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的货币和价值制度

我们的讲价交易的周转的公式，向来不包括银行家在内。然而现代一切交易都需要银行家参加。甚至一般称为“货币流通”的“现金”支付，也只是从过银行提出现金，而不在银行里转移见票即付的值务。这种现金又“流” 入银行，偿付欠银行的债务。银行本身。如果缺少这种“流通中的货币”，就向联邦准备银行请求供给“货币”，因而减少它们在准备银行的存额。或者，如果流通的货币有多余，它俩就把自己的“现金”还枪准备银行，偿付对准备银行的债务，因而增加它们在准备银行的存额。

园此，一项买卖的交易中两个买户和两个卖户，他俩作全部的债务支付，不仅备人必须在自己来往的银行里有一个帐户，而且必须和银行家约定怎样取得支付手段，这种支付手段由那银行家自己创造，作为一种存款，以供进行交易。

这样，我们的一种完全的买卖的交易的公式必须有四个银行家，交易中的两个买户和两个卖户各有一个银行。这四个银行家是否实际上只是一个银行家，那泱有关系，因为浚有一个银行会把某一顾客的帐户的情况告诉任何其他顾客的。即使四个不同的银行通过票据交换所和联邦准备银行制度共同协作，它们的行动也不包括彼此交换关于顾客帐户上的消息，虽然银行棱查官经过宣誓保守秘密的手续，可以取得这种资料。因此，就交易中的四个参加者来说，他们每人备有一个分开的私人帐户，以及各人和他自己的银行有一种私人的谅解。

因此，从每一笔商业交易中可能产生各式各样的短期商业债务，不管是个人票据、商业承党票据、银行承兑票据或者其他票据。所有的票据有一点共同的事实，就是商品的出售造成一项商业债务，这种债务由银行家购进，而把他自己的存款债务卖给那商人。商业债务存在的期限从一天到九十天，一笔交易非到约期届满债务清偿时不算秸束。银行家在交换中创造“过期” 债务，因而是来取即付，其数额以商业债务经过贴现的未来价值为范围，这种存款是支票帐户，顾客立刻可以开发支票，偿付他因为购买原料和劳动所负担的债务。

因此，每一笔借贷交易创造它自己的货币。并没有一种“流动”的货币的基金，而是反复地创造、出售和偿付短期债务，其数额等于被让与的所有权的贴现价值。因此，以后将发生两种价值上的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出量的增加，由于加上了劳动的人量，以及贴现的值务接近到期时价值上的增加。

第一种价值的增加在各种商品市场上出现，例如铁矿的价格变成生铁的价格，然后变成辗钢、农业机器以及餐具刀叉的价格，由最终消费者购买。第二种增加在货币或债务市场上出现，在这里每一笔短期债务由于时间减短而价值增加，直到清偿为止。

每一笔借贷交易因此创造它自己的货币，国为银行家是积极的参加者。以往关于数量货币论和商品货币论的争辩，其关键在于自然的因果关系，根据这种关系，人们认为先发生的事情是后发生的事情的因，统计对这一点的证明或反证，在于说明货币数量上的变动是先于还是后于物价上的变动。可是，交易或预测的货币和物价学说，是一种讲预期物品的所有权的移棘的学说，不是讲物品的移转，因为物品以后才来，双方协议的价值是取得所有权

权利的价格，这种价格总是对最近的或遥远的将来的一种预测。这种因果关系在未来，不在过去或现在。米契尔的研究证明通常是价格的变动先来，后来才交货，然后货价的支付，①这符合所谓价格变动的“原因”在于共同的对未来的预测那种原理，甚至这种未来延长到超过偿付的义务到期的日子。因此适当的因果原理存在于无数的交易中，其中创造货币的银行家作为一个对交易的指导者参加活动。工程师是效率专家，企业家是稀少性专家，银行家却是未来性专家。

