罪，如不经其上司的同意，法院就不能传其出庭。在对待政治犯的问题上，司法部门几乎无权干涉。根据行政命令即可将政治犯流放西伯利亚，或者长期监禁而不需法院审理。在这方面，宪兵队和保安警察握有极大的权力。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库页岛服苦役的矿山中和关押政治犯的土牢里，狱吏便是土皇帝，根本看不到法制的影子。此外，反动的报刊也在攻击新的司法制度。它们称陪审团是不伦不类的西方舶来品，律师则是潜在的颠复分子。

地方政府的改革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地方自治会的职权被限于教育、卫生、修路、救灾等项事务，没有其他的权力。即使这样，开展起活动来仍很困难。官方总是以行政权力阻挠地方自治会的活动，并不准自治会成员私下聚会讨论问题。地方自治会的经费也得不到保证，需要另外向居民征税，而这是不得人心的。而且也因没有行政力量为后盾，难以征到。

60 年代的改革在经济领域中最大的成就是废除了农奴制度，但却保留了过多的封建残余。在政治上颁布了新的司法制度和建立了地方自治会，然而因受到行政权力的干扰而成效甚微，特别是后续力量不足，难以为继。因此，直到 20 世纪初，改革的势头是在不断削弱的，而专制主义的倾向则在日趋强化。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现象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首先，俄国的经济落后和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社会结构，为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准备了社会基础。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工业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的条件还远不成熟。

其次，60 至 70 年代的改革还涉及到财政、军事等方面，但是更多地是表现在个别大臣的努力，整体上则是疲软的，不触及制度本身。

最后，地方政府改革虽不彻底，毕竟有了少许变化。然而，中央所有机构却原封未动。以沙皇专制为特征的整个官僚机构和官吏队伍完整保留下来，成了专制主义政治的中枢。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 60 年代改革的推行者。但是，他作为最高统治者，并没有使俄国改变其“强权即公理”的古老传统。他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只是为了巩固罗曼诺夫皇朝的统治和贵族政治，并没有看重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致力于改革的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大臣几乎都被他解除了职务，改为任命保守派执政。1881 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其子继位称亚历山大三世，在专制主义道路上比其父更为变本加厉。他公开宣布“相信君主专制的力量和真理”，而且将主张进行有限改革的内政大臣洛利斯-梅里柯夫免职，代之以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伊格纳切夫，不久又将以正统保守著称的教育大臣托尔斯泰调任内政大臣。一向俯首贴耳的捷里扬诺夫补上了教育大臣职位。这就是说，俄国既有一个专制主义的皇帝，又有一个专制主义的内阁。

在这个专制国家里，宫廷和官僚机构的开支是非常庞大的。当局昏庸涣散，贿赂公行，腐败之风极为严重。60 和 70 年代，财政大巨路特恩曾竭力整顿，压缩开支并从国外筹集贷款，一度使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并且准备改行硬币制度，造成外国投资的较好环境。但是，他的努力被 1877—1878 年的俄土战争破坏了。战争使国债大增，财政赤字明显上升。由于改革前的赋税制度仍在实行，直接税所依靠的依然是对农民征收的古老人头税，故而岁入无法保证。许多国家已经实行的更为先进的累进所得税制度，在这里被视为危险的异端，根本不予考虑。于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压在了对大众消费品征收的间接税之上，从而既阻碍经济的发展，又加深了贫富悬殊的状况。俄国人民的生活状况是悲惨的。据 1902 年对图拉省农民的调查，广大农民都居住在肮脏漏雨的茅屋里，以土豆为主食，少量吃些黑面包，以干粪作为燃料。极度的贫困使税收官也感到束手无策，欠缴的税款有增无已。19 世纪的最后 5 年，欠税额平均每年超过应缴额的 1/5。1885 年政府废除了人头税，但却未能建立新的赋税制度。它从保护主义的高关税中得到一些收入，又将国有土地上租地农的地租提高了将近一倍。此外就是依赖外国贷款。从经济和财政的角度来看，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在日趋走向没落。

