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机构

① 参阅本书下册，第 493 页，《政治》。

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原则的效率意义和稀少性意义完全不同，运行中的机构的意义是整体，管理的和买卖的交易都是它的构成部分。自从季嘉图讲农业上劳动的递减效率，或者杜阁讲一切产业中资本物品的递减效率以来，经济学家们已翘逐渐地意识到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原则所包含的部分一整体关系的道理。卡尔·门格尔在 1871 年①明确地提倡这种学说，提出了他的关于相互补充的物品的正式理论，那里面指出在整个一套土地、劳动和资本的配合中，缺少一项因素就会使其他的因素不能运用。这是边际生产力的效率的意义。可是它很容易地被变成了关于满足欲望的边际效用论。边际效用论是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学说的稀少性方面。这两种学说都是讲配合所需要的一切相互补充的因素，产生一种想望的秸果，要能够取得最大限度的使用价值或者最大限度的稀少性价值，并且这种配合的结果恰恰是各方面的边际单位相等。各项因素的主观效用随着它本身的供给增加而递减。如果供给太多，它所增加的主观效用小于加多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现在变成限制性因素）所可能取得的效用，它的主观效用就因而减少。

如果用价格代替价格的主观人格化那种效用的说法，这理论显然是对的。如果那些相互补充的因素之一价格下跌，这时候的趋势是买进较多的这种因素，可是，如果所生产出来的较多的数量因此变得和其他因素比例不恰当，从一切因素所得的全部净收入就可能减少。补救的办法是限制或者少买现有这种补充性因素，增加或者多买现有限制性因素。这样，就使得从每单位货币中所得到的边际增加量相等，因而使全部费用产生最大限度的净收入。这也是一种有名的和普遍的技术上的原则，叫做“最适宜的情况”或者“各项因素最好的配合”，或者一种“高明的组织”，用比较专门的字眼来说，这种方法是控制限制性因素，使所有的补充性因素可以产生最大限度的产出。

因此，具体表现在一个运行中的工厂的实际交易中的“效率一价值”的意义，是人们给予会变成限制性因素的东西的相对重要性，在现在的时间和地点控制这种因素，预期不仅要取得或保持对所想望的补充性因素的控制，而且要从整个机构中产生最大限度的产出。各项因素本身不断地在改变它们彼此的关系。现在是限制性因素的东西，被控制了以后，立刻就戍为补充性因素。然后另一种因素变成限制性因素，以便保持或扩大以前那个限制性因素所产生的结果（现在它是补充性因素）。

从客观的意义上来看这种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原则，或者，从意志的意义上来看关键的交易和一般的交易原则，可以就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部要旨，正如它是人类意志在有关取得对环境的控制的活动方面的全部要旨一样，因此这种学说是一种经济的意志论。在这方面，可以认为这种学说的特点是有三方面的应用，详细内容彼此大不相同，然而实际上分不开，就是，稀少性、效率和运行中的机构。稀少性和效率方面的应用，我们已经讨论过，认为会引起混淆，如果对稀少性方面和效率不加区别。那是运行中的工厂和运行中的营业的区别（我们发现法庭也混淆了这些区别），这两部分，在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大范围内共同合作，构成单独一个企业甚至整个国

① 阴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 年版；1923 年再版本第 23 页。

家的运行中的机构。①最好的运行中的工厂，是它的技术上的各项因素由管理的交易适当地加以配合的工厂；最好的运行中的营业，是它的购买和销售由买卖的交易适当地加以配合的营业；最好的运行中的机构是它的技术和营业两部分适当地配合的机构。最好的国家是那种国家，在它国内，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在个人之同和阶级之间分配得最好。技术的经济是效率：营业的经济是稀少性：运行中的机构的经济是技术和营业：国家的经济是政治经济。它们都是“关键的和一般的交易”的一种特殊情况。