很难理解，以往的货币数量论和商品数量论怎样能适用于这种估值的程序，这种在转移经济量的所有权、转移作为货币的银行债务以及消灭商业债务代以新创造的银行债务的交易程序中的估值。确实，这些都是“数值”，可是货币的物质数量在哪里？那数值是一笔买卖的交易中双方同意的价格或价值的算术的说法。我们所有的不是若干数量的货币，而是一种可以变化的银行债务的“周转额”，它的总额每三十天或差不多这样的天数就谈判、创造、勾销、再重新开始一次，可是，在数值上随着预期的商品、服务和债务的价格和数量而奋不相同，这些商品、服务和值务的价值主要地决定以后所有权移转所造成的新债务的数值。在这种时候，物质的类比不适用——只有对周转率、迟滞量以及预测等等的统计的考察和实验才可能有效。交易的和预测的货币制度从所有权的估价开始，在这里每一个银行家的估价创造它自己的货币，供所有权的移转使用。

这种交易的货币论似乎包括并超过柯普兰为了否定数量货币论而论述的范围，柯普兰曾说明价格和贸易额（PT）在货币的数量和速率（MV）之前发生①。他在“交换方程式”的计算法中，说明“商品”只占支付的三分之二，其余那三分之一包括对“无形的东西”的支付，例如利息、股利、捐税、债券、股票等等。白于包括这些“无形的东西”，他得到这种结论，认为“大多数的时候，在因果关系上 PT 先于 MV。”

可是，如果我们用商品的双重意义——物资和所有权——来区别一种商品，那末，所有权的移转总是先于物资的生产。这种所有权和他们所提到的那些无形的东西完全是同样的“无形”，因为它们都是指望未来的有形的物资，由于现在所有权的转移，那些物查将被一方提供出来，归另一方取得。在现在的交易中被移转的，不是物资，而是可以要求未来物资所有权的现在权利。这种道理适用于商品的所有权，和适用于股利、利息、捐税、股票，和债券完全一样。它们都是期待未来的物资的所有权，不管是生产物品或消费物品。那“交换方程式”，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现在时间点上的交易中，总是一种所有权交换的方程式。就是在这里，在交易的谈判中，价格被规定出来，因为付出价格是为了换取所有权，不是为了换取物资。

恰巧柯普兰的“无形的东西”通常较多地指望到远距离的未来，或者是取得最后物资以前的中间交易，而商品的所有权期待在物资提出或消费以前的短期的未来。这使得测量所有权的移转和物查的出现之罔的时间距离，更加困难，但仍然必要。未来时间的长短不是充分的理由，可风用来区别商品的所有权和其他无形的东西的所有仅。它们全是未来，交换的方程式总是期

① 米契尔：《商业循环问题及其调整》，1927 年版，第 137 页。

① 柯普兰：《货币、贸易和物价——因果先后的测验》一文，载《经济学季刊》，1929 年第 43 期，第 648

页。

待未来的所有权的交换，而不是一种物资的交换。不管是在现在的时间或者最近的或遥远的未来。因此，我们应该总是预期 PT 先于 MV。

以上所述的一切，说明货币在现代的意义上是关于因交易而产生的债务的创造、可转让性及其解除的社会制度。如果偿付随即实行，不经过一段值得计量的时间，我们就称为现买或现卖，它和短期及长期债务有所不同，只因为省去了债务的可转让性那个中间阶段。因此，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是它的次要的职能——主要地是一种创造、转移和消灭债务的社会手段。

可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如果每一项借贷交易创造它自己的货币，那全部总额每三十天经过一次创造和消灭，货币的定义就应该从静态的数量的观念改变为动态的过程的观念。那过程是无数的买卖的交易，其中有银行家参加。

我们认为，如果用动词代替名词，可以把一种过程解说得比较正确。名词可能引起误会，因为它们给人静的数量的印象，而动名词适合于买卖的交易，这种交易实际就是定价、估值和造成负债的程序，它们创造、转移、消灭和再创造经济数量以及把它们作为价值来针量的货币。价格、价值、债务都是在双方的协议转移所议定的经济数量的时候连带决定的，如果不能算是真正创造；所有的变化，按时间的顺序合在一起来说，是一种用交易的手段进行定价、估值和造成负债的程序。

我们已经说明货币计量稀少性的大小，这种大小，在把一种经济数量的一个单位孤立起来单独计量时，就是它的价格。价格是任何东西的稀少性的尺度，无论是商品、股票、债券、服务或者甚至等待和冒险。