政治上的高压政策是专制主义的突出表现。俄国境内的任何带有自由主义色彩和革命色彩的组织都是没有合法地位的，当然更谈不上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组织。一切反抗斗争都遭到残酷的镇压。1874 年民粹派发起的“到民间去”运动，很快遭到镇压，大批人被捕。1880 年 2 月恐怖分子要炸死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失败，沙皇政府便成立了最高执行委员会，加强了镇压活动。

1881 年 3 月亚历山大二世在又一次恐怖活动中果真被炸死后，新沙皇的镇压活动更加严厉了。当局将抓获的恐怖分子送上绞刑架或判处长期监禁及流放。内政大臣托尔斯泰在着手将地方自治会并入各级官僚机构，因引起强烈反对才停止下来。但是在 1890 年 6 月发布的法令中，扩大了省长和其他官员的权力，包括批准地方自治会的选举结果、人事任命以及对某些被认为是有损国家利益的决议暂停执行的权力。官员们藉此而肆意改动选举制度，竭力增加贵族代表当选的比例。1899 年托尔斯泰更在省以下的各级政府中设立了“地方长官”，由省长从贵族中遴选，只对中央负责。“地方长官”们成了当地的土皇帝，可以轻易否决农民村社大会的决议，不遵守司法制度，将治安官的权力攫为己有。

在宗教和教育政策上，专制主义的表现也很明显。东正教作为官方的宗教受到政府的保护，法律禁止东正教徒改信其他宗教。当局极力强调进行宗教教育，支持东正教最高会议设立了关于小学的教育管理机构。尽管教会小学的教育质量远比世俗学校低劣，但它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东正教还是当局压迫各非俄罗斯民族和非东正教徒的工具和精神支柱。在中学和大学，完全靠教会势力是很难控制的。政府以提高学费的办法试图只让上层子弟进入校门。1884 年还下令取消了大学的自治权。在犹太人居住地区，实行了“入学人数限制条款”，无理规定了犹太人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对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实行了由中央政府控制教育系统的政策，大力排挤那里已很有成绩的路德派教会学校，使当地文盲数量上升。

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政策是专制主义的又一种表现。沙皇政府对俄罗期帝国内部的各个非俄罗斯族居住地区，诸如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格鲁吉亚、阿尔明尼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以及西伯利亚的各民族地区等等，实行了沙文主义性质的反动民族政策。沙皇政府推行的是一种国内民族殖民政策。最着力推行的是强制俄罗斯化的政策。在各民族地区禁止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学校教育，禁止出版民族文字的出版物，禁演民族语言的戏剧等等，妄图实现大俄罗斯对所有民族的同化，而且采用十分暴虐的形式。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牢狱。

在对外政策方面，俄国在一段时期里曾苦于克里木战争后巴黎和约加给自己的限制性条款。但是，后来欧洲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和德意志帝国的成立，给俄国造成了有利的机会，使它得以在 1870 年

10 月宣布不再受巴黎和约的约束，并且在不久之后得到了各有关国家的承认。此后，俄国一方面在西方同列强周旋，力图提高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加紧在东方向中国、伊朗、土耳其和中亚地区扩张。沙皇俄国的扩张带有明显的军国主义性质。它的经济落后，无力在国际市场上同各先进国家竞争，因而更重视依靠武力进行扩张。与美、英、法相比，它更具有军事性的特点。吞并中亚各汗国，霸占中国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领土，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参加八国联军，挑起俄土战争，无一不是依靠它的武力。但是，在西方列强面前，它的武力却不是万能的。1878 年它在俄土战争中打败土耳其，并将圣斯特法诺条约强加给对方，从而既扩大了领土又建立起在巴尔干的优势之后，立即遭到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强烈反对，不得不退让。在随后召开的柏林会议上，圣斯特法诺和约被列强制定的柏林条约所代替，俄国又将既得果实吐出了很大一部分。这使俄国感到，欧洲的形势已不容许某个强国

单独地任意扩张。以俄国的实力，更难做到这一点。在列强角逐中，俄国必须根据形势参与周旋。于是，它开始修补因巴尔干危机而遭破裂的“三皇同盟”，于 1881 年同德、奥重新修好。后来，由于在巴尔干问题上与奥匈再次