技术的经济是一种“机器”，有别于自然的机械结构。因为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学说完全建立在厢意的原则上，甚至在控制环境的具体问题方面，是顾意的全部要旨。这种学说不适用于自然的机械结构，它们那里只有向心力和离心力，或者能量的不灭和浪费，没有任何对未来的目的或针划，因此没有任何限制性因素，控制了它们就可以决定未来事件。自然的机械结构，例如原子或宇宙，不懂什么稀少性、欲望、人口过剩、有限的资源、经济地使用、目的、未来性等等。因此，它没有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需要从中选择，需要决定履行、避免或者克制。它只是能力，只是像牛顿的运动定律、或者爱国斯但的时间与空间相对论、或者热力学、或者能量不灭论所解释的能力，然而，从人事观点来说，这些都是非常浪费的。

可是，当人的智力构成和运用一种机械结构时，那就不是机械结构，而是机器。机器是人的意志，通过语文、数字、习俗、度量衡等制度，一代一代地留传下来的。这里所有的因素——不是怀特海的自然机械结构的因素，而是人造机器的因素——变成限制性和补充性的，因为未来性、目的、经济、效率已经由人类的意志加到它们里面去了。现在的限制性因素是像杠杆、汽阴、电线或者汽油那种东西，当时整体的运转完全靠在它身上——这整体实际上是由所有的补充性因素构成的。如果司机的人具体地控制着限制性因素，掌握了适当的时间、地点和数量，如果他控制着一部对其他机器是限制性因素的机器，那末，他所有的就不只是机械秸构——而是机器，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运行中的工厂，作为一个整体。例如，在农场里，有时候也许钾肥是限制性因素，有时候也许是氮肥，有时候也许是人的劳动力，有时候也许是管理的能力，等等。这些都是“投人”，它们的最好的配合产生“最适宜的情况”，就是从一定的总投入中所获得的最大限度的产出，可以作为“效率”加以测量。而且，不像十八世纪的老派学说认为因与果相等，我们的限制性因素这种“因”，由人类采用以后，扩大所想望的“果”，远远超过自然所能做到的程度。加人土壤的少许钾肥扩大所有的因素的共同出产量，从每嗽一二蒲式耳增加到二十或三十蒲式耳。可是，这是人的意志，不是自然的“经济”。

在生物的机械结构中（从阿米巴到人），相当于机械秸构中的事象和业务机构中的交易的事物，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的重复和交互作用是有机体。这里是完全新的“生命与死亡”的科学，应该说是达尔文的伟大功绩，他创立了有机体的科学，没有从牛顿的机械结构的科学里借用任何比喻。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科学的原理，能够说明有机体起源于机械秸构。达尔文的问题因此是“物种的起源”，不是生命的起源。他的概念是一种新的概念，和机械秸构的概念没有承续的关系，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的概念。如果我们考

①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察达尔文的有机体概念的详细成分，就发现那不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生命”，而是“生命”如何行动的种种状态。“生命”如何行动的这些不同状态，是变化无常的种种举动，决定于一个本身能力有限的有机体和我们称为“有限的自然资源”的那个由各种机械结构和有机体组成的有限的坏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这些作用和反作用，我们不称为“生命”，而称为“稀少性原则”。它们是遗传、人口过剩、变异性、斗争、死亡以及最后那些当时适合于取得和使用有限自然资源的有机体的生存。这种有机体的概念和机械结构的概念完全不同，后者的基本原则“能量”可以表现为对压力、体积和时间三种成分的一种概括。牛顿和他的后继者解说“能量”的原则，作为机械桔构如何行动的方式：达尔文解说稀少性的原则，作为有机体如何行动的方式。

可是，尽管这样，达尔文辨别了“天然的淘汰”和“人为的淘汰”。人为淘汰对天然淘汰的关系类似机器对机械桔构的关系。其所只是“人为的”，完全因为那是目的、未来性、计划，注入了并且大大地控制着生存竞争。达尔文承认他所谓“天然淘汰”是一种错误的字眼，后悔自己用了暗比的方法。比较恰当的说法是盲目的淘汰，另一方面，人为的是有目的的淘汰。天然淘汰，是“适者”自然生存，那产生狼、蛇、毒物、有害的微生物：可是，人为淘汰把狼变为狗，天然的毒物变为药品，消除恶毒的微生物，繁殖有益的微生物。荷斯坦因的牛①，假使任听天然淘汰，不可能留存至今——她是人为淘汰所造成的一种特殊动物，为了它将来对人类有益。她实在不是怀特海的所谓有机的机械结构，而是人的有机的机器，从自然的稀少性原则中解脱出来，转入人类的私有财产制度。