可是，稀少性只是结合在一起共同发生作用、从而构成价值的谷方面因素之一，每一方面必须加以测量，以便确定每一方面的变化性，因而确定那被估值的整个经济量的可变的数值。这种数值的大小以及和它相等的债务，对无形体的财产来说，不是单独一个可变数——价格——的数值，像我们如果对霍特里不充分研究就可能推论的那样，而是等于在交易中双方同意的总价值。这种价值和债务的数量，是现代短期和长期“资本”的数量，它需要分析。我们可以把它分析为九种或十种或者更多的能独立变化的可变的数值，每一种可以归结到，而且隐蔽在，每一项买卖的交易和每一项债务的货币计量总额里面。因为，如费希尔所说，“货币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从错综复杂中造成统一的计量标准。”①大部分这些可变的数值，我们可以称为：商品或者所经营的证券的稀少性，支付手段的稀少性，等待的稀少性，预期的时间经过，所冒的风险，商品的数量，商品的种类和质量，财产权利，以及讨价还价的能力。我们把这一国归结为三种可变因素——使用、稀少性和未来性。

因此，必须创立一种交易论的价值的定义，说明由这些不同的独立的可变因素所构成的价值，这样构成的价值，其数量将与按这种价值转移所有权而造成的债务本身的数量相等。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使用价值”无法比较和计量，因而丢开不谈，只研究交换价值，简称“价值”。可是，所谓“使用价值”，如果我们的意思和他们大概一样，是指人们认为有用的物品的客观的物质特性，那末，使用价值就不难测量，并且人们向来总加风测量，利用许多不同的物质计量制度，

① 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1906 年版，第 1 卷，第 15 页。

例如钢以吨计，糖以磅计，面包以个计，电力以瓩时计等等。而且又用越来越精细的“分极”制度来计量，从而标准化和区分质量上的差别。

这些物质的计量法的意义是每单位使用价值总是完全一样（减去折旧或陈废），不管它的稀少性方面发生什么变化。这物质的方面是使用价值的出产额，它和同一质量的物质单位的数目成正比例地变动，例如十亿蒲式耳小麦的使用价值十亿倍于一蒲式耳。因此，使用价值的三方面，在买卖的交易中所必须考虑的，是种类、等级、数量、折旧或陈废，用物质单位计量。

可是，稀少性价值变动的方向相反。它和数量戍反比例地变动。像门格尔所说的那样，丢开货币和财产不谈，稀少性是需要的数量和可有的数量之间的社会关系①，当然这是供求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说法。稀少性价值因此是两种可变量之间的关系，然而它们都不能客观地测量。那关系本身，以往古典经济学家用若干单位自然对人的阻力来计量，快乐主义经济学家用若干单位自然给人的递减的快乐来计量。可是，这些是人格化。从所有权出发的稀少性的尺度是价格。价格是“稀少性标签”，我的一个学生有过这样的说法。在这里我们所测量的——不是直接测量供求，也不是门格尔的需要的数量或者可有的数量——而是测量两者之间下断变化的关系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每一项买卖的交易中双方同意的价格里。有些类似我们测量热量的方法，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用水银的膨胀和收缩来测量。温度表是一种人造的工具，为了准确地测量热的影响，如同货币是一种人造的工具，为了准确地测量稀少性的影响。一种是机械，另一种是制度。机械测量一种机械的数量，制度测量一种所有权的数量。

可是，如同在一切计量的制度中一样，测量的工具必须具有和被测量的东西同样的大小或轻重，不管我们是直接测量那东西本身，或者只测量它的影响。“码”直接地测量长度。“磅”间接地测量重量，由于用相同的影响来比较。无论如何，创立一种人为的单位，总要使差别和变动能用数字的语言来计算和比较。对于稀少性也是这样。那人为的数量是支付手段，它的稀少性也是需要的数量和可有的数量之间的社会关系。所需要的数量是需要用它来支付。可有的数量是由政府、银行和企业机构的共同活动所供给。还有，我们不能直接地测量需要的数量和可有的数量。我们只能测量个别的买卖、信用和“资本”交易中两者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的影响。因此，价格是两种稀少性关系之间的一种关系，其中之一的货币，被区分为大小不同的单位金额，用来量度另一种稀少性关系。

