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一、资产阶级各阶层

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工业资产阶级。那时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商人。资产阶级中有不同的阶层，处在最高层的大资产阶级主要由金融商人组成。金融资产阶级是在从事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而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才具有了进行金融活动的条件，从而步入了金融界。他们在包税、放债等活动中聚敛了更多财富，但是仍有很多人继续兼营工商业，是大企业公司的股东。由于这个阶层以包税、买国债券和放高利贷等为主要业务， 因而同封建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历史上形成的特点。早在等级君主制时期，王权就和市民阶级结成了联盟。市民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前身，以从事工商业为职。他们苦于各地方封建割据势力的压榨，又因割据状态而难以进行顺利的商业流通，很希望能实现国家真正的统一。因此，他们乐于从经济上支持中央王权。王权则十分需要市民阶级的经济支持，以便在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和建立中央集权的斗争中更具有实力。这种互相需要和互相利用， 使他们建立了实际上的联盟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封建主义表层下面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它们一样。王权和市民阶级的联盟发端于 10 世纪；这一联盟往往因冲突而破裂，破裂后又重新恢复， 并且越发巩固、越发强大，直到这一联盟帮助王权取得最后胜利，而王权则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为止”①。金融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朝的关系就是这种联盟的延续和发展。当然，其结局必然是由于王权对资产阶级奴役和掠夺而使联盟最后破裂并不再恢复。只要这个联盟还存在，金融资产阶级就会具有相当显赫的地位，并且处在整个资产阶级的代表者和领导者的位置上。在资产阶级各阶层眼里，情况就是如此；在贵族眼里情况也是如此。原因是大量贵族，包括名门显贵，都是债台高筑的，而他们的债权人便是金融商人。同时，那些金融巨子常常喜欢在其首都的贵族居住区修建华丽的住宅，其堂皇程度超过了勋贵们的府邸。这对贵族也是强烈的刺激。例如 18 世纪巴黎的

情况就是如此。而且，正如饶勒斯所形容的：“在接近 1789 年时，巴黎资产阶级是市内财产和生产与消费的最高主宰者”。这必然使贵族们对于那些腰缠万贯的金融商人产生一种混杂着仇视、气愤和羡慕的复杂心理。上述情况说明，金融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下就已是一些头面人物，具有一定声望。再加上与王室和贵族的传统关系，使他们对国家政治情况有更多了解。所以一旦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他们处于领导者的地位上是很自然的。

除去金融资产阶级之外，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大船主和在欧洲、非洲、美洲之间进行黑奴贸易的奴隶贩子们，也是大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这部分人虽然没有金融界那么高的社会地位，但在财富上则是极为富有的，非一般工商业资产阶级所可比拟。

中小类型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中占大多数。他们散布全国各地，虽然在财富上远远不敌金融界，但也是社会上的富有阶层。他们四处奔波，活跃在各地城乡市场之上，是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人们不仅在城市中随处可以看到他们在经营工场、商店以及旅馆、饭馆等服务性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453—454 页。

业，而且在农村也可以见到他们忙碌的身影。深入到农村中去的分散的手工工场都是他们办的，收获季节里到乡间收购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商人也大部由他们构成。他们还作为行商穿梭于各城镇、驿站之间。他们对于封建制度为工商业发展设置的种种障碍，有直接和切身的体会，因而在反封建斗争中成为比金融资产阶级更积极、更激进的力量。

整体说来，作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产阶级，无论是金融界的还是一般工商业界的资产阶级，都还属于早期的资产阶级，因而无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换句话说，他们还远不具备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尤其是工业化实现以后资产阶级的那种成熟性。在经济上他们要求自由，在政治上则要求平等，其目的全然是为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王权和特权，求得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他们是当时社会各阶级中唯一能够提出和制定反封建纲领并领导反封建斗争的阶级。但是，他们还不懂得怎样运用自由主义的原则去管理经济和治理国家。他们还保有许多旧的痕迹，在企业经营管理上常常使用封建家长制的方式， 在国家体制上也更喜欢保留君主制度。对于经济政策，他们追求保护主义； 对于宪政的理解，也主要立足于限制王权。所有这一切，都是时代决定的， 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