发生矛盾，又由于俄国反对德国搞垮法国而过于强大，“三皇同盟”于 1887 年瓦解。同德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较之以往的同盟，意义要小多了。俄国同两个日耳曼人帝国关系的冷淡，给法国提供了机会。法国的财政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入手头拮据的沙皇政府，1888 年为 5 亿法郎，还销给它 50 万支步枪。

1889 年贷款增至 19 亿法郎。俄国在财政上对法国的依赖性，使它不能不同法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尽管它很厌恶法国实行的共和制度。1892 年它终于同法国签订了军事协约，次年生效。后来，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协约国军事集团。俄国从独自扩张到与列强结盟，虽然反映出它国力虚弱的一面，但又反映出它对外活动始终具有军事性的另一面。对内的专制主义和对外的军国主义是这个时期俄国政策的主要特征。

20 世纪初，俄国向东扩张的活动遭到巨大的挫折。1904—1905 年因同日本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而进行的日俄战争，不仅使沙皇政府因军事上的惨败而脸面丢尽，而且促发了国内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 1905 年革命。

俄国人民反抗沙皇专制的斗争从未因高压政策而停息。最先起来抨击专制主义的是知识分子。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影响在知识界和大学生中一直存在。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相当多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也颇受欢迎。改革后，非贵族出身的大学生日益增多，到 70 年代末已超过大学生

的半数。这就使知识分子成为反对沙皇专制的先锋。正是在他们当中，于 60 年代末兴起了一股主张通过农民村社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潮。他们认为农民具有“共产主义本能”，村社则是“社会主义胚胎和基础”。以此为杠杆，推翻专制，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给农民土地和自由，即可在“杰出”人物领导下实现社会主义。这股思潮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拉甫罗夫、米海洛夫期基、特卡乔夫等。1874 年他们发起“到民间去”运动，由此而得名“民粹派”。成百上千的青年知识分子跑到农村，宣传这一套说教。然而，没有文化的农民对此感到莫明其妙，并未表现出“共产主义本能”。结果是民粹派分子成批被警察抓获。于是，民粹派中的一部分人主张以恐怖行动进行报复。1876 年部分民粹派建立“土地与自由社”，三年后分裂为“土地平分社”（即“黑分社”）和“民意党”。“土地平分社”很快就在意见纷纭的不断辩论中瓦解，“民意党”则在热里雅波夫领导下走上恐怖主义道路。1881 年亚历山大二世被炸死一事即是他们所为。然而，招来的结局是新沙皇的更严厉的镇压。热里雅波夫等 5 人被绞死，民意党逐渐消失了。

这时，俄国工人运动已开始兴起，在 1875 年和 1878 年先后出现了“南方工人协会”、“北方工人协会”等早期工人组织。80 年代起，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俄国传播。1883 年由普列汉诺夫建立的“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它的主要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以及曾枪击过警官的查苏利奇，原来均属民粹派，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著有《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等许多著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90 年代，俄国出现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列宁便是在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

到这时为止，俄国的反抗运动仍然主要限于知识分子的范围，缺乏广泛

的社会基础。在民粹派运动受到镇压之后，知识界中具有激进主张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了。而民粹主义者仍固执地认为，农民的贫困根源于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是外来的、强加给俄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俄国正苦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足。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开创物质生产的高度繁荣，并且造成工业无产阶级的壮大。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开辟革命的前景。列宁在批判民粹主义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以周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使民粹主义的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说教黯然失色。1895 年根据列宁倡议组成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为行动，同工人运动结合了起来。协会成功地组织了 1896 年彼得堡纺织工人总罢工，参加