在这一切测量数值上相对变化的方法中，我们可以像已经用过的那样，适当地使用原因和结果那种意志的名词，因为我们不是和复杂的宇宙总体发生关系，而是测量特殊因素的特殊变化，这些因素是根据限制性的和补充性的因素的原则，从宇宙总体中选择出来，为了指导和控制目前的人类行为。价格确实是稀少性的结果、原因和尺度，这在买卖或讨价还价的程序中

可以看出。在这里意志的程序是人们熟习的，并且认为当然。我们用两种计量方法，稀少性的计量法和数量的计量法。一种是稀少性价值的尺度，另一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小麦的价格是每蒲式耳一元。为了测量稀少性，我们自然地假设使用价值的数量不变，总是一蒲式耳。那末，和可以用来购买此项小麦的货币有关的小麦的稀少性，就随着元的数目多少而变化，那是它的

① 参阅本书上册，第 445 页，《门格尔、维塞尔、费希尔、费特》。

价格。可是，为了测量使用价值的数量，我们就自然地假设价格不变，从而丢开稀少性不管，那末，使用价值就随着蒲式耳的数目多少而变化。当我们把两者合并在一个数值里的时候，那是“价值”，含有它的两种可变数，稀少性价值或者价格，和使用价值或者物资的数量。

上面所讲的这种价值的意义，等于费希尔对价值和价格加以区别以后那种价值的意义所根据的原则。①在这方面，费特在关于“单位”的意义上对费希尔的批评，是测量法的理论本身原有的涵义。当一种被测量的东西具有两个或更多的可变因素时，能对其中一项因素单独进行测量的唯一方法，就是假设其他因素不变。那些其他可变因素并不消灭——它们仍然存在，不过它们的可变性被消除了。价格经双方同意以后，另外再协议按这种价格购进的数量。价格是单位量的价格，价值是按这种价格购进的若干单位量的总数。因此，在单位量的时候，显然价值和价格的意思是指同一数值。

可是，在“若干单位的总数”的时候，把总数的价值说成总数的价格，就违反习惯用法。一辆汽车的“价格”是一千元。这也是双方所同意的那汽车的“价值”。可是，如果是两辆汽车，那就有两个价格，两个价格的总数是两辆汽车的价值。同样的习惯适用于一所农场或者整个一家运行中的机构，作为一个单位来说。购买那农场或整个机构所付的“价格”也是那农场或机构的“价值”。可是，如果所买的是若干农场或机构的一种集合体，那就是集合体的“价值”，而不是“价格”。

价值和价格的这种区别之所以产生，不是仅仅因为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唯一区别是数量上的区别。那是因为“价值”是一种平面的或两面的概念

（省去未来性）——具有两种不同的因果关系，一种是稀少性价值或价格，决定于供求，另一种是在交易以后的劳动程序中被创造出来的使用价值的产量的多少。

同样的理论适用于可以相互代替的物品，在这里所有的单位完全相同。小麦的“价格”是由于假设使用价值的数量经常是一蒲式耳，不会变化，因而双方同意的供给和需求，或者价值的稀少性的一面。然而，只有对这一蒲式耳来说，价格和价值是相同的。可是，对一蒲式耳以上或者一批农作物全部来说，那另一面——使用价值，物质的一面——是可以变化的，对于这种单位的集合体，应该用的名词是价值。

因此，在买卖的程序中凡是定价和估值的时候，可以说有关各方总是明确地或者由于习惯而自然地测量价值的两面：用价格测量稀少性方面，假设一种习惯的或法定的使用价值单位，以及用这些物质的单位测量物质方面，假设一种双方同意的单位价格。两者的结合是估值，其结果（包括未来性折扣在内）是价值、“资本”以及和它等值的债务。

这是货币为什么是一种和商品不同的东西的一个原因。它是计量的标准。每一项交易必须用两种合法的计量单位——一种支付的单位和一种履行的单位。履行的单位用来表示交易中约定必须交货的商品的数量。支付的单位用来表示必须支付的商品的单位价格。两者的倍数是价值，等于交易所造成的两种债务。没有这些合法的计量单位，现代商业不能进行；如果要说明自从国王任意改变单位那种时代以来的商业，经济学家使用合法计量单位以外的东西，是不容许的。在家庭经济学里可以那样做，可是在商业经济学里