但是，达尔文的天然淘汰论影响非常之大，当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接触到社会和文明问题时，达尔文的自然有机体的概念又通过类比成为他们对社会的概念，这种说法在斯潘塞手里达到最荒谬的程度。他说社会是一种“社会的有机体”，维持它继续活动的能量是食物、感觉、本能、感情、生理以及最后各种腺，这一切都根据天然淘汰的原则在发生作用；他忽略了那事实胜于雄辩的道理，实际上更恰当的比喻不是什么包括狼和蛇在内的自然的有机体，而是由人类有目的的改造过来的人为成分很高的狗或牛。

这里，当谈到目的的时候，像贾德②在批评和总结前人在各种社会科学上的工作时所指出的那样，就有另一种概念，制度主义，它和达尔丈的有机体也没有承续的关系，另有自己的原则，和牛顿的能量或者达尔文的稀少性都不同——它的这种原则，我们称为“愿意”。因为，我们检查一下那些构成制度主义概念的成分，就发现它们主要的特征是未来的预期，为了经济的目的，可以区别为未来性、习俗、主权、稀少性和效率。这些和那构成牛顿的根据能量原则的机械结构的压力、体积和时间完全不同，可是又以它们为基础。这些和那构戍达炽文的稀少性原则的遗传性、变异性、人口过剩、斗争、死亡和生存完全不同，可是又以它们为基础。

因此，引导经济理论经过机械秸构阶段和有机体阶段而达到运行中的机构阶段的，不完全是想像的比喻。这些运用比喻的理论，在相似的机能关系产生相似性这一点科学的意义上，甚至是类比方法的正确使用。可是那些类

① 产于荷兰北部，肉与乳均有名。——译者

② 贾德：《社会制度和个人》一章，《社会制度心理学》，1926 年版，第 56—77 页。

比范国太狭。它们不包括人类目的所带来的人为事物。因为它们变成了暗比。现代经济学用实事求是的方法使能量和稀少性这些原则服从那范回更大的愿意的原则，它的主要问题是把它们再会在一起作为一个运行的整体的组成部分。

因此，运行中的工厂，不是一种“机械桔构”，而是一种机器，从克服自然的阻力而生产使用价值的观点来看，计算人力人量对使用价值出量的比率，和计算水力人量对电力出量，所用的方法相同。这是运行中的机构的效率方面，也就是工程经济学家认为是整体的那一面。它是机器作用，不是机械作用。

同样地，运行中的营业类似一种有机体，因为稀少性原则在它的全部交易中普通存在。这种原则采取冲突、变化、竞争、生存的形式，可是也采取伦理、财产和公道的形式，像休谟指出的那样。因此它是人为淘汰，不是天然淘汰。

这是因为运行中的机构接触到效率和稀少性这两种原则的特殊方式，是通过未来性原则的许多方面，这许多方面合在一起来说，就是“愿意”的原则。实际上把这些各别的领域分开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思想上却必须用它们自己的术语把它们分开，像达尔文对有机体以及牛顿对机械桔构那样；并且实际上斯密的分工先把它分开，然后方可能在思想上和事实上把它们在运行中的机构的机能的程序中结合起来。一切有机体都是机械秸构，可是加上了稀少性。一切机构是有机体和机械结构，可是加上了目的。正是这种加上去的目的成为一般的原则，需要在它自己的范围内用它自己的术语加以说明并使其实现，结果所加上的目的是主要的，机械结构和有机体的原则本身成为附属的并且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在它们的改变了的形式中还是必要的。这种在思想上和事实上分开然后在整体的概念中重行结合的方式，适用

