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理想典型

作为教育的工具，理想的典型是一种理智的解释，用来合理地说明一种历史上的情况或制度、或者个人的内心或精神，使人们可以根据人类的动机来了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里所以需要这样一种工具，系由于“估价”。估价完全是一种情感的作用，各个人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也不同。它不仅仅是经济的估价，它受宗教、性别、爱国心的影响——实陈上它是德国人所谓“文化”的整个文明所引起的各种情感的整体——德文的“文化” 这个名词在英文里没有完全相当的同义语，因为我们把文明作为一种结构， 并不作为应该被人爱的东西。既然估价是这样一种内心的情感的作用，就不能把它弄成科学要求的那样，对一切个人都是一致的重复。可是，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为什么人们那样行动的理由，所必须研究的正是这种情感的作用。要进行这种研究，只有造成一种心像，不仅显示人们怎样行动，而且显示他们在所选择的特殊情况下为什么这样行动。这，我们称为“历史的意识”。

我们并不是说这种情感的作用不能被归纳为科学的一致性；可是它属于心理学的科学，具有它的教育的艺术，而不属于经济学，无论是历史学派的或者演绎学派的经济学。经济学建立在情感作用的基础上，正如它建立在法学、物理学、化学的基础上一样。当韦伯在情感作用上建立他的理想的典型时，他确实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可是他是建立一种教育和艺术的科学， 不是经济学的科学。

但是他的贡献格外重要，因为它使我们能把某些所谓经济理论不叫做经济学，而叫做教育学。因此是韦伯用这种理想典型的意义，正确地解释了门格尔的利己的情感，这种情感在供给增加的情况下发生作用。门格尔的“递减的效用”，连带着它的“精密的”边际效用的科学，从来不是精密的也不是一种实体，而且永远不能成为真实的或精密的科学。可是，它的确使我们了解为什么人们求取商品的行动，在商品多的时候不如在商品少的时候那样急切，因为它符合于我们自己在同样情况下情感变化的经验。因此，门格尔的公式不是经济科学，像门格尔自己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说，它是教育学，因为它是一种专门为了说明人类行为的某一方面的理想的典型。作为教育学上的例证，它是有用的；可是，既然它本身决不能起作用，就不能用在一种必须考虑一切因素的科学里。因此韦伯并不像历史学派那样，像希慕勒把它叫做漫画的时候那样，整个地否定门格尔的分析。虽然它是一种空想，

一种乌托邦，但是韦伯要保留它，完全因为它帮助我们了解人类行为的一方面，然而这一方面必须和其他方面结合起来，而后整个人类行为的科学的真实才能被人了解。它确实是一种有用的乌托邦，但是为了教育的目的。

可是，经济学的历史学派也有它的乌托邦——它的理想的典型。在这里， 我们应该说，韦伯也指责他们是教育学，不是经济学。历史学派构想一种文艺复兴的景象，只达·芬奇为典型，代表君士坦丁陷落以后进入欧洲的那种新精神；或者以使徒保罗为典型的一种早期基督教的景象。在这里，没有自私心的纯粹的上帝和人类之爱，渗入信徒的行为，是理想的典型。对当时罗马帝国的整个文明来说，这些和门格尔的“经济人”完全一样都是不真实的。可是，除非我们创立这些心象，从中世纪或者罗马帝国的一切其他现象中构成抽象的概念，我们不能了解文艺复兴或者早期基督教的精神。

这些教育的理想典型全是纯粹的乌托邦，纯粹的空想，可是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或者使别人了解我们正在研究的那种行为，它们恰恰是我们运用的工具；如果我们实际上想要把自己放在别人的地位，取得“历史的意识”，这种历史的意识，经济理论家必须具备，方能解释别人的经济行为，不仅是过去的行为，而且是在和他自己不同的情况下的行为。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机械体或者有机体的地位，来了解它为什么那样地行动，因为它没有像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不知道电有什么理由要打伤约翰·史密斯而不打伤莉莉·路。实陈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确实知道它没有理由，因为它没有情感。我们不知道一只母鸡能自己了解它为什么在鸭蛋上孵四个星期。实陈上我们知道它没有我们所能了解的那种价值的意识。可是，我们能了解富兰克林的目的，以及农人为什么把母鸡放在那里孵鸭蛋。那是他的“价值”的意识、他的心情、情感、目的、好奇心，受时间和地点的一切环境的影响。这是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在内）所特有的，自然科学里没有。这应该包括在社会科学里，否则社会科学就变成只是机械作用了。

然而我们认为它是教育学，不是经济学。因为，理想的典型，在这种意义下，是一种心理的工具，我们创造出来，以便了解为什么具有和自己一样的情感的人会采取那样的行动。在机械体和有机体的科学里，我们创造心理的工具，只是回答它们做了什么和做了多少以及我们可以预期它们做些什么。在人类行为的科学里，我们也这样做，可是我们更进一步——我们寻求价值、动机、情感、目的——总之，寻求“原因”和“精神”。换一句话说， 我们想要了解，不是仅仅要分类、测量和机械化。这是里克特对社会哲学的贡献，以及韦伯对制度经济学的贡献。

可是问题仍然存在。当我们在韦伯所谓了解的意义上想要了解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科学的范围以内呢？韦伯正确地说，“不是”，并且创立理想的典型作为一种乌托邦，目的肯定地在于明确他所以说“不是”的理由。如果是这样的话，理想的典型就不是一种科学的工具——而是一种教育学的工具。

现在必须说明，理想的典型因此不过是“人格化”的方法，这是败坏政治经济学的毒物。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在内心的情感的意义上来了解，我们就人格化。在其他科学里，这种人格化是占星学、炼金术、活力论。就是说， 占星家、炼金术士或者活力论者用他的感觉、意志、智慧、理性——总之， 用他的理想的典型——描写他自己，而不用观察到的运动，并且向为什么它们这样地动，而不是像天文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后来所问的那样仅仅问

他们怎样地动以及动了多少。

我们已经指出人们有系统地陈述科学的稀少性原则以前的两种人格化。李嘉图人格化了稀少性作为自然对人类劳动的抗拒。因此“劳动”成为稀少性的人格化，结果产生了一系列古怪的劳动学说，而不是稀少性学说，这些劳动学说的倡议者有马克思、蒲鲁东、庞·巴维克、克拉克、民粹党和缘背纸币党。他们想要消除货币这种科学的稀少性的尺度，它只告诉我们“怎样” 和“多少”；他们的理论根据是韦伯的乌托邦“为什么”——一种真正理想的典型，一种经济的占星学。

稀少性的另一种人格化是在戈森、门格尔、瓦尔拉和哲逢斯的效用递减论里，这种理论，韦伯正确地认为是乌托邦，用了理想的典型这个好听的名称。边沁运用跟商品的成本和收益有连带关系的痛苦和快乐的并行论那种理想的典型，人格化了经济学和伦理学，而这些其他的快乐主义炼金术士却借助于人们熟知的快乐递减和痛苦递增的感觉。可是，它终归是一种人格化， 表现为一种乌托邦的、稀少性关系的理想典型的形式，这种稀少性关系，我们实际上是用货币的稀少性尺度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