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建立在不同金属基础上的国家之间的汇兑。①

英国和使用银市的国家比如印度之间的贸易，和上述例子不同的地方， 只是由于白银是一种可输出的商品，而卢布却不是可输出的商品；因此，虽然卢布的金价可以自动调整到以黄金计算的物价对以卢布计算的物价的比率(运费计算在内)，但就卢比而论，这种调整往往要推迟。因为，俄国的出口商除了用汇票在英国市场上购买金价没有变化的商品(或把汇票卖给需要者)之外，一般可以不使用英国的汇票，而印度的出口商却不能这样。假如银价只在英国下跌，而在印度没有下跌，向英国输出货物的印度商人就会用他们的英国汇票(直接或间接地)购买白银输入印度；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白银就会不断地流入印度。在整个这一过程中，由印度输出商品都会得到奖励；因此，研究这种奖励会维持多久，是有意义的。

但必须承认，以黄金计算的银价下跌可能引起英国人对印度公私证券的不信任。这将会使他们收回在印度的资本，至少会限制他们对印度的贷款； 而这样就会减少印度在英国的汇票数额，从而使印度出口商的汇票升水。但象关于俄国的例子一样，我们可把这个原因引起的扰乱排除在我们的研究之外。假如把这一扰乱撇开，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升水不会维持很久。

① 这一节转载著者 1887—1888 年向金银委员会（问题 10，226）和 1899 年 1 月向印度通货委员会提供的证词（问题 11，786）。关于证词中提出的一些支持统计论点的历史图，可参阅这个委员会的报告。

那些持相反意见的人们，一般坚持说，由于在印度的习惯势力会阻止银价变动，因而必须把银价看作是固定点，估计到以黄金计算的银价变动会使西方世界以黄金计算的商品价格同样变动。(固然印度的习惯势力远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么大，但为使这种论点不在这一点上受到侧面攻击，我们可暂假定他们的前提正确。)

假定白银流入印度不致显著地影响那里的白银购买力，那就很明显，这种白银的流入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英国市场上以黄金计算的商品价格下降，或印度市场上以黄金计算的银价上升；最后或者每一种变动都有一些； 其结果是，以黄金计算的银价再次等于英国以黄金计算的物价对印度以卢比计算的物价的比率(计入运费)。

印度政府与英印汇率涨跌的利害关系是复杂的。因英镑价值上升，卢比不变，而引起的卢比价值较英镑低落，就其对于印度的利害而言，完全不同于因卢比购买力下降，而英镑不变所引起的同一结果。因此，最好是把这两种结果分开来讨论。印度政府关心卢比价值的长远兴趣限于它的固定土地说的范围内。就重视土地税这一点而言，印度政府在根据西方原则办事的大国政府之中是独一无二的。它关心英镑价值的长远兴趣限于它的黄金债务的范围内。其次，就关于不是永久不变，但却有坚固基础的利益而论，它非常关心卢比价值能维持十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也就是非永久性租约的平均有效期限。此外，它对租税也一直关心，因为，虽然随着国家财富的不断增长，它可以正当地拾高租税，但它的行动自由，实际上受到一种限制，即在东方可能比在西方，更有必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最后，作为欧洲劳动力的雇主，它关心卢比与英镑的比率，而不管其绝对价值，也就是关心其汇率。假如它们同等地上升，或同等地下降，问题就少一些。

关于铁路，问题可能不象表面那么严重。因为，铁路公司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规定一种理想的运费，因有意降低运费而大受亏损的铁路公司并不多。因此，由卢比价值下降而引起的运费的间接下跌，对于铁路公司的害处似乎不象有时所想象的那么大。就存货和铁路设备的价格而言，除了已经提到的利害关系外，印度政府与卢比价值和英镑价值没有其他利害关系，因为它作为一个商人买进，以商品交换商品。

这些问题本身是很严重的，但其中大部分问题的产生，都与印度政府的困难处境有关，而与卢比或英镑无直接关系。因此，即使全世界都采用同一种通货，问题仍将存在。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 西方世界的财富和繁荣大大增加，以后一直以递增的速度继续增加，这使得西方政府能支配的资源较过去任何时候都多。这些资源多用于民政和军备方面。用于法律、教育和卫生方面的资源，以劳动来计算要比过去大，以商品来计算则比过去更大得多。军事开支可能增长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