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英国采取的白由贸易政策。①

在英国的政治家们为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铺平道路的时候，英国出口的大都是它拥有部分垄断权的货物，从而使它能(现在则不能)把大部分进口税负担转嫁给外国人。还应该指出，当时英国的经济学家并不反对所有进口税，而只是反对带来不便的进口税，如原料进口税，反对不公平的进口税，如对穷国征收的很重的进口税，或差别税。(如前所述，差别税指的是对在某处或用某种方法生产的，或通过某条航线或用某种船只运来的商品特别加重征收关税，而其他用于满足同样需要的商品则受到不同的待遇，可逃避全部关税或一部分关税。)英国经济学家之所以反对差别税，是因为它会使消费者和商人用以下两种方法来逃避关税，一种方法是用较差的但不被征税的商品来代替被征税的商品，另一种方法是从其他花费较大的供给来源获得一部分所需要的产品。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消费者都会受到损害，而税务局一无所得。只有在关税不被逃税的情况下，税务局才能得到消费者所损失的一切，当然要扣除课税等费用。英国经济学家发现少数特殊的商品如茶叶、咖啡、烟草等逃税不多(除非走私)，因而浪费不多。但他们通过详细的研究，而不是根据任何一般的演绎推理发现，在英国的气候适宜于生产，或可以用劣等货代替的情况下，逃税是很厉害的。其浪费之大，实际上要超过转嫁给外国人的那点儿关税负担许多倍。因此，他们主张取消所有违背经济原则的关税，认为输入国内能生产的商品一般不会排挤劳力，而只是改变就业方向。他们知道，任何一种激烈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带来灾难，而且认为，如果一国的企业家在可以自由地作出判断时断定本国制造某些商品的成本大于输入这些商品来换取外国所需要的其他本国制造品，如果他们的目光远大，而不因为偏于私利或固执保守而带有偏见的活，那么他们的判断就很可能是正确的。

但不幸的是，当那些与进口货竞争的企业家竭力劝说公众和政府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时候，私人利益在与公众利益的对抗中，在战略上往往占据优势，因为他们可以确切指出哪些地方会因课征保护性关税而增加就业。他们

① 本章其余大部分摘自本书作者的《国际贸易财政政策备忘录》，根据下议院的命令，该文已印成“白皮书”，文件编号是 1908 年第 321 号。

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利润和工资将因课征保护性关税而有所提高的雇主和工人，请求雇主为“运动基金”捐款，敦促雇主和雇陨施加他们所拥有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政治影响来迫使议会赞成征收保护性关税。就某一工业的特殊利益而言，高明的策略不是争取尽可能多的与该工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为其说话，而是争取尽可能多的与他们达成谅解的人为其说话。

那些关心人民大众的利益甚于关心阶级利益或政治权力的人，处于很困难的境地。虽然他们知道保护性关税必将减少就业总额和实际工资总额，受益的工业能得到好处是以牺牲其他工业的更大利益为条件的，但他们却常常说不出哪些工业受害最大，同时没有得到丝毫好处的人数众多的工人又处于无组织状态，没有发言权。因此，征收保护性关税的好处，由于容易被有权有势的人看见并描述，在投票站，甚至在正直的政治家们的会议上，就往往比其害处更受重视。而其害处，虽然总的说来较大，但不那么容易被人看出，所以没有直接受到人们的谴责。幸而那时对许多进口货课征的保护性关税都挑选得很不好，以致促成了自由贸易的胜利，例如对原料征收的保护性关税明显地限制了就业，对粮食进口征收关税带来了再明显不过的灾难。但自由贸易的这种偶然的胜利，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忘记了经济学家得出的一般结论，即保护性关税是减少而不是增加就业、工资和利润总额。

这一结论首先依据的是这一事实：即就业机会并不仅仅来自创造就业机会的愿望，而是来自这种愿望以及生产设备和维持工人生活的手段。早时的经济学家辞不达意，过分强调机器、原料、食物等的资本存量，近代经济学家则比较重视新供给的粮食、原料、机器、制造品以及构成国民收入的个人劳务等的净流量。着重点的这种变化在某些方面虽然很重要，但对目前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却没有多大意义。那时和现在一样，经济理论的基础是：一切工资和利润(以及地租)都来自国民生产的总效率，但国民生产中只计算用新近的出口货从外国人那里换来的产品，只计算作为以前赊销的出口货的利息从外国人那里得到的产品，而不计算出口货。

他们认为，生产总效率提高多少，(过去制造和新近制造的)商品总供给量就增加多少，商品总供给量的增加将向国内各阶级提供就业和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

而且，如果能在本国制造的商品却自由地从国外输入，这表明制造别的东西来从国外购买，其成本要比直接在本国制造低。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出售商品不计成本；在另一些情况下，国内某一工业可能会出现暂时的混乱，需要公众为其恢复作出一些牺牲。但这些都是特殊情况，涉及的范围较小，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没有多大关系。

因此，阻碍消费者所喜爱的货物进口的关税，并不会扩大就业或提高工资，也不会有利于“生产者”。当然它对某些生产者是有利的(如果把地主和其他一些自然资源的所有主算作生产者的话)。但它对其他一些生产者的危害要超过受惠的生产者得到的利益，因为它减少了人们所喜爱的货物的总

流量，而这些货物正是向国内各阶级提供就业和收入的基础。

当然，这一基本真理与以下意见并不矛盾，即一个国家应象节俭的农民撒播谷种那样，牺牲上点目前的收入以便发展那些尚未成熟的、可能会遇到强大竞争对手的工业。但这种意见不大适用于英国，因为它的工业比较成熟，这一点将在下面讨论。

我国现行制度的创立者必须与以下反对意见作斗争，即：虽然自由贸易如果为所有国家采用的话，可能对所有国家都有利，但除非外国人以德报德，否则自由地开放英国港口就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一旦外国人看到英国政策的巨大成功，他们一定也会采取这种政策。其后几年的事实证明了这种希望。但这一答案对原命题有误解的地方。它没有看到，保护幼稚工业对国家是有好处的；虽然这种好处可能是以很高的代价获得的，但工业不发达的国家不折不扣地采取英国的政策，是愚蠢的。

第二个答案不言自明，无懈可击。那就是：如果，尽管其他国家对英国货征说，但英国用自己的商品换取外国商品的成本仍比自己制造同样商品的成本低，那么，这样做就对英国有利。当然，这里也有例外情况。可以用征税的办法来报复，其一部分负担会落在消费英国货的外国人身上。但明智的做法是不计较这种小利。

人们提出来的一种更具有实际意义的做法是，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商品免税，应以那个国家降低对英国货课征的关税为条件。在某些情况下，英国正是这样做的，但这种做法却有违于英国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借以保持领导地位的那种宽宏大量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