① 参阅本书上册，第 445 页，《门格尔、维塞尔、费希尔、费特》。

不能。这是一点，在这里“制度”经济学用它的业务规则替代心理的和劳动的经济学，因为计量单位是强迫性的制度，不是心理学或传奇式历史的幻想。

当费希尔用一蒲式耳小麦的说法来说明他对“数量、价格和价值”的分析时，我们理解这不过是说明需要有一种共同的单位作为价值的尺度，因为所有他的实际计量标准都是用货币单位。①

甚至在心理学的领域里，维塞尔也有这同样的情况。费希尔很可以引证维塞尔作为他自己的“新奇的建议”的一种“前例”。维塞尔的值得注意的“价值的反论”那一章②，正是费希尔的概念，不过他所根据的是随着物品的数量增多而递减的边际效用。然而，因为他的“边际效用”只是价格的人化，他的“价值的反论”也只是那普通的价值概念，所谓价值决定于两个可变数，价格和数量。既然价格，或者“边际效用”，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减少，那就是说总额的价值增涨，如果数量的增加超过价格的下落，总额的价值低减，如果价格下落的速度超过数量增加的速度。这是“价值反论”的一种公式，二百余年前就由格雷戈里·金用货币算出①，并且是人们在一切商业和统计中很明白的价格、数量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十九世纪的劳动和心理学说把经济学家引入幻想和魔术时，那是从金氏原来的商业意义的一种错误的演变，因而使费希尔到 1907 年还不得不说他的公式“有些不合于经济学上的习惯。” 它并没有不合于商业上或法律上的习惯，或者常识，或者金氏。

然而价值还有其他的意义。有一种意义是经济学家和大众习惯用法所需要的，因为货币的一般购买力不稳定。货币作为稀少性的尺度，不是一种稳定的单位，像码或蒲式耳作为数量的尺度那样。它可以说是像气压计，它所表示的气压必须按海拔高度的不同加以校正。货币上校正的方法是人们所熟悉的。就是把现在所有的物价按一种基数水平，例如 1860 或 1913 年的水平，加以折合。这种一般购买力的反比例，就叫做“货币的价值”，物价的均数上涨，就是币值降低，均数降低，就是币值上涨。

但这种价值的意义不是穆勒的“一般购买力”的意思，后者包括货币在内，作为属于同类的“可以购买的商品”之一，这种商品，一件东西的所有仅可以加以支配。它也不是所谓“价值可以用任何一种财富、财产或服务来表示，而任何东西的价格总是用货币表示，”②那种说法所包含的意思。这里“财富、财产或服务”大概包括货币在内，价格并不是属于不同种类的东西，而是财富或财产的价值的一种特殊状态。照这样来说，价值的意义和穆勒的意义相同，包括货币在内作为可以购买的商品之一。相反地，“货币的价值” 那个名词只是一个简略的名称，代表货币价格总额的反面，表示货币作为一种计量单位的不稳定的程度。这，我们可以称为购买力观点的价值的意义。

和交易的及购买力的价值的意义有密切关系可是又不相同的，是通常由“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这两个名词所表示的那种区别，像我们说实际所得或卖陈工资和名义所得或名义工资形成对照。这种实际价值的意义最接近穆勒把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意义，以及以“财富、财产或服务”为根据的价值的意义。可是，它在本质上不同，因为那些意义包括货币本身在内作为

① 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第 1 卷，第 14 页。

② 参阅本书上册，第 445 页，《门格尔、维塞尔、费希尔、费特》。

① 格雷格里·金：《英国商人》，见所著《自然和政治论丛》，1802 年再版。

② 费尔柴耳德，弗尼斯，巴克台著：《经济学基础》，1926 年版，第 1 卷，第 24 页。

可以购买的商品之一。而“实际价值”完全撇开货币作为属于不同种类的东西，因此是“名义的”，虽然在交易的和购买力的意义上它是“实际的”，和买、卖、债务以及资本的现代意义同样的“实际”。然而，农夫或工资劳动者想知道他所卖出的小麦或劳动究竟能换得多少他所买进的商品。他只有撇开货币价格才能够计算那种数量。古典派和效用论经济学家用劳动或快乐代替货币，真正所要排除的就是这种“名义价值”的意义。男代统计学实质上但不是实际上排除货币，它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货币是名义的，而是因为要达到一种不同的目的——测量财富分配上的变化，所用的工具是货币。价值和价格的其他意义，含有伦理的或心理的成分，例如“评估的价值”，

