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资本主义生产资源的国家保护本国的某一新兴工业，并不一定不合 理。但问题是，在这个工业已经蓬勃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一般仍给予 它较多的保护。

在巴西那样的国家，在辽阔的内地征税很困难，而在港口征税却很容易，所以对进口制造品征税就成了它收入的方便来源。帮助新兴工业发展潜力的保护性关税，可能有利于某一不发达国家，尽管这种税不可避免地有害于该国少数出口工业。因为，若干最先进的工业获得发展后，可带动该国的大部分工业，正如把烟囱对准刚点燃的火种，可以产生很高的温度，从而使火烧得更旺那样。但这两种论点都不适用于旧工业国。

英国的面积相对于人口来说较小，煤是其大量出口的唯一原料。英国作为出口国的有利条件，主要在于它的每个工业区都能很方便地利用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除非可以很容易地得到退税(即进口货再出口时退还的进口税

——译注)，否则便没有哪个国家象英国那样因不能自由地使用外国半成品而遭受那么巨大的损失。而且，没有哪国人民象英国人民那样那么怨恨在小

商品退税方面遇到的那许许多多麻烦。这特别是因为英国制造商要把许多甚至最狭义的“完全制成品力当作工具或附件来输出。

有人认为，需要用保护性关税来帮助大企业采用最先进的现代生产方法。无庸讳言，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许多最重要的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果，却产生于象兰开夏那样的工业集中地区，因为那里许多相互关联的内销和外销工业的生产可以相互补充。

当然，进口税的最终归宿，部分地取决于它对一国工业界人士所起的教育作用的大小，即是否能使他们专心致力于那些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和机会去做，但却没有象其他国家那样尽最大努力去做的事情。关税如果能起到这种作用，就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评价关税政策。有时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找不到其他方法把国家资源用于帮助某一落后工业的时候，国家可牺牲全体人民的利益以适当的方式资助该工业。可以想象，关税用于这一目的时，对国家是有利的，尽管暂时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全体人民拥有的物质财富或享有的物质舒适品。但事实上，那些在技术方面最了解这类问题的人，往往竭力使答案有利于增加对他们工作的需求，因而见到主张征收这种说的议论，即使出于品格高尚者之口，也应特别仔细地予以分析。

我对凯里及其追随者们的议论(他们的议论几乎没有引起英国著作家的反应)印象如此之深，以致我于 1875 年动身前往美国，以便从美国人观点来研究工业和国际贸易问题。当然，那时我并不认为美国的制度会适用于英国，而是认为凯里等人的议论或许含有某些概念适用于英国的情况。

回来后我深信，实际上的保护政策完全不同于凯里及其追随者等乐观的经济学家想象的保护政策；他们假定，人人都象他们那样正直无私，象他们那样明白事理。我发现，不管实行保护政策的计划最初多么简单，最终都会变得极为复杂，主要是向那些已经很强大、不再需要帮助的工业提供保护。在变得复杂的同时，也变得腐败，进而腐蚀国家的政治生活。总之，我认为， 实行保护政策给道德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了它在那个时期可能给美国工业带来的任何好处。

进一步观察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活，使我更加相信这一点。我认为，尽管经济变革的速度日益加速，但八十年前英国所采取的政策，现在是， 而且将来或许仍然是最好的政策，因为它不是一种对策，而是无对策。为应付任例一种情况而采取的对策，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必然会过时。自由贸易的那种朴素而自然的状态——即无任何对策——将继续胜过操纵关税获得的各种小利，不管征收关税的方法多么科学，多么高明。

下面将谈到的一些经济变化，也许可以作为我们重新考察英国八十年前采取的财政政策的理由。

人们通常指责当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过于不信任政府。他们确实不信任他们所知道的那个政府，但未必一定就是大错特错。当时的政府的确不象以前激怒亚当·斯密的那个政府那样腐败和无能。亚当·斯密不象一般人所

想象的那样，否认政府有许多重要事情可做，而是否认政府能有效地执行许多重要职能。甚至在选举法修正案通过以后，政府仍主要受富有阶级中不那么开明而带有偏见的人的控制，因而不能很好地完成那些只有政府才能完成的迫切任务。所以，要政府承担私人企业和慈善机关可以担当的任务，是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的。

自那以后，速记法、电报和新的印刷机器的出现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水平，道德水平的提高逐步纯洁了国会并使政府各部门增加了活力。在英国， 自由贸易帮助减少政治权力的货币价值，从而更加强了上述趋势；但如果三十年前的公平贸易运动或目前的关税改革运动取得胜利的话，自由贸易所起的这种作用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抵消。

美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工业生产效率方面进步很快，它们不断增长的财富，使它们能大量消费英国擅长生产的所有产品，并使它们能为自己的直接消费或自己的工业生产许多产品。因此，它们的进步在一些方面给英国带来了好处，在另一些方面给英国带来了害处。

但是，旧国家无论如何不能指望和那些刚刚开始开发丰富资源的国家， 有同样快的增长速度。那些矿藏及其他资源正在日益枯竭的国家，更不能有这样的奢望。同美国和德国相比，不管英国所表现的退化有多大，其大部分退化都可直接归因于美国和德国新近对以前没有很好利用的自然资源的开发。

