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安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道路和印刷机大大促进 了英国各知识阶层的紧密结合，但地方利益仍然经常高于国家利益。

在亚当·斯密著书的时候，工人以及个别工业部门在英国国内的迁移已大大摆脱了——或者可以说已摆脱了一半——中世纪的那种束缚，而具有了现代的一些特点。妨害国家利益的地方障碍已经减少，旅行已几乎没有危险。道路也较为通畅。中上阶层和少数体力劳动者已能阅读。报纸在国内已成为一种力量，虽然其消息和报道还很少对那些急欲迁居以改进生活状况的工匠们有所帮助。所以亚当·斯密坚持说，“人是一切行李之中最难搬运的东西。”①

我们希望，语言学和其他方面的研究将说明中世纪英国国内工人迁居的历史。当这种历史附有地方工资变动的统计数字及普通工人所消费的主要谷类价格的统计数字时，则关于现代经济发展对迁居有其影响的结论就有了根据。但现在我们对过去似乎看得还不很清楚。①

一般的规律是，从长远来看，凡对国家利益有害的活动，都不会增进地方上的特殊利益。因为一个地区采取狭隘的政策会导致与其相邻的地区采取同样政策，从而阻碍工人在国内的迁移，使人不能尽其才。从长远来看，每

① 他说，在伦敦或伦敦附近，劳动的一般价格为十八个便士，在人英里以外，降到十四到十五便士。在爱丁堡为十个便士，在几英里以外降到八个厦士。1838 年麦克库洛赫在为这段诸如的注释中说，“道路、运河、铁路及轮船”已大大减少了这些差别。（那时运河的作用当然比铁路大得多。）据他估计，“全国的平均工资约为二十个便士到二个先令一天。”当时英国在一般情况下农产品自给自足，因而在用这些数字及所有其他与此相类似的估计数字同现在的数字进行比较时，必须考虑到，当时乡村的面粉价格一般大大低于城市，而且那时普通工人用于面份和面包上的工资比重，比现在要大 得多。

① 如果经济史学家可以获得充足的资料，则一部英国工资史就应该以许多典型地区的连续的工资变动纪录

为依据，并说明（或至少是合理地估计）每个地区给予自由放牧地带多少补贴和其他特权。在这方面，罗杰斯作了很有价值的工作，他似乎知道，必须克服一些困难，才能对从前整个英国各种工人的实际工资的一般比率或平均比卒作出可靠的估计。就以实物来支付工资而论，为此目的而选择的谷物不可能保藏得很好，因为当时没有现代那种收割和运输工具。

一地区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邻近地区对其买者和卖者所提供的市场范围，取决于它从国内其他地区所得到的启发，并取决于它从外部吸引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能力。因此，一般说来，自私的政策是愚蠢的政策。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习惯的工资率，无论是对国内的移居还是对向国外的移居，都不是只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某一村庄习惯上给予农业劳动力相同的工资，则凡比其邻人强壮的人，如果留在本地，他的工资就不足以偿付其劳务。因此，即使他在本地所得的工资较接近于他的劳动价值，他如果移居到城市或移居到工资较高的农业地区，也会得到更多的工资。

亚当·斯密告诉我们，“五十多年以前，伦敦近郊的一些州郡，曾向议会请愿，反对把征收通行税的道路扩展到偏远州郡。它们所持的理由是，如果这样，那些偏远州郡，由于劳动低廉，它们的牧草和谷物，将以比附近州邵低的价格在伦敦市场上出卖。伦敦附近州郡的地租将因此而下降，它们的耕作事业也将因此而衰退。然而，从那时以来，它们的地租却增高了，它们的耕作事业也改进了。”

但是，斯密似乎没有充分地估计到自然选择会使某一效率等级的劳动收入相等，同时又扩大不同地区标准工资的差别。我们将看到，在把国际价值的一般理论应用于现在的实际问题时，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上一世纪初期，英国南部农业地区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因受到人为的鼓励而迁到兰开夏纺织区，这减少了北方的工人，增加了南方的工人，从而使平均工资趋于相等。另一方面，“自然选择”虽然会使各个效率等级的劳动收入趋于相等，但也往往扩大不同地区平均收入的差距。因为能干的人倾向于离开得不到高工资的地区，从而使那些没有离开的人更容易地保持甚至提高他们的工资。同时，这种迁居有助于缓和进步地区缺乏工人的现象，并阻止这些地区平均工资的过度增长，而他们自己的收入比在家乡时更接近于他们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