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人物、原则、组织

所谓政治，我们的意思是一个机构范围以内协力一致的行动，目的在于取得和保持对机构和它的参加者的控制。交易是管理的、买卖的和限额的。机构是道德的、经济的和统治权的。道德的机构是那些没有经济权力或物质权力的机构，例如，在现代，以它们只靠说服的制裁这一点来说，是宗教的、慈善的、教育的、互助的和类似的团体。经济的机构是那些机构，例如企业组织、工会、农民合作社、物产或证券交易所，它们都是靠经济压迫的制裁，通过参加交易、不许参加交易、或者不干涉交易，而保障利益或者使受损失。统治权的机构，不管是地方的、国家的、联邦的或是帝国的，都通过物质的强迫，运用暴力的制裁。因此，机构的政治是矛盾和领导的内部活动，目的在于作出业务规则，通过控制机构所能利用的制裁，维持对个人的管辖。

在机构本身的范国内，以及以机构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机构的政治也是按不同情况，以道德力量、经济力量或者暴力这三种制裁的一种或全部为基础。并且，根据在取得对机构的控制的努力中哪一种制裁处于支配的地位，我们用说服、压迫、威胁三种相应的名称来分别形容诱因；同时，领袖、首颔、首长这些名词表示相应的领导的类型。

在这种有限制的意义上，领袖是一个完全靠说服和宣传来吸引和领导他的拥护者的人。首领，像工头、雇主或者塔马尼派①首领，依赖压迫，由于他控制着手下人的职业、契约、生活或者利润。

首长，像警察长或者军事长官，由于他控制着暴力，依赖威胁。三种制裁也许是也并不是由同一个人使用，可是成功的首长通常也善于运用压迫和说服。首领也善于运用压迫和说服。领袖，由于成功地运用说服一项武器，可以成为首领或者首长。群众行动，没有领袖、首领或首长，是一群暴徒。有领袖、首领或首长，它是一种运行中的机构。

还有三个名词，通常用来区别取得领导地位所凭借的这些备别的制裁的不同的配合，这三个名词是：人物、原则和组织。人物有种种的不同，从儿童到成人，从女性到男性，从愚蠢的到有控制能力的人物，彼此大不相同。遣传的和获得的特性的结合，在杰出的人物中，按照暂时隶属于他的较小人物的习惯和假设使个人适合于成为领袖、首领或者首长。

各种原则同样地也有区别，可是它们的区别是领袖们根据他们自己对较小人物的意向的判断而制定和提出的不同的政策，这种意向可以作为较小人物在协力一致的行动中团结起来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政治原则和科学原则有区别。后者只是从理智上观察到的行动或目的的相似点，像法学、逻

① 1789 年以纽约市塔马尼厅为恨据地组成的民主党的一派。——译者

辑学、物理学、电力学、重力学或者翘济学这些科学的原则。可是，政治原则以意志为对象，是有目的的行动方针，例如自由贸易、保护贸易、商业伦理、工会原则、宗教的或道德的原则、爱国主义、忠诚甚至经济和效率—— 根据这些原则，可以激发协力一致的行动，趋向一定的目标。在这里领袖之所以成为领袖，因为他能用语言说出别人感觉到而说不出的东西。

最后，组织有别于人物和原则，因为，当它接近完善的时候，它是一种运行顺利的、有效力的包括一切较小的或最高的领袖、首领或首长的统治集团——这一种集团，有时候用比喻来说，被称为“机器”，因为它继续不断地进行，虽然它的成员变更，好像是可以更换补充的零件。没有一个人是不可少的，可是个别的领袖可以在集团内部升起来，或者可以被挑除了由别人替代，按照人们认为可以运用的选择、迁调、提升和政治关系安排的方法来处理。按照组织达到这种顺利运行的完善的程度，我们给它的名称，不是物理学的名称“机器”，也不是生物学的名称“有机体”，甚至也不是那不明确的名称“集团”，而是社会活动的名称：“运行中的机构”。一个组织完善的运行中的机构的显著特征，是它能够以不断变动的人物和不断变动的原则继续下去，不依赖任何特殊的人或者任何特殊的原则。它能适应环境，更动它的人物或者变动它的原则，来适合各种人的不断变化的倾向或者互相矛盾的倾向。它需要这些人的忠诚和拥护才能继续存在。实际上，它和人一样地行为，并且实际上往往被人格化，可是近来这种比喻被物质化在“机器” 这个名副里：尽管那不用比喻而比较恰当的社会名词是运行中的机构。

因此，经济社会是一种不断变化的人物、原则和组织的合成物，它们实际上分不开，并且在运行中的机构的概念中结合起来。一个机构以内的这种复杂性，我们称为“政治”，以便区别它和从前经济理论的单纯性，后者应该称为个人主义。我们不假设平等的个人，而讲大不相同的人物——领袖和被领导者、首领和被管领的人、军官和士乓。不像从前那种简单的假设，认为各个平等的个人追求私利，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和矛盾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不平等的个人追求一种共同的利益。我们不讲不受限制的个人，而讲种种管理他们的组织机构。全部这种复杂的活动是政治。它不是和无政府主义或个人主义相反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它是“政治”。