属于我们所谓谈判的心理，因为，如果在任何谈判中把它们变成可以计量的尺度，就是货币价值。把这一切都考虑在内，我们有三种不同的价值的意义，都是基于同一概念，认为货币和那种可以用货币买进卖出的东西有区别，它属于不同的种类。一种是交易的价值的意义，作为价格、数量和未来性折扣的倍数，因此和债务及“资本”等值。另一种是购买力的价值的意义，作为价格的总额。第三种是分配的价值的意义，作为实际价值，以货币和价格为财富分配的工具。在这儿种意义里全有那几项原则：稀少性，以价格为尺度；使用价值的数量，只物质单位为尺度；以及价值，作为价格和数量相乘的总额。

可是阶值还有其他一面的可变因素，以前所讲的已经包含这个意思，经济学用这第三方面——时间的长短——来运行。可是，在交易的估值程序里，时间总是未来时间。未来性在等待和获利（冒险）两方面发生作用。这两面都是折扣大小的问题，由于这种折扣，一个未来量的现在价值，在货币的数量上，总是小于假使在交易依法生效的现在时间和预期获得结果的时候之间没有一段距离时的价值。我们已经辨别了未来性的影响，作为利润折扣和利息折扣。两者都是变动很大的。假使两者之一达到百分之一百的折扣，现在价值就完全消灭，产业停顿。1929 年 7 月以后几乎所有的产业都缩小范围，其起因是利润折扣，不是利息折扣。

冒险和等待通过两种不同的时间的意义而发生作用，商品经济学家对这两种意义不如区别，这一点从他们不能辨别利润和利息中可以看出。一种是时间之点的重复，在这些时间点上预期某些事件会发生；另一种是两个时间点之间的距离，在这一段时期中利息产生。这是一种时间的“流动”和一种时间的“经过”的分别，往往辨别不清。预测是预期的风险，可是等待是预期的延迟，两者合在一起造成银行。未来性的这两面在事实上是分不开的，因为银行家也是预测家，可是两者在测量的标准上可以分开，甚至可以在银行家和其他企业家的分工中分开。

事实上，一切有价值的商品在空间上总是或多或少地有相当距离，在时间上或多或少地总是未来，像“欲望”或“需要”这种名词所表示的那样。到了不再需要的时候，像“满足”所表示的那样，它们已经越过现在的时间点进入过去。

在价值的这个未来性方面，显然有“隔着相当距离的行动”，这是心理的价值学说的根据。然而，经济学家对心理学的需要只有在未来性方面，如果他们理解“效用”和“反效用”是稀少性的人格化。因此，交易论的价值的定义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定义，因为它包含未来性。实际上，很显明，整个的价值概念是意志的而不是机械的，因为价值是对预期于未来的东西的现在

的估价，不管是立刻的、短期的或者远期的未来。这种心理的作用是意志统一一切的原则，这一原则把所有的可变因素结合在一起，既然意志本身的变化性很大，也许可以被指定为价值的另一种可变因素。可是，这是多余的，因为心理的变化性无法测量，而且不管它有什么影响，已经在各种未来性的测量标准的协助下，包括在谈判里面。

