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贸易和经济情况的变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别国情况的变化引起的；某一变化带来的主要结果常常要在若干年后才表现出来。所以，解释任何一国和任何一年的统计资料时，必须广泛地研究其他国家和其他年份的统计资料。

前面已指出，研究一国贸易路线的变化时，必须避免只在直接影响该国工业的因素中寻找答案。在一些情况下，被忽视的因素要比人们特别注意的因素重要得多。

例如，大约一个世纪以前，英国的工业及国内交通工具发生了急剧的变

① 这一段是本书作者在 1885 年《统计杂志》创刊五十周年纪念号上介绍自己编的一本书时说的话，该书每一页上都划有一百条线，代表一个世纪。本书作者在《工业与贸易》附录 G 的结尾处，谈到解释关于高额关税（或其他原因）影响国家繁荣的统计证据所遇到的困难时，亦曾提到这一点。

① 例如，一般物价指数由 1846 年的 95 下降至 1848 年的 74，在连续三年大体保持这一水平之后，由 1852

年的 78 又上升到了 1855 年的 102。物价指数突然下降是由以下几种因素共同引起的：英国的铁路危机、丰收、谷物进口税大幅度下降等。这个低水平连续保持三年的原因是，国内商业信用不佳和国外政治动乱， 1852 年至 1854 年物价指数的大幅度上升，是新产黄金的流入、收成不佳和克里米亚战争等因素造成的。凭手画的曲线由于在这里突然发生变化，从而告诉人们，下降和上升是一些强有力的因素在同一方向活动的结果。但那种平滑曲线却表示，1838 年到 1847 年的物价是逐渐而缓慢地向下摆动，接着到 1859 年逐渐向上摆动，这当然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

化，而其他国家的情况则比较稳定。冈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几乎每个西欧国家的国际贸易史，都受到了英国工业的影响，其程度不亚于本国工业的影响，或甚至比本国工业的影响还大。现在英国工业的变化还和过去一样快，但与英国有贸易往来的一些主要国家的工业却比英国变化得更快。

我们立刻就会发现，这种理论对于信用和商业的波动特别重要，它们愈来愈容易从一国蔓延到几国，甚至在某些情形下蔓延到整个产业世界。因为电报使一国的脉搏和别国的脉搏同时跳动，几乎象用电连接起来的一群时钟的走动声一样。但其他运动则比较慢，由一国很慢地向另一国蔓延。

这就使我们看到，不管是哪个领域的历史学家，其最困难的工作就是估计某一原因要经过多长时间才产生结果。在宽阔的大洋上，潮汐并不正好在月亮引力之下高涨，而是“延缓”到几小时之后。在狭长而被分为几段的大海上，任何时候的高潮可能是二，三十个小时前月亮(和太阳)的递增引力引起的。在经济史的许多领域中，类似的延缓情况特别大而不确定。但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往往使人们忽视这种危险。如我们所知道的，学者可采用某些机械方法来防止这种危险。

国际贸易受季度循环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使日历年度几乎经常成为它的最好的时间单位。但商业波动需要和信用波动一同研究；这两者的时间单位最好不超过一个月；因为，当把一场信用危机的月度记录做成年平均数时，该危机的最突出的特点往往也就看不清楚了。

由于同样原因，长期平均数常常使人看不清导致贸易数量、性质和路线发生变化的最重要原因。无疑地，这种平均数可以消除暂时性因素的干扰，例如不规则的收获季节及信用波动等。表示每五年或每十年平均变化情况的统计表最好是和代表每年变化情况的统计表和曲线图配合使用。因此，当我们考察缓慢变化的持续发展对一国的贸易额(或任何其他事物)所产生的总影响时，最好是用最近十年的平均贸易额与更早十年的平均贸易额作比较，而不是用该国最近一年的贸易与更早一年的贸易作比较。但这样的比较却不能使我们，甚至很可能不能帮助我们去考虑总结果中的哪一部分应归因于造成结果的许多变动中的哪一种变动。

轻微的扰乱很容易被“平滑”统计表(或曲线)所隐蔽，因为这里记人的各年数字(或点)是代表(比方说)十年的平均数(这一年是十年的最后一年或中间一年)。但对于大的扰乱，例如德法战争或南非战争，这种方法就往往暗示一种不存在的连续运动；并把许多不同性质的原因造成的结果变成了一种无差别的结果，因此还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只要平滑表或曲线小心地附属于代表逐年变动的表或曲线，这种方法就可能有用。但当把它们分开时，它就最易于使人误解，和正确而谨慎地研究贸易史不能相容。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可把几年(有时不多有时很多年)归为一组，结合任何一个专门问题来研究；但却没有一个能应用于一般目的的统一规律。除非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否则几年的平均数就往往是隐藏了、而不是暴露出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真正原因。

代表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变动的数字，对于研究那些支配一般国际关系的因素具有重要作用。但人们经常研究的是一国工业的发展和该国对外贸易额的变化的相互影响；在这种研究中，按人口平均的统计资料一般最为有用，特别是可以用这种资料来比较本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