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富的增殖到观念的增殖

我们曾注意到①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社会观念的产生，以及随同而来的那些天真的和不可思议的公式，那些关于现在的物质商品和固定资本中所包含的过去的社会服务的无限增殖的公式。可是，如果那些对象他的过去的服务久已磨损、折旧和陈废，如果它们必须不断地由新的劳动来补充替换以及由新发明来加以改进，那么，产生周转概念的，是一种物质的增殖吗？是不是不如说是物化的观念的累积，从文明的开始到现在的蒸汽、汽油和无线电为止的各种观念的累积呢？今天的科学家、工程师或者技工不过是重复阿基米得的杠杆观念、伽利略和牛顿的引力观念、富兰克林的电气观念、以及自有文明从来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工的无数观念。

凡勃仑，在“技巧的本能”这个名称下，用这种观念的进化的制度的演变程序替代了物质资本的增殖那种物质的概念，因而为近年的周转的概念② 造成一种适当的背景。然而，他的所谓技巧的“本能”，我们应该称为管理的交易的习俗和法律。它导致商品和服务的有秩序的生产，不管数量、价格和所有权。可是这种习俗和法律，像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受法律上最初的契约和等值交换学说的现代解释的支配，并且受所有人的权利的支配，承认所有人有权指挥他的工作人员的行为。

凡勃仑看到了马克思试图把古典派的财富或资本的双重意义（作为物资和物资的所有权）分成两种对立的实休——社会劳动力以及对物资的集体的资本主义式的所有权，这些物资由那种劳动变成使用价值。可是凡勃仑看出了马克思这样构成的两种实体只是两种形而上的本质，一种起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另一种起源于经济学家的自然权利和自然自由。①黑格尔的计划指向一个预定的目标，在黑格尔本人的精神的一面，那是精神的发展，最后要达到一个统一的和自由的日耳曼世界帝国，可是在非正统的一面（以费尔巴咯为首），成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最后要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帝国。马克思的主要判断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注定的腐朽，以及由无

① 参阅本书上册，第 260 页，《边沁对布莱克斯顿》。

① 参阅本书上册，第 383 页，《从劳动的分工到劳动的组合和公共的目的》。

② 参阅本书上册，第 347 页，《从流通到重复》。

① 凡勃仑：《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等论文集》，第 411 页。

产的和失业的阶级以革命手段夺取那个所有权，他们对自己的劳动的全部成果始终有一种自然权利，像凡勃仑所解释的马克思的学说那样。

因此，凡勃仑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在达尔文以前的学说，因为达尔文式的进化没有预定的目标，而是一种因与果的连续，没有任何趋向、任何最终的极限或者完成点。它是“盲目的累积的因果关系”。它是各种文明的起伏，而不是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一直发展到马克思预定的劳动所有制。它可能结果是最后由资本家控制，也同样可能由劳动控制，在这里凡勃仑预言了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以及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这些变化性是达尔文式的进化，不是预先注定的，凡勃仑致力于研究它们，只作为一种单纯的过程，没有任何目标。

可是，达尔文在那些变化性之中有两种“淘汰”：自然的淘汰和人为的淘汰。我们的理论是人为的淘汰。凡勃仑的理论是自然的淘汰。

根据凡勃仑的说法，马克思派理论家，由于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论当时在进入经济学的领域，正达到一种怀疑的时期，怀疑那抑制不住的阶级斗争是否无可避免，以及是否必须使用暴力，这是他们所不赞成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正在对爱国主义让步，对那变动的国际形势让步。在这里凡勃仑预言了他们在世界大战开始时的改变态度，在大战中爱国主义克服了他们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以及无产阶级最后统治世界的观念。

为了适合这种连续变化而没有一个预定目标的达尔文式的新观念，凡勃仑简单地代以“过程”的观念，而没有明确的目标。可是这一来他比马克思自己造成了增加国家物质财富的劳动程序和把持、居奇、使工人失业的资本主义程序之间更大的对立。