美国确实得天独厚，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矿业资源，气候温和，而且开发资源的人们干劲十足，精明强干。美国气候条件很好，地域辽阔，可以给粮食和纺织原料生产者带来丰厚的收益，并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水力资源和矿藏。除气候和煤炭资源外，美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比英国强，因而在其早期，几乎每一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都比英国高，有时甚至高两倍以上， 英国人的好想法几乎总是易于为美国人理解。十八世纪初，英国竭力阻止先进的机器出口，欧洲的制造商则想方设法在各种各样的伪装下一件一件地从英国偷运出机器或机器图纸。但自尊心较强的美国人却在研究机器代替人力的方法，然后自己来设计，有时比英国造的还要好。因此，美国不需要对外贸易。当它获得独立的时候，它的国内贸易额比整个西方世界的贸易额还大。保护贸易不可能对它造成很大的危害。其保护政策向若干真正需要帮助的工业提供的帮助，足以补偿该政策在其他方面造成的经济损失(但不补偿道德方面的危害)，而且在财政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美国的管理方法一向很高明。

前面已暗示，德国采取的保护政策，不是帮助而是妨碍了其比英国多得多的人口发挥工业能力。如果我们把煤矿和铁矿合起来看，并注意到在其边境以内或其附近丰富的次铁矿床已由于新近的发明而可用来炼钢，那么就可看出，它的矿产资源是很丰富的。尽管同英国相比，远洋航路离德国港口较远，但即使在这方面，也有所补偿，因为它的船只可以在荷兰、比利时、法

国和英国的一些近便港口装货，而且只有它能通往东欧的广大地区。东欧喜欢西方的商品，但自己却不能制造，因而德国可以把轻货物便宜而迅速地用货车运去。德国的对外贸易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这依靠的是任何财政政策都不能摧毁的优势。

和美国一样，德国的力量主要来自其境内的众多人口，在这些德国人之间现在可以进行绝对自由的贸易。曾一度妨碍德国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普鲁士这个最强大的日耳曼国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被许多人为的边界弄得四分五裂。后来仿效早先的瑞士和更早的法国，建立了关税同盟，这在世界上也是为实现自由贸易而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关税同盟从各方面摧毁了妨碍每个人“朴素”而“自然”地与最能满足其需要的人做生意的人为障碍。保税货物因此而可以很方便地从一个普鲁士“岛屿”运往另一个普鲁士岛屿，不再受盘查，海关人员也轻松多了。总之，如果有可能建立一个英帝国商业联盟和一个包括所有英语国家的商业联盟的话，则德国关税同盟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将与前一个组织的作用相反，而在某些方面与后一组织的作用相类似。

德国的某些出口工业几乎不需要使用进口的半成品，但另一些出口工业则需要使用进口的半成品，因而进口税对其妨碍很大。就加工后再出口的外国货而言；虽然对其征收的进口税不重，但要得到退税却很麻烦，所以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制定出计划要在一些主要港口附近设立自由贸易区。例如，环绕汉堡码头的一个小自由贸易区将向一些业务提供便利，特别是向再出口货的转运提供便利。①

其他国家的经验似乎表明，甚至现在仍有这样的危险，即议会在制定其财政政策时，不听取有关阶层的呼声。也许德国最没有这种危险，因为人们承认，德国官吏在诚实方面不在任何人之下，而且在私人生活方面几乎没有人比德国国会中的“农民”议员坚持更高的道德标准。但这些人和某些有权有势的制造商在操纵立法和其仆从们的选票方面所采用的手法，却很可能使严肃地对待生活、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德国工人成为社会主义的热诚拥护者。英国面临的危险与此不同，但并不是很不同。英国工会的力量比所有其

他国家的都大，因而英国面临的最大危险或许是：工会被引诱利用这种力量为某些工人谋利益而牺牲大众的利益，正如地主阶级执政时所做的那样。对于关心整个国家物质福利的人来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消除这种诱惑。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坏的方法是使英国政界人士重新感到，左右议会中的表决和操纵舆论，有利可图。

① 在德国的《贸易统计》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被用来详细（通常都详细得过分）记录这类因加工后将再输出而被免税的进口货。德国的这种对再出口货物免税的计划，虽然一步一步地得到了最有效的执行，但总的来看，结果并不大理想。英国如果实行这类计划，将需要大批官吏，耗费大量金钱，这种计划将减少英国的进口税收入，而无助于减轻这种税对出口工业的危害。

此外，虽然在某些方面政府比从前更能应付困难，但另一方面，现代要求政府从事的建设性工作；或许比它完成这种工作的能力要增长得快得多。这部分是由于人类生活比以前更丰富更复杂了，部分是由于我们不断增长的知识和财富以及越来越高的公共责任标准，使我们比以往更不愿容忍严重的社会罪恶，甚至不愿容忍生活水平稍许有所降低，而许多社会罪恶只有利用政府的权威和力量才能有效地克服。导致情况发生变化的另一原因是，政府官吏比以前更有知识，更廉洁奉公了。这使我们愿意把许多事情交给政府去办(在这方面，亚当斯密及其弟子们也许害怕消除罪恶的方法比罪恶本身还要坏)。但是，某些雇员、建筑家、制造商、商人等等必然因此而有机会利用帝国政治和市政政治来谋利。这是我们反对复杂的好斗财政制度的另一理由，因为这种制度不仅会占用国会和政府的大量宝贵时间和精力，而且会败坏道德风气。这一问题将在以后出版的一本书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