于各种交易，这些交易的预期的有规则的重复就是那运行中的机构。管理的交易有关机构的机械结构和效率；买卖的交易在整个机构中到处有关稀少性原则：行政的、立法的和司法的处置，由于规定利益和负担的限额，使各成员服从整体，有关机构的统一和继续存在。这些交易，因为稀少性原则在它们当中普遍存在，和达尔文在有机体中发现的一些因素有许多奇妙的类似的情况。习俗——交易的重复——类似遗传：交易的重复和增多起因于人口的压力；它们的变异性显而易见，由于变异性而发生习俗和适者生存方面的变化。可是在这里适者生存是“人为淘汰”，人们选择有益的习俗而惩罚有害的习俗，这种人为的事物完全是表现于行动的人类意志，它把机械结构变为机器，把有生命的有机体变为制度化的头脑或智力，把无组织的习俗式习惯变为有规则的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

因为人的头脑不只是一种有生命的有机体。作为有机体，它不过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脑。这种脑，在未“制度化”从前，仅仅是动物有机体的一个部分。它在制度化以后，活动的范围就扩大，我们称为思想和意志。它的最初的制度是符号、单字、数字、语言、书法，我们称为字与数的语言。这是个人的一种习惯，也是从世世代代的个人手里留传下来的一种强制性的习俗—

—简单地说，是一种制度。人类的其他一些制度是火、工具、机器、家庭、政府等，这些制度的永久不断的重复（根据人为的、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适当配合的原则），我们称为运行中的机构。

因此，人不只是有机体——他是制度作用，只有制度他的头脑才可能造

成经济活动的那个值得注意的时间尺度，我们称为“未来性”。未来性是有关制度的——与世隔绝的婴儿和成人，像禽兽一样，对未来事物一定懂得很少或者完全不懂。有机体的头脑像这样通过制度作用而扩展到遥远的未来时间，和它的扩展到遥远的空间是分不开的。头脑或智力活动的这两种制度他的扩展，使产业上和政治组织上高度发达的现代运行中的机构可能实现，这些机构对仕界范围及未出世的后代发出命令。

至于“时间”，机械结构的能量在运行中完全和时间的经过没有关系，产出的测量标准中所采用的时间因素完全是人类头脑的外在作用，不是机械结构本身内在的东西。时间概念完全是制度化的头脑构想出来的。

可是，稀少性根本是对有机体本身的一个时间经过的问题，因为，即使在最低等的有机体方面，从努力取得有限的食物供给中的一份到这一份食物产生了欲望的满足，其间总有一段间隔。这是未来性的根源。在动物中这种间隔的时间那样短，以致对欲望刺激的反应很适当地被认为是本能的。本能的努力起源于遗传和稀少性，可是努力和满足之间的时间间隔那样短，以致用机械作比，那种反应被说成是自动的或直接的。可是严格地自动或直接的反应，不经过时间间隔，只有机械结构是这样，因为机械结构不经过什么欲望或努力，也不经过努力和满足之间的时间间隔。它们的能量只管继续流出，不管是否有必要辨别那些满足欲望的和不满足欲望的、或者必须避免的外在事物。

因此，在有机体中也有对不同对象进行选择的根源，而机械结构不选择。再说，这时间的间隔当然是现在和未来的间隔——作为反应的现在行动和产生刺激的未来满足之间的间隔。可是那种间隔极短，能够由遗传性和本能作为桥梁把两面速接起来，不需要理性和社会制度的帮助。那是本能的时间，不是制度的时间。

因此，在那伴随着有生命的有机体一同在世界上出现的稀少性原则中，就有我们后来称为“愿意”原则的那一切事物的萌芽。也许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制度的科学和有机体的科学有承续关系，后者人们还没有充分了解，例如对于把无生命的物质变成有生命的肉的新陈代谢。然而，在制度的预期所产生的现在活动的未来性方面，人类有机体把未来事件变成现在的行动。从生理学来说，我们不知道这是怎样实现的。我们所说的关于“时间”的一切，对“空间”也适用。只有制度他的头脑能以全世界为活动范围，他们用运行中的机构和机器为工具。

扩展到未来的时同和遥远的空间，差不多永远不断和无处不在：在这两方面，运行中的机构不只是机械结构，也不只是有机体。就是平常人日常所说的和法庭所采纳的东西——一种很珍贵的运行中的机构，它使人们对有利盆的交易的预期可以实现，并且耍求人们忠诚、爱国和以身作则。