凡勃仑正确地认为马克思的预先注定的进化的概念是达尔文以前的概念，马克思的这种概念是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推论出来，但是很难想像马克思可能在任何其他的基础上建立他的学说，因为他只奉守古典派的有形体的财产的观念。如果财产只是单纯的物资所有权，如果那财产的价值仅仅是物化在那里面的若干社会必要劳动，那么，马克思可能采用的唯一的变化的概念，就是劳动所生产的物资的增加，连带着当然是所有权的增加。

可是，这不是达尔文式的微小变化的程序，其结果成为不同的种类。因此，凡勃仑可能从那有预定目标的形而上的实体转变到达尔文的程序的观念，只须从马克思派和正统派的有形财产的概念改变到新的实际上是马克思以后的无形财产的概念。后者是一种买、卖、借、贷、以及增加财产权的金钱价值的程序本身：另一方面，有形体的财产本身没有买卖的能力，这种财产的增加只是通过包含工作和发明的劳动程序而取得的使用价值的增加。

因此，马克思认为，如果这种单纯的物质东西的所有权被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所有权本身就变成一种独立的卖体，和另一种实体——社会劳动力

——完全分开。凡勃仑从实体改变到程序的时候，必须从那不包含有关金钱的买卖程序的有形财产，改变到完全是金钱程序本身的无形财产。相应地，他脱离马克思的社会劳动力的时候，必须代以一种有规别的创造物质财富的程序，不受金钱程序的控制。这个我们称为“管理的交易”的预期的有规则的重复。凡勃仑称为“技巧的本能”。

凡勃仑所知道的泰勒的科学管理学说只是它在初期的情况，其时它还没有发展到那种人道主义的内容，像我们引证的丹尼逊对管理的交易的分析中

所包含的那样。①科学管理也还没有发展到一般的社会福利，像近年来管理经济学家的目标那样。②泰勒的科学管理的观念完全是工程师的计量的观念应用在劳动上，如同应用在机器上一般。经理凭他高高在上的地位，决定工人应该生产多少，以及怎样生产。凡勃仑在 1914 年反对这种观念，建立了相反的理想化的工人的观念，不管是体力的、科学的或者管理的工人，推进着良工的传统。

由于这些原因，凡勃仑成为思想上的创始人，产生了那些现代的计划，把工程师而不是把资本家放在社会程序的首要地位。③

在这里凡勃仑的理论又是放弃正统派讲经济事实的平衡和协调的静态学说，代以一种讲财富生产者的知识、科学、艺术、习惯和习俗的进化的学说，不管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妨碍。因此，正统派和马克思派经济学家的物质的东西本身，例如机器、商品、自然资源，不再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作为以工程师为首的“技巧的本能”的实用的知识和习惯，重新出现。

在这一点上，凡勃仑实在是很对的，因为老派经济学家的物质的东西只是一些使用价值，它们出现和消灭，通过我们所谓管理的交易的不断反复或周转，被补充和发明。可是长期存在和建设新物质的，是知识、习惯和发明的才能，因为这些是人类的能力经历不知多少时代，通过教学、传统、经验、实验、研究，不断发展的结果。这种知识完全是技术的，根据凡勃仑的说法，那是：

“对物资的物质行为的实际知识，这些物资，人们在谋求生活中不得不和它们打交道。⋯⋯说矿物、植物和动物有用——换一句话说，它们是经济物品——意味着它们已经被置于社会所知道的使用方法的范围以内。①

这一点甚至使那形成正统派经济学的基础的物质的东西本身也具有一种制度的特性。因此所以我们要用“管理的交易”来代替“物资”和“劳动” 的物质的概念。物质的东西，肉于折旧、陈废和消费，变化无定，周转很快；可是使它们获得补充和增高效率的，是在管理的交易的不断发展的特性中世代相传的传统、习俗和新发明，可是，凡勃仑用一种“抽象概念具体化”的方法，把它们叫做“产业的非物质的设备，社会的无形资产。”②这种“非物质的设备”是继承下来的，可从遣传的，因为它是“有意识的追求一种客观的目的，这种目的，那有关的本能使其值得追求。”

因为这个理由，凡勃仑对那种不反省的或者不思考的动物或人类行为称为“向性”或者“向性的活动”，而留下“本能”这个名词专用于人类的意志。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体会他的意思，称它为习俗，而不称为本能。他说，这种本能是“过去的传统问题，一种思想习惯的遣产，通过以往一代一代的经验积累起来的。”它“走上惯例的方向，跟习俗和规定取得一致，因而具

