Ⅵ.理想的典型

以上的讨论谈到了在“未来性”起着重要作用的一种科学里,科学的调查研究所起的作用。其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完全不同,自然科学里的物质不作任何预测。因此,它的研究方法必然不同于精密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它的结果是一种决定着适用于不断变化的经济、政治和伦理关系的事物的历史演化中,人类意志的既协作而又矛盾的行动。然而,它是一切科学中“部分一整体”关系的一种特殊情况,可是,表现在一种社会的未来的理想中,现行机构的参加者所有的交易和规章或多或少地都以这种未来理想为目标。我们可以研究德国法学家-经济学家韦伯的学说,从而获得对这种方法论的线索,韦伯的著作对后来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曾有很大的影响。

韦伯面临的问题是德国演释派和历史学派之间的争论,其主要代表是门格尔和希慕勒。门格尔陈述了极端个人主义的假定;他根据较旧的自然科学的类比,想要从一切其他现象中抽象出最简单的“典型的”特性和“典型的” 关系;作为创立一种“精密的”经济学科学的基础。他的典型的特性是利己心和效用,他的典型的关系是个人或社会所需要的有用物品的数量和当时当地可以使用的这种物品的数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典型的关系给了他有别于“非经济”物品的“经济”物品的意义。门格尔要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精密的”经济学科学。实际上,它是达尔文为一切有机体所建立的稀少性的科学,这种科学,在达尔文手里,我们称为“生物的稀少性”,可是,门格尔在把它转移到人类有机体时,把它变成了我们称为“心理的稀少性”的东西。门格尔却未曾以稀少性的其他方面,——我们称为“所有权的稀少性”—— 为基础,这种所有权的稀少性是从休谟的学说里推论出来的。

可是,希慕勒认为这种利己心的概念只给我们从复杂的历史、社会、法律和经济的特性和关系中概括出来的“一种模糊的幻影”,一个“假想的鲁演孙”,这些特性和关系是需要用来说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真理的。事实上, 希慕勒在他对门格尔的方法的批评中可能更进一步。为了获得他的“精密的” 个人心理学的科学,门格尔不仅排除了所有的是、非、公道、义务这种伦理的感觉,不仅排除了一切对习俗的遵守、一切对强制力的服从或者强制力的行使,而且排除了愚昧无知,假设正确性和无限的知识,然而承认在实践中可能发生一些“错误”。

但是,门格尔和希慕勒一致认为不仅抽象是必要的,而且很多抽象是必要的,以便弄清楚全部真理。法学家作财产权的抽象,生物学家或经济学家作稀少性关系的抽象,心理学家作情感、智力或意志的抽象,化学家作原子的抽象等等。我看见我房间里的桌子。老派的物理学家从这张桌子的各项特质中抽象重量;化学家抽象化学的成分;生物学家抽象有机的组织;现代物理学家抽象电子、质子和真空;法学家抽象我的财产权;道德主义者抽象是、非以及关于这张桌子所应该遵守的义务;经济学家抽象使用价值、稀少性价值以及那些和这张桌子有关系的人们的预期:心理学家抽象那些对这张桌子感觉兴趣的人们的知觉、概念、情感、习惯、意志。就这些概念的每一项来说,理论家所抽象的特性应该是实体。他能采取这样抽象出来的这些实体, 然后各别地把其中每一项详细发展成一种精密的或者近于精密的科学。问题是,所有这些抽象的本体,在每一种被发展成它本身的科学以后,怎样能把它们在单独一种关于我房里这张桌子的科学中结合起来?

当然,门格尔和希慕勒所抽象的事物和生物学家、化学家或者物理学家所抽象的事物不同,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意见一致,关于抽象心理、伦理、习惯、稀少性、有用性、等等,除了财产权,这财产权希慕勒把它包括在内,而门格尔不包括它;这一切迟早都各成为经济学家的一个可以分开的抽象的问题。可是,即使这样,他们脱离了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以后, 怎样把法律、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种种不同的科学综合为一个整体,包含着经济科学的真正实体呢?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他们各人从自己认为重要的一种心理的因而是主观的抽象出发。门格尔从追求外界物质东西的自私的欲望以及从那些东西产生的自私的满足出发。希慕勒从人们鉴于别人的欲望和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满足应该是什么那种伦理的情感出发。然后,门格尔把他的心理学发展为一种递减效用和边陈效用的精密的科学,可是,希慕勒只能把他的心理学发展为对习俗、法律和制度的演化的说明。因此,似乎没有希望把两者结合在一种既是理伦的(在门格尔的演释的意义上),又是经验的(在希慕勒的历史的意义上)包括单独一个实体的综合的单位里,因此二元论在演绎学派和历史学派之间、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科学和艺术之间继续存在。

在这里,韦伯仿效哲学家里克特,用他的“理想的典型”来加以调解。他完全改变了问题的说法。问题不是,怎样在不同的科学已经由抽象作用各别地详细推论以后把它们结合起来:而是,怎样陈述在它们没有各别地详细推论以前把它们结合起来的问题。这种预先的陈述是理想的典型。它和门格尔的“理想的”特性与关系怎样不同呢?