我们以前提到过所谓“行为主义心理学”在翘济学就中应该占有的切合实际的地位，如果把行为分析为实行、避免和克制。这三者是“行动中的意志”的三方面，它们把法律和经济学结合起来。原来用“行为主义”这个名词的那些人，以纯粹个人主义的方式，把个人看成一种生理学上和解剖学上的机械结构①。可是，在经济学里，个人是交易中的参加者，是运行中的机构的成员。在这里跟我们有关系的，不是他的生理、他的“腺”和“脑型”—

① 例如，沃森：《行为主义》，1924 年版。

—而是他作为一个整个的人，是否实行、克制或避免。近来的“行为主义” 在儿童心理学和广告术上做了不少工作，可是在运行中的机构的行为主义上贡献不多。在这里，意志意味着个人的和集体的行动，表现在三个物质的和经济的方面——实行、避免、克制——这种行为，任何自然科学里都没有，在生物学里仅仅有一些最初的根源，但是可以用它本身特有的说法加以分析和测量，像电力或重力那样。

自然科学摆脱了隐喻的实体，像“力”或“能”之类，不是由于否定那种观念，而是由于把它从未经分析的灵魂、精神和实体改变为可以变化的运动量。意志也是这样。我们避免空谈意志，不是由于加以否定，而是由于分析和测量它的运动，“行为主义者”因为意志是“形而上的”而避免只讲意志的时候，他们从意志的外在行为跳到新陈代谢的内在行为，自从为在意志作为一种行为和生理作为另一种假定类似的行为之间；没有留下形而上的缺陷。可是实际上，有一种没法解决的缺陷。它们两者不相连接。只有利用形而上学——或者不如说是用隐喻——那缺陷才可能弥补。根据其他各种科学的教训，这种利用隐喻的跳法是不应该用的。我们应该说，对于个人意志。应该就它的行为的备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让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去处理那有机体的内脏，作为另一个整体。

可是，为了我们现在的目的，我们且不管生理学和解剖学——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且不管心理这一种主观性怎样进入或走出生理学上的身体部另一种主观性——让我们来分析那结果合成的整体实际所做的事，这整体就是意志。它实行、避免、克制，作为一个整个的有机体，而且是和其他的意志联合起来这样做，通过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预期取得共同造成的结果。因此，作为整个的机构在行动（通过实行、克制和避免），个人意志是各个人之间行为上的联系，它结合所有的个别意志的运用，这种运用的方式我们称为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的运行法则——表现为机会、竞争、权力或能力、权利、义务、自由、暴露、使用、效率、稀少性、预期——由一个总的原则把它们全部联合在一起，这个原则我们称为愿意的原则。

在这种人类行为的分析中，时间和运动的概念完全不同于一切其他科学中时间和运动的概念。我们曾说过，麦克劳德所有的谬误理论都由于一个根本缺点——他的“时间”概念。我们以后还要指出凡勃仑的谬误理论是由于他不能分析“时间”。很不合理，麦克劳德有“未来时间”的概念，而没有 “运动”或“运行”的概念。我们利用物质的类比，把运行描写为“时间之流”。从数学的观点来说，时间之流是一种时间的零点——现在，向前移动着，没有实体，因此是不实在的，介于即将到来的“未来”和正在退出的“过去”之间。这种概念麦克劳德没有，虽然在一个问题上他曾用“零”代表现在。可是，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说，现在是时间的一瞬间，像皮亚斯描写的一样，对过去和对未来两方面的界限都不是那样的清楚。“过去”是记忆，“现在”是感觉，“未来”是预期。它们在现在的时间点上都一起存在于心里，像调子里的音，这种现在的时间点不是“零”，而是现在的事件，就是现在的交易。这样皮亚斯把休谟的怀疑主义变成了实用主义，数学变成了愿意。这种实用主义的时间概念，使我们可能对未来时间的各种可以测量的长

度作出分别，符合于习惯用法。“现在”是“立刻的未来”，在制度上可以用秒、分或许一二小时来计量，可是时间的间隔那样短，实际上没有什么等待或冒险的感觉。短期的未来，从证券市场上的“一夜贷款”利率到通常商