实际上，未来性必须根据主观的心理吗？是不是有一种它可以作为根据的“客观的”心理呢？不倚靠哲学的或理性主义的关于客观性的理论，有没有一种经济学上的对象，既是心理的又是客观的，但不是一种商品？它必须是那样的一种东西，不依靠从事于估值的个人的感觉或意志，就能把未来和现在结合起来。如果有这样一种东西，它能把未来和现在结合起来，并不依靠每项买卖的交易中个人的意志，那末，这种东西就符合客观性的真正意义。事物并不必须是物质的而后才可以是“客观的”。它只须不依赖任何个人的意志。理解了这一点以后，我们所说的那样东西就是集体行动，它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麦克劳德第一个主张这研究对象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财产。麦克劳德是用律师的职业语言在说话，律师为了本身职业上的用途，觉得把财产和财产权作为相同的东西就够了。然而，财产这个名词，为了适合经济学而加以分析，包含三种可以分开的概念，就是稀少性、未来性以及集体行动所造成的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不是预期会稀少的东西，都不是财产，凡是预期会稀少的东西，很快就由集体行动使它进入财产权的意义的范围。当预期的波长的稀少性引起关于使用权的冲突时，速空气也必须加以限额配给，归个人专用。

财产的这种稀少性一未来性方面，像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在美国对公用事业的估值中已经造成它自己的一种特殊的名称，就是“无形的财产”或“无形的价值”。无形的财产是取得预期的经济量的仅利，这种经济量的计算标准是作为从预期的商品或服务的销售中可以产生的价值；立法的行为，如果“不合理地”削减公用事业公司将来所取的价格，法院就认为是没收公司伪财产。它没收预期的稀少性价值。

这种“无形的财产”和麦克劳德的“无形体的财产”肯定不同。无形体的财产现在必须区别为一种债务——债权人（包括作为征税权威的国家在内）迫使债务人偿付一定数目货币的权利。可是，无形的财产是完全不同的各种预期，例如商誉、专利权、铁路的评价、继续营业的权利、可以参加某一种劳动市场的权利，它们的现在价值决定于在集体行动的控制下预期可以从未来交易中获得的数量和价格。因此，甚至无形体的财产可以用转让的方法变成“无形的财产”，因为债务现在有一种市场价值，债务的“价格”，它根据长期、短期和即期债务的不断变动的比较稀少性而上涨或下落。这种债务的市场价格是它的稀少性价值或价格，并且这种市场价格就是债务市场上的“无形的财产”，正如商品、服务或劳动的预期的价格是其他出卖者在其他市场上的无形的财产和无形的价值。它们的“无形”是它们的稀少性和未来性，这两项东西的预期是财产，它们的价值的尺度是价格，它们的“客观性”既是资本的现代意义，又是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不依赖个人意志，造成财产的权利。

因此，不管是有形体的财产、无形体的财产、或者无形的财产，财产的意义是四重的：有用性、稀少性、未来性以及集体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

自由和暴露等关系。它意味着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利。这是买卖的交易的定义。当财产被购买时，这些所有权的关系的全部或一部分就转移。所交换的不是物质的东西——那是一种劳动程序——不如说所转移的是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从心理学来说，这些是一种未来的预期的移转，然而这些预期在现在的买卖的交易中具有一种贴现价值。

麦克劳德错误地把无形体的财产叫做商品，离开有权利可以取得的未来的商品或货币，独立存在。他像一般的律师那样，没有把商誉及专利权那种无形的财产和债务那种无形体的财产区别开来，因为两者都是可以出售的。这种无形的财产，在可以转让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商品”。麦克劳德的双重错误起因于他的不正确的“时间”的概念。然而，如果像律师麦克劳德以及一切律师所知道的那样，财产极不过是一种制度上的方法，为了使未来的预期可以靠得住，从而把未来的商品、未来的价格风及未来的货币和现在接合起来，由于使别人将来不得不交货、付款或者不得干涉市场和价格——那末，财产杖就和商品本身同样是客观的，因为连商品也只是指未来的商品，而财产权是指其他的人在交货和付款方面的未来行为。其他的人的这些未来行为是客观的，不是因为它们是物质的商品，而是因为它们不依靠任何个人的意志。再说，财产仅像这样解释，不把一伴商品计算两次——一次作为商品，又一次作为对商品的权利——它们计算同一商品所有权的未来和现在。在时间的作用和客观性的意义方面作了这些修正以后，麦克劳德的基本

命题是对的。制度经济学和工程经济学及家庭经济学有别，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商品、不是劳动、也不是任何物质的东西——而是集体行动，它规定有关所有权的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的业务规则；这些是买卖当事人的现在的预期，认为社会将注意使他们买卖的价值由他们自己和别人在将来予以实现，无论是关于商品、劳动、货币或者任何况在人们预期会有未来用途和稀少性的东西。