① 参阅本书上册，第 80 页，《管理的交易》。

② 泰勒社编：《美国产业中的科学管理》，1929 年版。

③ 泰勒：《工程师与价格制度》，1921 年版。

① 凡勃仑：《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等论文集》，第 325、329 页。

② 同上书，第 330 页。

有一种制度的特性和力量。”①

这些习惯了的行动和思想的方法受到“社会惯例的认可，于是成为正确的和适当的方法，从而产生行为的原则。由于习惯，它们被当时的常识所吸收，混为一体”。因此本能不是遗传的而大部分是养成的，但是它们受变化、淘汰和生存竞争的支配，主要地作为对环境的适应，符合生活的物质要求以及文明的精神上的变化。②

凡勃仑认为，技巧的本能，或者我们应该说技巧的习惯，普遍存在于其他一切习性中，因为它是辨别是否合宜的意识，能辨别合宜于完成任何最终目的的方法。在艺术中，“美的辨别力是原动力”，而技巧的本能供给技术；在宗教里它是仪式；在法庭里它是诉讼程序和法律专门事项；在产业里它是生产程序和职工力量的组织。企业家又在为了获利而操纵市场和支配人类需要方面，显出技巧的本能。“因此，这种本能，在某种意义上，可从说是对其他一切都有辅助作用，有关生活的方法与手段，不是仅仅有关任何一种特定的目的”。“它包含认定一个目的”。它有关实际策略、方法和手段，借以取得效率和经济、熟练、创造的成就以及在技术上对事实的掌握。它是一种不辞劳苦的倾向。”③

这样，凡勃仑不得不把目的加入他的技巧的本能，因而从达尔文的“自然的淘汰”改变到达尔文的“人为的淘汰。”

凡勃仑的第二种和补充的概念是他的运行中的机构的概念，这个概念把物质的资本变成一种进化的程序。然而，他的概念是我们叫做技术上的运行中的工厂的那种东西，留下运行中的机构这个名词来包括运行中的工厂和运行中的营业两方面。凡勃仑的运行中的机构，或者不如说运行中的工厂，是原料、机器、厂房的周转，这些原料和设备由厂长、专家、工头和工人构成的组织加以经营和保养，生产出使用价值。马克思注意具体物资和“物化劳动”的设备；凡勃仑注意工厂范围内技术工作的组织，这个我们称为管理的交易的组织。因此马克思表达这种概念是用“资本的有机构成”那种被动的和比喻的说法，而凡勃仑的说法是用一种管理的程序，在“工头式的监督下，在关于种类、速度和量额方面，配合工作的相互关系”，一切“决定于工头对一般技术情况的掌握，以及能够安排产业的一种程序，使其配合另一种程序的要求和影响。”①

这是“效率”，凡勃仑虽然不用“目的”这个名词，却和”现代科学家” 不同，他们会否定像效率这种字眼，因为据说它含有形而上的“因果关系” 的概念。我们同意凡勃仑的看法，效率确实是一种原因与结果的概念，因为它是“工头、工程师、厂长所实行的”有目的的控制，它“决定某种特定的物质设备可以有效地作为‘生产资料’的程度。”②

这个我们当然应该称为目的，凡勃仑的所谓物质资本成为不是若干数量的物，而是一种有用性的不断变化的程序，受着“当时的思想习惯”的支配。“物资的物质特性是不变的”，“变化的是人的因素。”资本不是含有贮藏

① 凡勃仑：《技巧的才能和产业艺术的状况》，1914 年版。

② 同上书，第 16 页。

③ 同上书，第 29—33 页。

① 凡勃仑：《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等论文集》，第 345 页。

② 同上。

的劳动的过去产品的累积——这些是暂时的和无目的的——资本是一种具有产业知识和经验的运行中的工厂，在工头的指导下为人类服务。资本是亨利·福特和他的十万工人，福特的《我的生活和工作》那本书是行动中的凡勃仑。

