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银行是银行家之银行，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国家利益的监护人。

英格兰银行在停止兑现期间获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最高地位，在黄金又充分流通以后被保存了下来。它不仅成了商人的银行，而且也成了银行家的银行，并一直保持着这种地位。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硬币使用得越来越少，每一次这种变化都加重了英格兰银行所负的责任。因为，虽然国内银行业务迅速增加，但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伦敦以外的地方，银行所掌握的现金准备却在不断减少。它们已习惯于只保存“备用现金”，即足以应付其顾客们支付工资和其他零星交易的现金。对发行钞票的银行来说，这个数目是很小的。它们的实际准备在英格兰银行手里；它们自己相互之间的较大来往，部分地通过各种“汇划结算”办法或相互抵消债务的办法来清算，其差额最初是用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来偿付，后来则用对它开的支票来偿付。①

由此便奠定了英国银行业两大特征的基础。英国银行业的第一特征是， 金银准备较少，而在发生恐慌时全国巨大的交易额却要依靠这较少的金银准备获取直接信用；第二个特征是，英格兰银行享有特殊地位，实际上，它是社会的受托人，管理着社会的最后现金准备，尽管政府、议会或银行家没有通过正式法令委托它为了公众的利益管理现金准备。①英格兰银行不仅已成

① 查尔斯·博赞克特（1870 年）在说明了这一点之后补充说：“受委托的经纪人 们现在无时无刻不在伦巴第街上奔走，把一个银行家的任何数目的余款借给另一个银 行家，为期不一，一周或一天，‘甚至’在三点钟借出，四点钟即以汇票在票据交换所清 偿。 伦敦的银行就好象是街道两旁装的许多贮水器，相互之间由水管子连接了起来。” 但下面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正确的：“英格兰银行是国家纸币的一个大调节器；当它增发或减发它的纸币的时候，地方银行家们也跟着效仿。”（参阅李嘉力图的 《金块的高价》，并与他的《答复博赞克特的考察》第五章和索顿的《论纸币信用》第八章 比较一下。）许多银行董事和其他人于 1819 年向下议院委员会提供了同样的证词。同 样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汇票， 因为汇票是当时和稍晚一些时候兰开夏的主要流通媒介。当汇票由地方银行开出的时候，与银行钞等没有多少区别，参阅斯塔基和刘易斯·劳埃德 1819 年向上议院委员会提供的证词。

① 银行家和经济学家英格利斯·帕尔洛雷夫曾说过：“伦敦的银行家们在英格兰银行保留的余额，与其说

是他们的准备，不如说是他们的‘备用现金’。”（见《银行利率与金融市场》，1903 年，第 23 页）因为，实际上这笔钱是“每个银行家不得不牢牢抓在手里以应付急需的那个数目。 只是为了方便才把它

了银行家们的银行，而且在直接影响国内商业信用的问题上已成了银行家的领袖。它的董事中有许多大商人。他们曾公开声明：一般说来，英格兰银行本身对他们所具有的利害关系，远不如国内商业的繁荣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大，因此他们不能只顾该行股东的利益而牺牲公众的利益。他们常常必须很快地对一些棘手的问题作出重要决议。批评家们偶而也怀疑他们的决定是否正确，但却无人说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公众利益。

实际上，他们象政府部长那样，具有很强的责任感。②

至此还没有提到英格兰银行在发生信用危机时所拥有的特殊权力和所肩负的特殊责任，这一点留待后面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