这是价值的另一方面的可变因素——对于集体行动通过法庭、行政、评论会、委员会、以及发行钞票的中央银行所执行的习俗、法律、权利和自由将如何处理的预期。价值的这一方面的可变因素通常被人作为一种不变数，因为价值是一个名词，不是估值的程序。可是，不仅苏联证明它是可变的，而且美国法律史也证明它的变化性很大。我们不直接地加以测量——而是根据它在现在交易中对货币估值上的影响来测量。

因此，事实是我们并不买卖商品——我们买卖它们的价值，这些价值是经济量的货币计量，其对象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对未来的东西的法律上的控制的预期。这种法律上的控制是预期的集体行动。

经济学家自然地反对这种法律上的价值和价格的定义，认为是表面的。他所耍的是在它下面的真实。可是，真实是有的——那是人类所想望的一切“物品”的未来的真实。这种预期的真实跟着买卖的估值而来。需要经过两种步骤，一种法律的程序，要求付款、履行和不干涉；以及技术的程序，在所有人的命令下进行商品的制造、运输和交货。它们的估值成为人们熟悉的谈判心理，这种心理现在在估值的程序中进行业务，交易当事人预期在所希望的政府、产业和银行的稳定状态下，取得未来的具体真实。

通过价值协议进行合法控制权的买卖，是一种高度的心理程序，只有心理学的语言能予以解释，因为它的本质是未来性。可是，所需要的心理是劝说、强迫、命令、服从、恳求和争论的谈判心理，不是商品的快乐和痛苦。

一项交易的各当事人都有他自己的竞争者和对方面当事人的竞争者，并且受他的需要和选择机会的驱使。

这意味着初步的谈判，法律的分析把这种谈判归结为劝说或强迫、公平的或不公平的竞争、均等的或不均等的机会、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价格，这一切全受稀少性、预期以及当时当地的习惯上和法律上的准则的支配。后来假使劝说、公平、均等和合理这些条件不能获得满足，或者当事人完全置之不理，那代表集体的法庭就根据历史上著名的契约学说，解释谈判，认为其中含有一方出价和一方接受，这就造成一项债务，其数值决定于以上陈述的价值的各种因素。

这样，经济学上的价值的概念以及实际上现代“资本”的概念，和其他科学上的种种概念一样，超过几个历史阶段，最后才达到一种用数字表示的纯粹相对性的学说。它最初从通俗的原始的一种物质上客观的东西的概念开始；然后转变到一种非常主观的东西；然后加上未来时同的一面：然后接受了财产的概念，那是稀少性、未来性以及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的客观的等值物，这些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又是稀少性的集体的秸果和原因。然后，根据人们已经承认的计量单位，这些各方面的可变因素，或是直接或是间接地，由于它们的原因或结果，开始被结合起来，成为用数字表示的计量单位，表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不断变动的经济关系的不断变动的数值。这种程序中使用着三种计量单位系统：使用价值的物质计量单位，稀少性的货币计量单位，以及预期的风险和等待的货币计量单位。通过这些预期，人们作出综合的估值。

这九种或十种估值的因素以及和它们等值的债务可以归结为三项：稀少性，表现于三方面，商品的稀少性，支付手段的稀少性，等待的服务的稀少性；数量，表现在使用价值的种类、质量和数额上；未来时间表现在等待和冒险的折扣上，其中冒险再分为自然的风险、个人的风险和集体行动的风险。

因此我们作出一种交易论的价值以及和它等值的债务的定义，甚至适用于现代资本，这种价值由稀少性、使用和贴现折扣这些方面的可变因素构成，它们的联合的变化性被折合为贷款和帐上的借方记录。

这样我们从心理学过渡到有形体的、无形体的和无形的财产，这是现代的资本和资本主义。正当美国法院在创立无形财产的概念时，经济心理学家在创立一种相似的心理学。这一点在费特身上达到了最高峰。他的心理经济学具有无形财产的许多特质，可是，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它不能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平等的讨价还价能力或者合法程序那种制度的概念。这一切都包含在交易论的货币制度、货币的价值的意义以及社会的集体行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