可是，凡勃仑和福特看到了另一种本能，并且有资本的另一种意义。这种本能很可能从亚当·斯密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性向”中推论出来，假如不是因为斯密在那里面看到神惠的无形之手，而凡勃仑却看到那只恶毒的手，它妨碍技术的程序，以便“不劳而获，从中取利”。①这种“金钱的本能”是财产。财产是资本，正如凡勃仑的资本家不凭“使用的权利”，而凭着“滥用的权利”取得金钱的利益：法院判决的结果，福特奉行凡勃仑的理论，收买股东，消除他们在法律上可以要求利润和利息的权利，以便真正成为凡勃仑的受着技巧的本能推动的所谓“工头”。

凡勃仑认为，亚当·斯密的财产概念属于手工业和小商业时代，其时机器生产方法尚未成熟，工人还是雇主、工匠，生产和出卖他自己的产品，商人还是靠适应商品的供求谋利，对这种供求他不能控制。可是，现代的企业财产是一种投资，不是投在流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商品上，而是投在产业本身的机械程序上。②斯密的财产的概念，我们曾说过，溯源于洛克，洛克用财产和自由的自然权利（基于工人对自己的身体和劳动成果的所有权），代替一个在上者的极力（基于勇力、服务和忠诚），包括人世间的权威和神权。在斯密的时代，经济生活已经“根据技巧和价格”标准化。然而，现代企业，保留着自然权利和自由这些观念，却放弃了洛克所谓财产起源于工人的创造的效率那种说法，认为财产的基础在于预期的获利能力的资本化。财产不仅仅是对个人自己的生产成果的所有权以及可以自由处置的权利；它是预期取得别人所生产的东西的现在价值。因此，财产是以货币计算的获利能力的资本化，这种资本他是现代的“资本”。

这是因为机器生产方法已经接替了手工生产方法。“机器程序”比机器更大。它是整个的国家。它是根据对于所使用的各种力量的有系统的知识来进行的：农产业和动物产业也是机器程序。它的范围大于单一的工厂，因为没有一个程序是自给自足的，而是“整个产业运转的合奏曲必须作为一种机器程序”。因此，扼要地用凡勃仑的理论来说，必须有一厂从内的调节，厂与厂之间和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调节，物资和用具的计量单位，标准化的大小、形状、等级、尺度，这些标准不仅应用于商品和服务，而且应用于时间、地点和环境。它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广泛的、平衡的、机械的程序”——是工程师而不是资本家。

这种程序平衡得非常精确而敏感，任何一点上发生变动，很快就传到其他各点，可能引起闲置、浪费和困难，搞垮整个程序。凡勃仑说，这里是企业家发生作用的地方。“通过商业的交易，各别的产业单位之间运转关系的平衡得以维持或恢复，调整和再调整，并且在同样的甚础上用同样的方法，各个产业单位的业务获得调节”。这一切关系“总可以归结到金钱的”单位，因为企业家作为企业家来说，他的兴趣不在于那“工厂”作为一个产业的设备，而在于那工厂作为金钱上的“资产”。它对他是一种“投资”，投资是

① 凡勃仑：《既得利益和产业艺术的状况》，1919 年版，第 100 页。

② 凡勃仑：《企业论》，第 22、80 页。

一种金钱的交易，其目的是金钱的利益，根据价值和所有权来计算。他取得利润，不是通过对社会有用的工作技巧，而是通过没有用的业务买卖。

这区别在两种资产中出现，就是，“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前者是“有特殊用途的生产资料”，后者是“非物质的财富，非物质的事实，根据由于占有它们而能获得的利益，加风估价和资本化。”这些无形的资产起因于，对社会的物质设备的所有权使资本家成为“社会所积累的关于方法的知识的实际所有人”，就是，社会的“非物质设备”的所有人，这种非物质设备存在于工程师和工人的技术能力中。可是，那所有权使资本家不仅有了对工人的这种技术能力的使用权，而且有了“乱用、少用和不用的权利”。①因此，法律上禁止的“买卖的限制”不是乱用权利的唯一形式——独特

的和最普遍的乱用是为了获得金钱的利益而采取种种手段，例如“故意使工厂设备闲置”，“尽可能抬高价格”，“用破坏性的策略，妨害业务竞争者的充分效率”，“耗尽或拖死”竞争的对手，以及提高价格，结果，“在资本的制度下，社会不能利用它的关于生产方法的知识为生活服务，除了在物价的趋势可以给物质设备的所有人提供一种特殊有利条伴的时候，而且只从此为限”。