业贷款的三十天、四十天、或九十天的期限，在这里等待的时期相当长，因此加以计量。长期的未来是任何超过短期未来的持续期间。这些分别不是随意决定的，而是习惯的分法，因此在一种实事求是的对行为的研究中更加有用。麦克劳德假设时间总是客观的，具体表现为他的可销售的商品的一个方面——债务，因此它以一段一段的时间出现，随着债务的期限而变化，像使用价值或稀少性价值一样。可是，时间完全是制度性的。机械结构和有机体完全不知道时间。时间在预期中出现，预期支配现在的行为，随着各种人的不同习俗以及同一种人在不同交易中的情况而发生不同的影响。最精确的对未来时间的测量是债务市场对短期和长期未来性的测量。可是，在消费过程中，在游戏、体育运动、工作和其他日常事件的过程中，支配活动的是对“立刻的未来”的预期，时间的间隔那样短促，以致不值得测量。

因此，“时间之流”，从客观来说，是“瞬间”的“移动”；从主观来说，它是“瞬间”的记忆、感觉和预期的连续，以及有生命的躯体的生理上的新陈代谢。既然我们只有靠动物本身的行动才可能知道这些主观的运动，时间之流就是个人的行为，表现在它的实行、避免、克制各方面。因此，我们有一种运动——个人的实行、避免、克制——介于其他两种运动之间并且加以接合——外在的宇宙的运动，包括其他的人在内，以及伴随着记忆、感觉和预期的那种内在的生理的运动。这种人类行为之流，作为一个整体，介于外在的、宇宙和其他人等的运动之流以及内在的、难以理解地总有记忆、感觉和预期伴随着的生理的运动之间，我们在经济学里称为“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由“愿意”的原则予以推动。它是“人类的时间之流”，趋向于未来，以它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学说，既不是唯物主义的商品论，也不是主观的感觉论或生理论，而是一种关于从未来效果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的意志论。

至于古典派和快乐主义经济学家，我们需要作同样的解说。我们从“未来”来看，把行动中的意志分析为实行、避免和克制，实在浅显得很，可是最靠近的东西总是最后才研究到。这种分析摆脱过分简单化的方法，那种方法只选择意志的一项特质——由痛苦、快乐或者递减的效用暗比地使它和商品发生关系的一种特质，并且根据那比喻建立一种数理的经济理论体系。可是，个人意志是一个整体，有它自己的人格，通过交易并且在种种机构的范围以内活动，这些机构又是协作行动的其他整体。

因此，交易论的意志的分析使我们可能有一种经济学说，避免那种一面是伦理学和法律另一面是经济学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从斯密和边沁就开始），因为它在“愿意”这一个概念里结合了有关实行、避免和克制的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的伦理上和法律上的关系，运用经济的分析，把“价值” 和“估值”分析为“未来的”经过折扣的冒险价值和稀少性价值。

这些预先的解说，使我们可能把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原则，应用在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上，作为法律的和经济的因素。所以能这样应用，是由于稀少性和未来性这两种原则。对于那个要为自己取得利益的个人，限制性因素是当时和当地他自己或者别人的特殊行为，这种行为会影响别人的补充性的行为。在一件法律诉讼中，限制性因素可能有时是法官，有时是陪审员、有时是郡长。在一个制造机构里，限制性因素可能是技工、监工、厂长、甚至打杂的工人，通过命令和服从的管理的交易，取得对他的控制，可以决定全部交易的总成绩。这种控制的结果是“运行中的工厂”作为一个整体，

具有可以测量的结果——效率。通过这些控制个人行为的社会关系，由集体控制的制裁为后盾，一种命令别人服从的权利可能成为限制性因素，作为一种可以立即进行控诉的“行动权”。

以上所讲的这些“效率”关系和“稀少性”关系是分不开的，因为这里的问题有关在需要的时候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是丰裕还是稀少，因而也有关为了取得这些因素所必须付出的价格或捐税。效率和稀少性在分析研究中可以分开，在实际上却是分不开的，因为它们在机能上相互影响，共同构成那运行中的机构。开动一辆汽车所需要的汽油数量，经营一所工厂所需要的技工或监工人数、或者办理一个法庭所需要的法官人数，在思想上可以和价格、工资或薪俸分开，但是在实际上升不开。

