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从个人到制度

凡勃仑的学说终于成为一种无可奈何的物资和所有权的二元论。美国、奥国和意大利的其他著名的经济学家，其在世时期经历十九世起末占优势的快乐主义到二十世纪战后对快乐主义的集体抑制的那一些经济学家，也都不能调和那种二元论。他们暗暗地或公开地放弃了他们早期的个人主义理论，完全转变到利益冲突中集体对个人的控制，制度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种集体控制的基础上。

著名奥国经济学家维塞尔，于 1889 年写成他的《自然价值》，将近四十年后（1926 年）又写成《强权的法律》。在第一本书里，他修正和说明了门格尔的伟大著作。大战后在第二本书里，他回复到他自己战前的历史研究。这两本书完全大不相同，维塞尔在后来的著作里并没有想法把两者调和一下，或者建立一种整体的政治经济学，分别予以各自应得的地位。结果那第一本书是个人主义的，第二本是集体主义的。第一本是人对自然的关系，第二本是人对人的关系。第一本的单位是一种满足欲望的商品，第二本的单位是一种道德的、垄断的或者暴力的力量，这种集体的力量制服个人。一种是“价值”的法则，一种是“强权”的法刚。在价值的法则中，一切个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和自由的，因为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对自然的关系相同；在强权的法则中，个人是被狡黠的领袖组织起来的热情的和愚蠢的群众。在价值的法则中，维塞尔寻求在一切历史的和制度的变化下永久存在的东西。在强权的法则中，他寻求自古以来会变化的和强制性的东西。在价值的法则中，他发现自己符合于个人主义各派。在强权的法则中，他说他不能信奉古典派或快乐主义派的个人主义，或者用人体来比拟的那种有机的类比。对于事物的看法，他只能按照他在历史上实际看到的那样，把历史看成集体抑制个人的历史。

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墨索里尼所谓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创始人，和维塞尔十分相似，他也创立了两种相反的社会哲学。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要》（1909 年）里，社会是一种“分子”的世界，这些分子相互发生作用； “效用”是这些分子的个人主义的欲望，诱导着分子行动，它的强度是递减的：从这些相互作用中产生了帕累托对数理经济学家的“平衡”学说的世界闻名的贡献。

可是，十年后在他的《论社会学》里，帕累托明确地否定了他自己的“分子的”社会概念。他不讲个人的“效用”和个人的欲望，而代以“社会效用” 和“集体欲望”。“社会效用”是“非逻缉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恰恰和他的“个人效用”相反。因此，他认为它被用作一种外衣，掩护政治的和财政的腐败，这种腐败已经把现代民主政治变成了“枭雄的财阀政治”，特别在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它变质为国内和国外的暴力政策。

帕累托的转变实际上是又一次马尔萨斯式的转变，从理性的时代转变到愚蠢的时代。正因为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愚蠢的、感情冲动的、但是集体支配个人的，所以他需要一种会控制他所谓“枭雄的财阀政治”的法西斯独载。我们在美国，在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同时，另有关于那种社会效用的形成和分配的问题，这需要一种社会的合理价值的理论

和实践。①

法西斯哲学所根据的基本研究单位，在人们公认的、日耳曼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经济学家斯班的著作里可以找到。他的经济学的“结构”建立在服务和价值这两种基础上。②当我们分析斯班所陈述的这些基础时，我们发现它们归结于或者管理的或者限额的交易，这是“上级”和“下级”的社会关系。如果它是私有经济中的个人价值，那关系就是一种“管理的交易”的关系。如果它是国家经济中的社会价值，那关系就是一种“限额的交易”的关系。在这方面，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社会单位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基本社会

单位是一样的：它们所不同的只在于谁来做管理的人和限额的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本家。在帕累托、斯班、维塞尔的著作里，和在凡勃仑的著作里一样，都没有一种对买卖的交易的分析，像英美习惯法的判决中所发展形成的那样，这种法律起源于人戾的习惯。以法律上的“上级”和“下级”为基础的管理的和限额的交易，结果产生一种独载的社会哲学以及它的“命令”和“服从”的社会心理。可是，买卖的交易，以双方愿买愿卖的概念为基础，因此风法律上认为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劝说或压迫的观念为基础；结果产生一种自由意志的社会哲学，具体表现在无差别的机会选择、公平的竞争和合理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各方面，受合法程序的保障。

英美方面这种从个人主义的心理的观点转变到集体的观点，在美国经济学家费特的四十年的工作中可以显著地看出。他非常出色地发展了个人主义经济学的心理的基础。可是，当他转向实用经济学时，他热烈地写出他的制度经济学，论述《垄断的伪装》（1931 年），他的这个名词的意思等于帕累托的枭雄的财阀政治和凡勃仑的资本家的怠业或妨碍生产。

没有疑问，许多经济学家还没有受到这种制度变化的影响，我们刚才提到那些人肯定是少数。然而他们是典型，代表着二十世纪的强大的集体运动在经济学领域里必然会产生的结果。

可是，是不是必须以灰心和厌恶的态度放弃那些老的个人主义的、讲分子和平衡的学说呢，如果可以很容易地使它们适应新的集体的学说，例如维塞尔的强权、帕里托的社会效用或者费特的伪装？水的波浪总耍寻求平衡，在水面被堤坝提高十呎或者被排水渠降低十呎时，和湖水保持“自然”水平时，其寻求平衡是同样的自然。老派学说的困难在于怎样确定“边际效用” 或高或低的所在点。边际效用点所在的地方，“平衡”和“边际效用”就在那个水平线上出现。如果劳工组织提高工资水平百分之一百，资本家、雇主和工人就按照那较高的水平调整他们的个人的竞争。或者，如果雇主的组织压低工资百分之五十，资本家、雇主和工人就调整他们的竞争来适合那较低的水平。尽管集体行动或者帕累托的枭雄的财阀政治，企业家的煽动主义的民主，根据他们控制局势的能力来压低或提高社会效用的水平，个别分子之间总有一种趋于平衡的倾向。

我们发现旧的分子的和边际效用的学说把一种伦理上的平等机会的原理扩大为一种经济上的平等个人的原理。对所有的个人可以有平等的机会，虽然某些人比另一些人具有大得多的能力来利用或者享受机会。人性是那样的善于适应，无论那些平等的机会属于多么高或多么低的水平，个人之间总可

① 参阅本书下册，第 485 页，关于塞利格：《财政学的社会理论》部分。

② 斯班：《国民经济学基础》，1923、1929 年版，第 75 页起

以作出相当的竞争的调节，应付很长的时期。对于旧的个人经济学的理论，如果只须加以调整，使其适应新的集体经济学的理论，那就不需要完全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