因为“损害的能力也很容易加以资本化，和有用的能力一样”。且不说那些为了保护贸易的海陆军组织，或者赛马场、舞厅等等的投资，或者“使技术用于不正当用途的”浪费的和伪造的物品，此外还有那特殊的所谓“商誊”这种无形财产的资本化。这是凡勃仑为差别的商业有利条件的资本化所题的名称，不仅包括原意所指的“顾客方面的信任和好感”，而且包括比较现代的意义，包括那些适用于独占事业或者企业组合的特别有利条件。这种由于有把持供给的能力而造成的、可以控制社会和竞争者的特殊有利条件，构成绝大部分的无形资产，这一特性使我们可以分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区别。虽然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都可以估价，因为它们对所有人能产生收益，但是我们假定前者代表“物质的生产工作”，供给使用价值，基本上对社会是有用的，而无形的资产，“总的或平均地来说，“大概对社会是无用的”，因为它们只给所有人产生货币价值。

本质的区别在于有形资产是社会的技术能力——就是，生产方法——的资本化；另一方面，无形资产是产业和市场之间适当的配合或者不适当的配合——不同程度的对供给的控制——的资本化，就是，被资本化的“取得价值的手段和方法，不生产财富，只影响财富的分配”。因此无形资产是商业的金钱上的特殊利益，完全起因于对供给的控制，能在价格不满意时拒不供给，因此和工人的生产效率恰恰相反，这种效率是增加供给的。

因此产生了“产业的”就业和“金钱的”就业的分别。①古典派把生产要素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项，这种分法已经不适当，经济学家们加上了一个第四项要素，企业家，作一种特殊的劳动者，取得一种特殊的工资。同时，凡勃仑说，原来那种天定的自然秩序的前提仍然存在，它的定理是一种自然的或标准的平衡，造成“生产服务和报酬的相等”。因此，对经济学家来说，利润成为恰好是企业才能和冒险的等值物——如同地租、工资和利息是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等植物一般。

① 凡勃仑：《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等论文集》，第 352 页。

① 凡勃仑：《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等论文集》，第 279 页起。

后来，又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商人，叫做投机家，他们“不和产业方面任何特定的企业或工厂有什么利害关系”。五十年前企业经理也许被解释为“一个负责监管机械程序的代理人”。那时候，投机的职能也许被认为和产业的职能是分不开的，因此可能区别“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投机，前者有关“某个具体的产业工厂的顺利运转”，后者对社会完全没有贡献。可是，凡勃仑认为，近来那种关系已经分开，结果整个一套商业的金钱的就业已经从产业的或机械的就业中分离出来。因此“区别的界线不在正当的和不正当的金钱的交易之周，而在商业和产业之间，”就是，一个是抑制供给的能力，另一个是增加供给的能力。

凡勃仑接下去说，商业活动是“可以获利的，但不一定对社会有用”。它们包括证券投机象、地产代理人、律师、经纪人、银行家和金融家的活动，他们逐渐变化，“不知不觉地从那种没有产业效率作为目的的真正投机家的活动，转变到经济书籍一般所讲的产业界巨头或者企业家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特征是“它们主要地有关价值的现象——有关交换或市场价值，有关购买和销售——对于机械的程序，即使有任何关系，也只是间接的和次要的”。它们不涉及生产或消费，尸涉及分配和交换，就是有关财产的制度，这种活动“在经济学说里根本不能作为生产的或产业的活动”，因为私有财产的作用只是抑制供给的能力的作用。

既然财产的所有权意味着“自由地控制财富”，实际上产业“受商业的严格限制”。企业家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可是他的目的不是生产或者有用，而是“能卖”。他往往从解散产业中和促进产业一样得到好处或者至少避免损失。总之，从凡勃仑的金钱的业务中得来的利益，起因于财产制度所赋予的阻碍和抑制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从产业的业务中得来的利益，起因于技巧的本能所保证的增加生产。