“政治”这个名词的意义通常只限于目的在于取得绝对抗治机构——国家——的控制的那种活动。可是，由于现代出现了无数形式的经济和道德的一致行动，我们发现一切机构中都有类似的人物、原则和组织的复杂性存在。统治机构使用暴力的制裁这一事实，似乎拾了这种机构支配的地位，像“统治”这个名词所表示的那样。可是，这是虚幻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统治权是逐渐的（可是不完全的）从私人交易中抽出的暴力，而且其他的机构支配国家。

因为，“国家”在于使用暴力的制裁，执行否则私人方面也许要用私人暴力来执行的事。结果，人们不用私人暴力，而名为“政党”的一种一致行动的方式发展起来，作为统治机构范围以内的组织，用来选择和控制立法、行政和司法人物所组成的统治机构，这些人物的一致行动决定一切经济交易中所包含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因为，这些名词所表示的法律上的关系，不过是社会的暴力的制裁，为了控制的目的而加以特殊化，有别于“法律以外的”经济力量和道德力量的制裁，这两种制裁也许比暴力更有力量。

政党，和其他运行中的机构一样，是通过人物、原则和组织的各种变化的结合而发展的。在美国共和国的初期，当时人物似乎支配一切，政党被看作“私党”，它们的不顾一切的党争似乎损害以前各个独立殖民地的民族团结。可是人们终于发现，像汉密尔幅和杰弗逊这样的领袖人物代表了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则：终于，当这些凰及其他各种矛盾的原则达到持久组织的阶段时，它们实际上并且甚至不合宪法地改变了选举总统的方法，从一种空想的著名公民的会议（宪法起草人建议的选举人协会），改变为政党的会议，专门为了提名和推选总统选举人。

原来的那种由公正无私的公民冷静讨论的幻想，起源于十八世纪理性时代的天真的错误见解，以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只要认识正确的事就会会做。可是政党，和一切的一致行动一样，建立在群众的感情、愚蠢和不平等的基础上，并且它们具有根实际的目的。要取得和保持对那些说明国家意志的官员的控制。结果，政党，而不是国家，变成了趣济的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暴力的制裁被用于造成经济的利益或损失。在其他机构中（例如，企业组织、劳工组织、农民的组织、银行家的组织），这些协力一致的争取控制机构的内部斗争，在种种不同的名义下实现，例如“辛迪加”、“局内人”、“机器”、“派系”、“左翼”、“右翼”等等。但是它们都有类似的人物、原则和组织的现象——它们的总体可以用一个广泛的名词来表示，就是“机构的政治”。

由于一个机构内部的分工，主要人物作为专家出现，经验和成就使他们特别适宜于指导那机构的某些特殊活动。我们所说的这种政治家是心理专家。凭他的经验和眼光，他知道并利用个人的感情、愚蠢、不平等、习俗、习惯的假设，以便把他们在群众行动中团结起来。正如工程师是效率专家以及企业家是稀少性专家，政治家是人类心理专家。这种专门化，所有的房托邦理想，只及过去一百年中的商业经济学家和管理经济学家，都忽略了。他们要使社会哲学家、“知识分子”、企业家、工程师来控制集体行动。可是“自然淘汰”使政治家在那里控制。他具有政治常识。

虽然一个机构内部的政治的一致行动建立在咸情、愚蠢、不平等和群众行动的基础上，但是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和一切其他科学的复杂性一样。对于任何特殊情况，我们不能预先知道那复杂性意味着什么。可是，和在其他科学里一样，我俩可以根据观察或实验，创立某种科学的原则或者假定的行为的相似点，然后就能在特殊情况中用这些原则或假定来进行研究。科学头脑用来在一切研究中进行工作的这种学术研究的方法，我们称为分析、究源和洞察的方法。

分析的方法在于把那复杂性拆散，成为一切假定的行为的相似点，然后给每种相似点一个名称，作为提出的一种科学的原则，以备在研究中加以考查。究源的方法在于找出过去发生的变化。作为现在情况所以如此的说明。洞察的方法在于了解怎样领导和服从领导的情况。

在上面讲的人物、政治原则和组织的分别中，我们已经提到这种学术研究的方法。每一项都是科学的原则，因为它是一种从观察中得来的一致性，研究它的发展是“究源”，对它的了解是“洞察”。可是还有四种其他的科学的原则，以及它们的分支细目和研究对象，可以在整个政治的分析中看出，这些原则，在特殊的具体事件中，可以结合起来，以便发现它们在分析、究源和洞察中的相对重要性。这些原则是“管辖”、“限额”、“稳定”和“辩

护”。

管辖的权力可以细分为地区的、对人的和对交易的管辖。“限额”的程序可以细分为“互助”①、浊裁、合作、集体谈判和司法判决。稳定的程序的内容，是办法、价格和就业的标准化。“辩护”可以细分为宣传和习惯性假设。实际上，这些都是彼此分不开的，都应该包括在更广泛的政治的原则以内，因为都是一个机构以内一致行动的一般原则的不同方面，目的在于控制那机构，因而也控制个人行动。它们互有关系：可是可以用极端的例子通过分析的程序加以区别：通过究源的程序，从历史观点来说明它们怎样从一种变化为另一种：通过综合的洞察的程序，看出在当时某一种是关键的因素，其他的是一般的或辅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