第一,理想的典型不是一种实体,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不是实体的摹本。根据门格尔的说法,实体是某种可能在观念上理解为真正存在的事物或行动——例如,商品、用那商品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个人、可以利用的商品的数量、所需要的数量——总之,门格尔的典型的特性和关系是一种实体, 和一个人骑马是一种实体完全一样。门格尔根据这些典型的特性和关系构成边际效用学说的那些“法则”,也和引力同样是一种实体。

韦伯回答说,不是这样。牛顿可以那样做,因为他能使单独一种地心吸力的原则孤立起来,这种原则实陈上在孤立状态中发生作用。可是利己心的问题较为复杂。门格尔所做的工作是拟定一种“理想的典型”,不是一种实体的观念。他的理想的典型不是实际发生的情况,而是假如可能使门格尔的个人主义的人离开一切其他事物、处于孤立状态时一定会发生的情况。那是不可能的,因此门格尔的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抽象,不是对复杂的实体的了解。

我们认为这是韦伯的贡献的要点。它把建立经济理论的整个程序改变了,从一种“理论”(在实体的逻辑的一贯的旧意义上)改变为单纯的方法论,关于创立在研究中使用的理智的工具。不再有理论和实践的对立的问题, 因为理论只是用来研究实践的一种工具,好像一把铲子,用来挖掘事实,把它们变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农业制度。实际上,科学不是一团知识——它只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它的理论就是它的方法。

第二,各种科学都像这样他讲述一种理想的典型,人们不应该因此就批评门格尔。韦伯的批评是说,在社会科学里,不能使各部分孤立,因此理想的典型应该包括后来必须结合起来的一切特性和关系,既然这一切只能从历史上来查考,理想的典型必须是一种历史的概念。

第三,并不是一切历史都有关建立经济理论。因此,经济学家必须从历史的经验资料中择取所需要的一部分,不多不少,加以抽象,用来创立一种关于他作为经济学家所研究的特殊历史状况的全面的理想典型。

第四,即使这样,从历史上抽象出来的这种理想的典型还是不会符合实际情况——它仍然是一种“乌托邦”,一种心理的推想,想象那历史的制度会是怎样的情况,如果只对那些和经济学有关的因素,就其一切理想化的关系各方面,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抽象。因此,他构成了一种纯粹理想他的关于中古的城镇或行会、或者资本主义的公司组织或者工会等等的概念,不是作为关于实际存在的状况的“理论”,而是作为企图了解这种状况的一种思想的工具。

第五,韦伯的这种理想不是一种关于情况应该怎样的伦理的理想,而只是一种研究性的或者工具性的理想,科学家可以用来从事研究、选择事实以及和实际情况作比较。

第六,因此,理想的典型不是一种“平均”,像一根数学上的线,穿过所有的经验的事实——它完全是一种假如没有关系的事实都被排除,事实就会是怎样的“理想”。它也不是一种假设。它是综合,有助于作成一种假设, 因为它提出这个问题,在相互关系上,各种活动的意义是什么?因此,它提示了选择事实和衡量它们的比较重要性所需要的那种假设。它是一切因素的综合,我们从而作出假设。它和门格尔的学说不同,犹如综合和分析不同一样。

第七,这种对人类活动的意义的寻求,作为一种理想的典型来陈述,绝对不能指望它产生一种“精密的”科学,甚至连接近其他科学的量的要求也做不到。然而这反正不是所需要的东西。经济学家所需要的是了解,他需要计量只是为了帮助了解。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不是一种机械体或有机体,它的运动是研究者不能了解的——他的对象是人类,他们的活动他能相当地了解,只须把他自己放在“他们的地位”,从而推想在各种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条件下他们的活动的“理由”(在动机或目的或价值的意义上的理由)。

这是里克特和韦伯陈述的基本理由,它区别社会科学或经济科学和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里我们只问“怎样”、“什么”、“多少”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不能知道理由。可是,在经济科学里我们包括“为什么”这一问题, 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了解那发生作用的动机。

第八,社会科学上理想的典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的多少不是预定的—— 经济学家在研究时认为有关的一切因素都包括在内。因此,经济学家不经过长期的事先研究不能创立他的理想的典型。整个文明的范围可以供他研究, 可是在研究的时候,各种不同的文明可能表现得那样,使人们比较不同的典型就可以比较各种文明本身,同时,附属的典型同样地也可以加以整理和比较。这样,经济学家能够得到资本主义的理想典型、封建主义的理想典型、重商主义的理想典型,这些都是理想典型的特殊情况;又能构成关于从一种典型到另一种典型的历史发展的假设,以及关于任何需要研究的特殊组织内各项因素的相互关系的假设。

韦伯在这样创立他的理想典型中作出了一种重要的贡献。但是,他和他的信徒们运用这种理想典型的方法,使我们相信作为一种工具,必须加以仔细分析,然后它所含有的真实性的根源才能用于经济事件的科学研究。它的用处在于澄清我们对社会科学的思想,使它们和自然科学有所区别。他使得

我们要探问是否可以有另一种方法,或者韦伯方法的一种特殊的应用,它一方面是真正科学的,像用在自然科学和有机科学上的意义那样,同时却用韦伯所说明的那种主观价值的特性来区别一种人类行为的科学和那些非人文的科学,可是这种特性不能使其成为科学,因为价值在本质上是主观的、感情的、个人主义的和不能测量的。因此他讲“资本主义的精神”、中古城市的“精神”、工会的“精神”。就是环绕着这些精神,他创立了他的理想的典型。

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从区别理想典型的四种不同意义着手,这四种意义从人们对它的运用中发生,特别是韦伯、桑巴特和托尼对它的运用。这些, 我们可以区别为满足教育、宣传、科学和伦理四种目的的理想的典型。我们将分别称为教育的、宣传家的、科学的和伦理的理想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