这种金钱的利益，凡勃仑解释为既得权利。“既得权利是一种可以转卖的、不劳而获利的权利。”既得权利是“非物质的财富”，“无形的资产”。它们是商业的三种主要方针的结果，限制供给、阻碍流通以及作骗人的宣传，其目的都是多卖获利。它们是“推销的手段，不是生产的方法”。然而，它们不是不诚实的——“一切完全在商业诚实的范围以内进行”。它们不过是法律所允许的非劳动收入。由于这个原故，它们被称为“无代价的收入”，因为收入者从社会的总的机械生产中取得这种利益，完全凭借把持供给和机会的能力，而不增加商品的供给和就业的机会，从而作出等值的服务。

那末，金钱的业务所为的目的是什么呢？早期的物质经济学家，魁奈、李嘉图和马克思，完圣撇开货币不谈或者把货币说成一种商品，并且认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如同物物变换经济中若干数量的商品，货币仅仅作为计算的单位，和其他的度量衡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凡勃仑的现代企业家完全从事于取得货币本身，或者不如说从事于取得各种合法的工具，例如股票、债券和银行的支票帐户，能够在交换中支配商品和劳动。这些合法的工具是所有权的证据，不是技术的产品。它们和商品没有必要的关系，实际上根本不是商品，而是用来控制商品供给的合法工具。古时工匠或商人把从前生产的实物商品携带到市场上来。可是，这些现代的无形财产，总的来说，凡勃仑认为是一些可以取得还没有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权利，就是，一种预期的获利能力，也就是，除掉预期的工资支出以外的差额利益，这种利益的多少，决定于怎样限制供给从而抬高价格，以及怎样限制劳动的需求和增加劳动的供

给，从而压低工资。因此，凡勃仑的无形财产是可只要求差额利益的权利，这种利益，在分配于各要求者之间时，采取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形式。它们不必要在产业的机械程序方面具有什么基础，完全依赖所有权的权利以及结果对供给的控制。

可以看出，在这方面凡勃仑走的是历史的路线，所作出的区别和美国最高法院于 1896 年在阿丹姆斯捷运公司案件中最后作出的区别一样。①他和法院一样，扩大了财产和资本两者的定义，从有形体的财产扩大到预期的获利能力。这种获利能力的买进和卖出，构成“可卖资本的交易内容”。①这种可卖的资本，像我们在阿丹姆斯捷运公司案件中看到的那样，对物质资本没有一定的关系。按凡勃仑的说法，它是一种“货币价值的基金”，“对旧式产业资本的概念的产业设备，只有一种很淡的和不断变动的关系”。旧时资本化的根据是“一个特定的机构所有的物质设备的成本。⋯⋯这种根据现在已经不是物质设备的成本，而是公司作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的获利能力”。换一句话说，“资本化的核心不是工厂设备的成本，而是那机构的所谓商誉”。

凡勃仑说，“商誉”的意义扩大了，为了适应现代商业方法的要求：“性质大不相同的各种项目应该包括在商誉的范围之内：可是所有的项目具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非物质的财富’，‘无形的资产’；这一点，可以附带地指出，特别意味着这种资产对社会没有用，只对所有人有好处”。他于是进一步列举在他认为现代的意义上商誉的成分如下：

“商誉⋯⋯包含这些内容，例如已经建立的惯例的业务关系、诚实不欺的名声、特权、商标、牌记、专利权、版权、法律保障的或者保密的特别方法的专用权、特殊原料来源的独家控制。这一切给它们的所有人一种造成级差利益的有利条件，可是对社会全体没有好处。对有关的个人，它们是财富——极差财富；可是，它们不构成国家财富的一部分。”

②

如果能卖的或者非物质的资本和商誉是相同的，而商誉只是所有权的权利，那末，被占有的具体的东西是什么呢？必须有一种实在的、所有权的基础。古时的工匠自己占有房屋、原料、工具和产品，现代的企业家自己占有工厂的物质设备，可是和它的技术上的财产没有关系。他有“能卖的资本”，然而这必须也涉及一种有形的东西，能够被保持和占有，象一所房屋、一匹马或一台机器那样。因此，凡勃仑的有形体的财产概念，使得他硬说企业家“有”他的工人，①这同一概念曾使得费希尔硬说企业家“有”他的顾客—— 工人和顾客都被人“所有”。②无形的资本，或者商誉，和物质的资本或商品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无形资本的所有人“有”他的工人，而物质资本的所有人“有”房屋和工具。由于“有”他的工人，他就“有”那和运行中的工厂分不开的生产组织，生产组织是隶属于工厂的。这使得我们可能有一种量的差别，因为这种货物是能卖的——就是，无形的资本——而且交易的规模比