因此，就人类意志为了一种目的而努力处理问题来说，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原则在一切科学中普遍出现。某些因素和其他因素比较起来在供给的数量上是有限的，这些因素就披认为重要。所有的因素在预期中必须存在，可是在行动中只有那些被认为限制性的因素存在。就行动上来说，补充性因素是在未来。如果靠得住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能有，人们就不加注意。它们在机构里处于一般的交易的地位。这样，一个人的“权利”现在存在，并且他“有权利”，可是在亿万的交易中它们只是一般性的，不是关键性的。如果它们是靠得住的，那就在亿万次交易中难得有一次成为限制性因素。如果是靠不住的，那就把其他一切都丢开，出动主力来控制那限制性因素。

限制的或关键的和补充的或一般的因素和交易，用效率、稀少性和未来性可以加以测量，这种学说似乎包含了形而上学的“本质”和“存在”问题中所有的一切。本质是补充性因素的靠得住的预期，而存在是限制性因素的不稳定的状态，对这种限制性因素的控制，可以决定其他因素的稳定。然而，柏拉图的所谓“本质”距离这些预期还很远，因为那是永恒的存在，人们从来不预期它具体化，它对现实的关系是作为一种永恒的整体，和它的不断变动的各部分完全分开。可是，在现代的意义上，“本质”是一种外界存在的东西，甚至是一种“绝对”，它在等待，到时候将要来到下界，被体现在真实的行为里。如果是这样的意思，“本质”就不过是补充性因素的预期。这种用“本质”替代单钝的预期，似乎在康德的“纯理性”、山达亚那的“纯本质”以及新康德派对“本质”和“存在”的区别中，都是这样。麦克劳德和法律家的“自然权利”似乎也是一种类似的先在的本质，等待着在实际交易中被发现为一种存在物。

可是，如果我们研究这些不存在物在实际的交易程序中的意义，就会发现本质或者抽象只是一种预期的在需要的时候会重复的相似性。它不是一种先前存在的永恒的绝对或者外界的不存在物降落下来，具体表现出来。它是未来性具体表现在现在的价值和估价中，构成一种现在的预期。实际上，它是一种很真实的预期，然而没有人注意它，因为它是靠得住的，如同空气是一种真实的预期，没有人注意它，除非它变得太热、太冷、或者太稀少。

因此，凱尔森正确地认为法律上的关系的“本质”在于“行动的事实” 和官吏的“执行”这两项，他否认权利、义务、能力、责任等名词从纯粹法的意义来说，是“法律”名词。它们表示社会的或伦理的关系，不是法律的关系。凱尔森在这种分析里提供了很正确的和很有启发性的见解，可是我们通过实用主义的未来性学说以及经济的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学说，得到相同的结果。麦克劳德的现在存在的抽象权利成为一种对凯尔森的所谓法律

强制的预期，这种法律的强制表现于“诉讼权”，必要时可以提起诉讼，取得有权利向另一个人索取的商品、服务或者钱。假设我们预期一种已经确立的法律制度可以继续实行，法律关系的“本质”不过是预期官吏在强迫公民服从法律的强制的交易中将重复同样的行动。如果预期是这样，在无数的交易中，那不是人们现在认为是价值所依赖的限制性因素。限制性因素是双方私人的直接行为——他们约定的事物，经济物品的种类、质量、数量等等，根据个别交易的情况而定。预期的官方行为的相同，在任何现在价值的估计中，具有很大的决定性，可是在交易行动的时候，它不是限制性因素，只要对它的预期是靠得住的。法庭的判决引起价值上的重大变化，并引起价值的重大移转，从某些个人和阶级转移到另一些个人和阶级。这样造成的各种预期，就叫做权利、义务、自由、暴露。实陈上，这些是社会的和经济的预期，它们的基础是公民（个别地或集体地）在控制立法、司法和行政当局的行为方面的政治权力。这不是柏拉图主义、或者新康德主义、或者绝对论——这是分析的实用主义。

本质和存在的调和一致，在实用主义的未来性学说里实现。权利和价值现在存在，就在这行动的时刻，可是它们作为未来事物而存在。它们构成一种预期的状态。法律上的能力，如果不行使，不是现在在行动中存在，可是它的确只有保障的预期的状态存在着，这完全是一样，甚至更好。它是未来的行为，它的现在的预期叫做权利。法律上的能力是未来本身，“权利”是它的未来事物。价值是用权利可以取得的未来的有限数量的物品的现在的预期。