者达 3 万人。接着，不少城市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起而效仿。不同于民粹主义的新型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当西欧、北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稳定、发展、繁荣时期之时，俄国的社会矛盾正日趋尖锐，到了革命的前夜。列宁的学说和布尔什维克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1900 年在列宁主持下，出版了《火星报》，为建立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准备。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人参加了报纸编辑部的工作。他们被称为“火星派”。1903 年在火星派努力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2 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①。这个党不同于西欧的党，它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写入了自己的纲领。但是在确定党的章程时，代表们发生了严重分歧。以列宁为首的一派人主张建立集中的有严格纪律的党，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另一派人则反对。会议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但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列宁一派的人占有了多数。因此，这个党刚刚建立就分成了对立着的两派——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不久，就经受了革命的考验和洗礼。1905 年 1 月，革命爆发了。

1905 年革命是俄国不断尖锐化的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开始时，革命带

有明显的自发性，是由工人罢工引起的。1905 年 1 月 3 日（俄历，下同），

首都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的 1 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厂主开除工人。1

月 7 日形成了全市的总罢工，上百家企业的 15 万工人加入了斗争行列。1 月

9 日（星期日）大约 14 万工人及家属去冬宫和平请愿，恳请“仁慈的皇上” 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处境。对沙皇抱有很大幻想的工人没有料到，皇上并不“仁慈”。事先布置好的军队开枪向群众无情地射击，当场打死 1000 余人，伤

2000 多。这就是“一·九事件”，又称“流血星期日”，是 1905 年革命开始的标志。沙皇的子弹唤醒了工人，促使他们奋起投身于革命洪流中去。

事件发生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散发了《告人民书》，号召工人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彼得堡事件确实将全国工人胸中的积愤引发了出来。莫斯科、里加、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巴库等许多地方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一·九事件”后一个月，罢工人数就达到 44 万人。此后，斗争

的高潮迭起，范围也不断扩大。5 月 1 日全国约有 22 万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斗争具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工人们喊出了“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伊万诺沃-沃兹涅克斯克工业区的 7 万工人进行了长达两

① 1898 年几个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明斯克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大会未制定

党的纲领和章程，选出的 3 名中央委员又有 2 人被捕，故而实际上未能建党。

个半月的总罢工，并且组织了最早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时，农民开始卷入革命。夏天，欧俄 501 个县中有 104 个县发生了农民暴动。值得注意的是，士兵也加入了革命的行列。6 月间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铁甲舰水兵举行起义，一度控制了军舰。

从整体上看，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基本上是自发的，并没有事先的计划和组织。社会民主工党在革命爆发后作出很大努力，力图领导革命并将其引上胜利的道路。为制定指导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布尔什维克党于 1905 年 4 月在伦敦召开了代表大会，即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确定，当前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应是推翻沙皇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党应积极领导革命，即由无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为此，应建立工农联盟，孤立资产阶级，发动武装起义，打倒沙皇政府并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在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基础上转变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孟什维克没有参加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单独召开了代表会议。会议认为，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合作，争取建立议会民主制，待资本主义发达，工人占人口多数之时，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别提出的两种对立的主张，在实践中都未能成为革命的真正有效的指导原则。接受这些主张的，分别都是极少数人。在主体上，革命依然自发地进行着。

于 1894 年即皇位的尼古拉二世是个既缺乏政治家眼光又盲目自尊的人物。1904 年日俄战争开始时，他根本不把日本人看在眼里，不作准备便仓促开战。1905 年革命爆发后，他又以狂妄的眼光看待这些“暴民”，不以为意。但是，1905 年 5 月日本人在对马海峡将俄国海军打得惨败，沙皇政府不得不在 8 月同日本签订了丢脸的普茨茅斯条约。同时，国内的革命也已发展得令其不可收拾。这时，内外碰壁的尼古拉二世才同意了新任内政大臣布里根提出的召开国家杜马的意见，并于 8 月间公布。然而，这种毫无立法权，只起咨询作用的“布里根杜马”，就连稍有政治头脑的大臣都认为是个难以接受的傀儡式议会。革命群众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一致谴责，革命浪潮较前更汹涌了。于是发生了著名的 10 月总罢工。

10 月初，铁路工人加入了莫斯科罢工工人的行列，造成莫斯科—喀山铁

路停运。到 10 月中旬，出现了包括各行业的全国政治总罢工，参加者逾 200 万人。工厂停工，火车、轮船停运，饭馆、商店歇业，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全俄罗斯呈现出一种类似瘫痪的状态。