① 参阅本书上册，第 67 页，《从公司法人到运行中的机构》。

① 凡勃仑：《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等论文集》，第 380 页。

② 凡勃仑：《企业论》，第 139—140 页。

① 凡勃仑：《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等论文集》，第 346 页。

② 费希尔：《资本和收入的性质》，1906 年版，第 29 页。

物质产品的交易大得多，产生更大的利润。③

我们已经看到，法院在希基曼案件中④的意见含有同样的假设，确认了后来人们称为“黄狗”合同的那种东西，在该案中“商誉”这个名词的解释使雇主对职工的服务获得一种所有权的“权利”，不仅不容许威胁和强迫，而且连工会的说服也不容许。凡勃仑的概念和法院在该案中的概念距离不远。然而必须记住，根据我们的相等权利的公式，⑤所谓对消费者和工人的所

有权根本不是所有权，而是买方和卖方的“自由-暴露”关系。

这种单纯的所有权的权利或者“能卖的资本”，具有获利的能力，因而具有一种价值，不管技术的机械程序赋予物品的价值，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凡勃仑认为，所有仅，在现代的“大企业”形式下，它的价值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有权力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抑制物质货品的供给。技巧增加物品的供给，而所有权抑制供给。它是一种可以任意停止产业的权力，这种极力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得不对所有人屈服，付给他们一种代价，仅仅换得所有人的允许，可以使用土地、机器和原料，信用还不在其内。这“准许使用”具有巨大的价值，因为所有人可风任意不予准许，不获得这种准许就一切没法进行。如果不给予“准许使用”相当的代价，产业随时能被停止，工人随时能被解雇。可是这又是“自由一暴露”的关系，不是“权利一义务”的关系。

因此，仅仅这些使用的许可证，就和任何物质的东西一样能买进和卖出，借人和贷出。它们按当时的目的或用途而取得不同的名称。从信用制度的观点来说，它们是股票、债券、银行存款，这些构成一种对这些“使用许可” 的预期的获利能力的要求权的基金，凡勃仑称为“贷款基金”。可是，从产业本身的运转来说，它们是超过工资支出以外的级差利益，其中包括最广的是人们称为“商誉”的那种无形财产。

这里可以看出，凡勃仑对级差利益的说明，和马克思在解释李嘉图的地租法则时所采取的说法完全一样。可是凡勃仑把它扩充到一切级差利益和一切净收人。李嘉图认为地租是由于劳动在较好土地上的较大的生产力，而马克思认为地租是由于土地私有制。不管按哪一种说法，土地所有人都不生产任何东西，相当于所收入的地租。李嘉图说地租是财富的“转移”，不是“财富的创造”。在这方面，李嘉图、马克思和凡勃仑三人是一致的。可是，李嘉图说土地的自然增值是由于用在较好土地上的劳动的较大生产力，而马克思和凡勃仑说它是由于私人所有者具有的较大的能停止生产的权力，因为劳动的较大生产力的工具属他所有。马克思得到他的结论，是用黑格尔的方法，把公有财产和私有时产来对比。假使一切土地都属公有，级差生产力就不会对任何个人产生一种地租。人们就会对全部产品加以平均，如同一个农夫对于自己的农场范围内好田和坏田的总产品平均计算一样。马克思同样地把他的求平均数的方法扩大到全国的生部资本；因此他把利润、地租和利息化成一种平均利润率，又同样地把它扩大到全国的生部社会劳动力，把熟练劳动化成普通劳动的倍数。资本成为不是个别资本家，而是全国总的所有仅权力的一部分；劳动成为不是个别劳动者，而是全国总的生产能力的一部分。①