这些不是抽象——它们是预期——集体行动的预期。这些权利、价值和能力全是在现在的时间存在，可是它们只作为现在的预期状态而存在，准备在需要的时候被“体现”在交易里。这些心理的预期是洛克的“观念”以及柏拉图和康德的“本质”，不受时间的限制，因此它们是怀特海的“永恒的”、“超时间的”原则和概念。可是具体地、从实用观点和时间观点来说，它们作为限制性的或者补充性的因素在行动的时刻存在。甚至在这时候补充性因素还是只作为未来事物而存在——然而未来事物是人类据以行动的唯一“对象”。它们是皮亚斯的“真实”，它们的“本质”是未来时间，它们的现在的“存在”是“预期”或者所处的“状态”，它们的现在的外在现实是交易之流和运行中的机构。

这些未来性学说以及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学说，正是经济学家对休谟时代以来哲学家的形而上的问题的答案。休谟在柏克莱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当时对物体的感觉，我们从身体的感官上不知道我们的许多感觉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我们的感觉从而发生的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休谟以后的一百五十年中，所有的哲学的不变的主题始终只是给这些关系确定一种适当的状态，最显著的解决是康德的《先验感性论》。可是他的答案把一个只由事物之间的关系组成的绝对的世界和只由经验组成的经验主义的世界分开。后来在詹姆士的《极端经验论》里——皮亚斯的实用主义的引伸——所有以前从司图亚特、霍季森和皮亚斯以来的经验论的学说，彼发展为一种心理学，在这种心理学里面，内在的“已知”和外在的“已知”是同一机能作用的两面，因此不仅感觉和被感觉的对象是同一的，而且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反应和那关系的感觉也是同一的。在最近的形态心理学里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德国复制品。这些经验论、理性

主义、实在论、实用主义、形态论等等不同的哲学和心理学，在关于意志的根本性质方面，不管结果怎样，经济学上关于意志的学说显然总是一种环境的或者制度的意志，在这里人们通过经验教训直接地知道或者预期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在这里杜威的心理学差不多最适合情况。人类意志体验各项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因素本身，否则它不可能知道怎样控制关键的因素，从而取得遥远的结果，这种关键因素又能影响其他因素：机器和制度确实产生了巨大的成果，比个人所能取得的成果大得多。

实陈上，人类智慧从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关系中推论出因果关系的观念。由于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数量、适当的地点上控制限制性因素，人类意志控制了其他的因素，结果就是一种运转的机器、运行中的营业、运行中的机构。这种控制有一个含义广泛的综合的名称，“及时”。实际上， “及时”是从经验中学来，并且是那适宜的感觉的一部分，这种感觉不能由单纯的理智产生。它提供了艺术和科学的区别，抽象的“愿意”的概念和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采取行动的“具体意志”的概念的区别。科学家或哲学家可以埋头研究抽象的概念，不管“时间”，可是事务家必须注意及时。“因”与“果”已经被人们恰当地从自然科学里排除出去，代以各种方程式。数理经济学家也想把因果从经济学里排除出去。可是，因果是经济学和它的愿意原则的重要成分，这种原则及时地控制现在的限制性因素，从而实现未来的目的。

因此我们有一种经济的“意志”概念——行动中的意志，受目的和预期的指导。约翰·穆勒所陈述的因果论和布莱德雷所陈述的绝对论①都体现在经济学的意志论里，意志控制着限制性因素，为了给大家扩大未来的产出，或者为了给自己取得较大的收入，而同时减少别人的收入，或者由于控制公司组织或其他机构，把意志伸展到遥远的空间或遥远的未来，这些公司和机构，各在自己的范围内，通过各种交易，按照自己的目的，最好地配合一切限制性和补充性因素。

① 穆勒：《逻辑》，1848 年初版！引述根据 1925 年第 8 版，第 211—241 页，布莱德雷：《逻辑学原理》，

1922 年第 2 版，第 583 页以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