被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搞得惊恐万分的沙皇，紧急召见有着现实头脑的大臣维特商讨对策，决定作出实行宪政的重大让步。10 月 17 日发布了沙皇诏书，即俗称的 10 月 17 日宣言。诏书宣布国家将行立宪制度，成立有立法权的杜马，人民将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维特被任命为总理大臣。

资产阶级的温和派和自由派都欢迎 10 月诏书，但是又有疑虑。自由派成立了立宪民主党，但是拒绝了维特要他们参加联合政府的邀请。他们不相信维特能够真正实现诏书宣布的原则。大资产阶级温和派成立了十月党，但也不肯参加内阁，同声名狼藉的内政大臣杜尔诺沃为伍。社会民主工党和受其领导的彼得堡苏维埃，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党，都认为 10 月诏书表明沙皇政府已无力镇压革命，应该进一步加强革命的冲击力。11 月列宁从国外回来，准

备进行武装起义。这时，革命者对形势的估计似乎有些失误。一方面，激烈的号召使中产阶级同情者离开了斗争行列；另一方面也没有很大把握能得到下层群众的真正响应。当 11 月下旬内政大臣杜尔诺沃破坏首都苏维埃并在一周内将其委员全部逮捕入狱时，彼得堡工人并未热烈响应举行新的总罢工的号召，斗争高潮未能掀起。这就使莫斯科的 12 月武装起义处于孤立无援的境

地。这时 10 月总罢工的风潮已然过去，首都也已重新被控制在专制政府手中，莫斯科武装起义遭到镇压就是很难避免的了。随着莫斯科起义的失败，革命实际上已告结束。沙皇政府的讨伐队巡逻于全国各地，到处镇压革命者。在极短时期要重新掀起革命高潮已不可能。

随着政府地位的重新巩固，尼古拉二世已经为他在 10 月诏书中的许诺深感后悔了。他责备维特当初要他实行宪政的劝说，同时发布一些新的敕令，对即将召开的杜马给予种种限制，重申沙皇作为专制君主的地位和权力。于是，10 月诏书的立宪原则被抹掉了，1906 年 4 月 23 日即杜马召开前 4 天，维特也被免除了职务。

在革命肯定已进入低潮，专制主义重新得势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错误地决定抵制杜马，不参加合法的选举斗争。但结果并未能迎来期望中的新革命高潮，也失去了进入杜马的机会。在 1906 年 4 月 27 日开幕的第一届国家杜马中，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代表占了多数。农民代表也有很多席位。在他们的努力下，杜马声明要享有立法权并提出在有需要的地方没收地主庄园，给缺地农民分配土地。结果，尼古拉二世于 7 月解散了这届杜马。强硬坚持专制主义的斯托雷平被任命为总理大臣。斯托雷平无情地镇压一切反抗者，并建立了军事法庭。

1907 年 2 月，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幕。这次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竞选，

得到了 65 个席位。他们是杜马左翼代表中最激进的部分。立宪民主党已不占多数，但是和农民代表合起来仍然使整个左翼的力量明显超过右翼。农民代表继续要求分配土地，布尔什维克代表则提出实行土地国有化的主张。立宪民主党为避免杜马再遭解散，行事很注重法律的范围。布尔什维克代表对此十分不满，时常以革命高潮时期的口号来责备立宪民主党的活动。斯托雷平借机要求杜马明确谴责恐怖主义，遭到拒绝。1907 年 6 月 2 日他宣布社会民

主工党议员从事颠覆活动，将 65 名代表驱逐出杜马，并逮捕 16 人。6 月 3

日宣布了解散杜马的法令，是为“六三政变”。此次政变是 1905—1907 年革命终结的标志。

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了。但是，引起革命的那些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专制主义的胜利是暂时的。既然它未能在革命后解决或较大幅度地缓和这些矛盾，而且还在 1914 年卷入世界大战，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灾难，那末下一次革命风暴的来临就是不可避免的。1917 年 2 月，新的革命爆发，沙皇专制制度永远地退出了俄国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