③ 凡勃仑：《企业论》，第 166 页；《现代文明中科学的地位等论文集》，第 380 页起。

④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 296 页。

⑤ 参阅本书上册，第 97 页，《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图解》。

① 参阅本书上册，第 316 页，《平均》。

另一方面，凡勃仑当然没有犯平均数的错误。他把级差利益的原则从李嘉图的地租扩大到也包括生部利润、利息和地租这一类的收入，不管这些收入是从商誉、专利权、特权、土地、或者从任何所有权权利中得来的。马克思使资本成为平均的取得收入的能力，凡勃命使资本成为许多级差的取得收入的能力。然而，无论如何，都是和李嘉图的地租完全一样，就是，不同程度的“不劳而获利”的能力，或者，用李嘉图的话来说，是不同程度的“转移”财富的能力，而不是“创造”财富。

这样，凡勃仑揭露了古典派和快乐主义的财富的定义所包含的物资和所有权的双重性，这种双重含义以前曾受到蒲鲁东和马克思的攻击。一方面它趋向管理的交易，另一方面趋向买卖的交易。我们先考虑管理的交易。

在凡勃仑发展形成他的效率学说的同时，泰勒从事于他的时间和运转的研究。②泰勒，和亚当·斯密一样，有一个“假定”：大大地增加劳动的生产力，从而取得“利益的协调”。他反对工人的限制产出的理论，不是反对它的有组织的工会主义，而是反对它那种本能的恐怕减低计件工资和恐怕失业。①他看到工人和雇主的矛盾的习俗，不用说服而用暴力，不讲效率而只管讨价还价，以及工人实际生产的东西和他们可能舒舒服服地生产出来的东西之间的距离。他看到疲劳的最高限度以及笨拙的、浪费的工作方法。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生理上的疲劳问题以及工程上的最高限度的产出问题。以前的著作家没有超出一种概括的生产力的概念。泰勒不得不想法把问题的范围定得很窄，以便可能测量，并且可从普遍地运用。

他发现这些限度在于增进人类能力的工程问题以及诱发较大程度的同意的经济问题。前者，对泰勒来说，和任何机械工程的问题完全没有区别—— 人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种机器。可是经济的问题，用克菜格的字眼来说，是向工人“推销”科学管理的问题。

“问题应该是完全明白了，”泰勒说，“只有当本机构的工作花费最少的人力、自然资源、机器和房屋等资本使用的成本时，才能实现工人的最大幸福，同时实现雇主的最大幸福。⋯⋯科学管理的普遍采用将来一定会使从事于产业工作的人的生产力平均增加一倍。想一想吧，这意味着全国可以得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到适当的时候可能缩短劳动的时间，并且教育、文化和娱乐的机会都会增多。科学管理差不多将⋯⋯消除产业纠纷的一切原因。一天应该做多少工作，将由科学研究来决定，不再是一个需要讨价还价、斤斤较量的问题。⋯⋯我们不争执太阳是否从东方升起，我们只加以测定。”②

这样，经济学成了人对自然的关系的工程问题。泰勒，像马克思和凡勃仑那样，小心地排除那些混淆了物质经济学家的生产力观念的所谓生产要素，例如土地、资本、机器。这些只是工具。生产力是劳动和产出的关系，包括管理和设备的装置在内。它是每工时的出产率。这是效率。

不断增加的效率创造一种剩余，而不增加疲劳。资本家应该和工人分享，可是后者没有分享那剩余的权利，如果他取得现行标准的工资。这不是一个权利问题，而是管理问题。

② 泰勒：《科学管理的原理》，1911 年版。

① 马修逊等合著：《无组织的工人中产量的限制》，1931 年版。

② 泰勒：《科学管理的原理》，第 11、142 页。

关于从马克思的形而上的社会劳动力、凡勃仑的生物的技巧的本能和泰勒的把劳动当作机械，转变到社会的管理的交易问题，我们要研究亨利·丹尼逊那位雇主一所有人一经理。丹尼逊的分析，我们已经引证。①丹尼逊和福特一样，收购了股票持有人的权利，并且更进一步使董事和经理的选举决定于上层的“工人-所有人”集团，而不决定于“投资者-经理”。这里，管理不仅是泰勒的工程科学，也不仅是凡勃仑和福特的技巧和权威。它是一种意志的程序，一种工头和工人之间的交易，在那里不是工人选挥，也不是工头选择，而一切选择是“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