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O.难产的六氯环己烷

1978 年，中国大地刚刚复苏，中国高级领导人为了中国的长远利益，访美交流。当时，中国经济要搞活，需要大批资金。中国盈利较高的企业，除了烟草，就是石油化工。因此，中美高层达成一致协议，由美国向中国提供当时最先进的石油化工装置。根据当时分析，中国是农业大国，要兴农，要农业机械化，必然要用大量的农药，要用大量的六氯环己烷。

美国方面根据中国的要求，决定把西北摩尔公司的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转让给中国，但中国方面要求引进全套设备。这主要是为了国内尽快出效益。但美方西北摩尔公司向中国声明，六氯环己烷技术虽然属最先进技术，可它仍在实验室计算机模拟阶段。中方高层拍板，只要计算机模拟实验成功，就

可引进。

从美国引进这套六氯环己烷生产装置，可生产广泛用于高效农药的六氯环己烷及其它重要的附产品。它们有重要的通用型抗氧化性，还可用作橡胶防老化剂、稳定剂、高分子材料抗氧化剂、化工原料的填料、各种石油产品抗氧化剂及食品防腐剂等。这套大型装置投产后，不仅可结束当时这些产品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而且还有望出口。

这套装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六氯环己烷生产装置。年产量为 1.5 万

吨。日本、美国的也仅是几千吨而已。本套装置购进费是 1.8 亿美元，在 1987 年，这对中国来说是相当有份量的。按中国引进的一般做法，引进设备要由引进方进行安装。但由于本套设备资金数额较大，中方有生产苯类化工产品的经验，决定由美国西北摩尔公司负责技术指导，中方进行安装。进口港是天津港，并决定在天津石油化工总公司落户。并规定，货到港后一年内安装， 八个月进行试车，两年内产出合格产品。

1979 年，六氯环己烷装置的设备进入天津港。但天津石油化工总公司对装置定点还没有具体落实。主要争议是：第一种意见认为，装置放入化工二厂较好。因为该厂已有一套生产苯的装置，这样便于技术管理；第二种意见认为，该装置放入化工三厂较好。

因为该厂生产装置较少，生产能力不大，另外，工人技术也过得硬；第三种意见认为，化二、化三地理位置处于总公司的中心，过往车辆、人多， 而且地理位置地凹，污染环境会较严重，建议在公司其它厂选址。

这几种意见分歧较大，几经讨论也没有结果。再加上本总公司还有其它引进项目，生产任务又十分紧张，主要是生产供不应求，上级要求产量很高， 公司总经理钟太雷带头到生产第一线抓生产，无暇顾及此事，装置从天津港运回后暂搁浅。

1984 年 4 月，公司决定破土动工兴建六氯环己烷工程，公司经理钟太雷对上面提出的三种意见拍板，定在化工三厂。该厂马上成立筹建委员会，由总经理钟太雷任主任，总工程师刘金海、化工三厂厂长、书记等任副主任的一套领导班子迅速成立，被搁置几年的六氯环己烷装置在杂草中被扶起。但发现有的装置已经损坏。在场地准备好，安装前，准备邀请西北摩尔公司派专家前来技术指导，这时才发现签订的合同期已经过了。美方仍答应派几名印度籍专家前来技术指导，但要出技术指导费，以每人每小时 60 美元计算。中方最后答应了对方条件。

经过一年多的安装，1986 年 9 月准备试车，筹建委员会成员马上跃身一变为试车领导小组成员，从钟经理至化三厂长、书记日夜守候在反应塔下。9 月 26 日，试车开始，一次投入 3 千万人民币的物料，高高的转换塔冒出白汽， 装置一段一片地被打通。但仍然象受了重感冒一样，几天过去了，出了产品， 但不合格。问美方技术专家，对方只是说，八个月左右才可能出正品，现在只是初期。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这每一天是一笔怎样大的损失呢？单单成本就是几十万人民币。1987 年 2 月，新年刚过，天津石化总公司的领导再也坐不住了。六氯环己烷仍不见影，美国摩尔公司专家仍是让等，流程几个月也没有打通。公司决定请全国著名的化工专家进行分析。4 月份，中国化工精英聚集于天津石化三厂的六氯环己烷装置下，一段一段检测分析、讨论，反应塔一个个地从图纸到实物核对。5 月份仍没有出合格的产品，只是污水道的流量增加了。

八个多月过去了，三千万人民币付诸东流。怎么对上级交待。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对此十分重视，不断询问情况。附近的农民也找上了门，他们的鱼塘被污染了，六、七斤重的鲤鱼送到了钟经理的办公室。环境部门也不时有人登门“拜访”，给予的也只是一片反复地协调，请求谅解和给予适当许愿而已。

针对这种情况，反复讨论，反复核对设计，检查塔管，论证数据，暴露出引进设备的许多不成熟地方。最后，形成两种意见：一种就是停车，另一种就是继续开。停车意见集中起来就是：设备引进时就存在着很大潜在问题。实验室计算机模拟试验后，没进行小型试验。这是违反科学的。因此，直接进行大型生产有天生不足的弊端。另一方面，从实际生产中可以看出，许多设备设计就有毛病。因此，再继续生产，前途难卜。另一种意见，就是主张继续开工，是以公司总工程师刘经海为代表，他认为，虽然六氯环己烷装置有天生的不足，可以说是个弱智婴儿。但是，他既然已经生下来了，并且我们已经为他花了那么多钱，难道我们可一弃了之吗？怎么向人民交待。况且， 我们还没有确诊他是不是不治之症。因此，我们应该继续调试，让所有的“病” 都暴露出来，再作诊断。这种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人们支持刘总并非仅仅是为他的这段论述，关于总工程师刘经海，他是一级高级工程师，可谓具有丰富经验的化工专家。刘总 1951 年获得大连工学院有机化工专业硕士学位，同年被国家公派留苏。回国后先是在大连化学工业公司任工程师，后调到天津石化。天津石化所有这些重要装置几乎全经过他的手。因此，天津石化的技术问题，他讲话也有相当的份量。

刘总的建议被多数人接受后，也得到了天津石化公司、中国石化总公司及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支持。此外，经过几个月的生产调试，发现美方西北摩尔公司派来的“专家”纯粹是观察员式的人物，根本不是来帮助解决技术难题的。因此，被中方谢辞回国。

随之中方有人提出要美国西北摩尔公司赔偿经济损失问题，公司经理也安排公司法律事务室派员参加涉外诉讼。但化工三厂党委谢书记提出，我们安装时合同期已过，还能胜诉？这么大笔交易，光诉讼费就要花费很多，如果再败诉，我们怎么交待！但公司还是要求法律事务室到天津中级人民法院及涉外部门搞清此事，看按国际法中方是否有胜诉的把握。

六氯环己烷装置决定重新开车，这次采用的是水打通法。目的是在各个管道流程打通过程中，暴露出问题，再参考调试，然后再投入物料。刘总这次具体负责调试，他把人马分成几部分，一个管一个管地跟踪，凡是有问题的地方，要反复讨论，查图纸，查工艺，从实践、理论两方面论述。这样的工作是扎实的。几个月来问题确实暴露了不少，其中重要的技术问题有：缺少两台塔，在试车中发现有一个反应塔设计有重大失误，还有材料等问题。经过一年多的细心调试，试车小组向公司、中国石化总公司提出技术改造方案：增补两台塔，重新设计和制造有重大问题的反应塔，更换部分管线、保温材料和填料等。预算总共投资 6 千万人民币（包括试验费）。

1987 年 12 月，六氯环己烷装置经过改进后，又重新开车。这次先进行水打通流程试车，虽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但比较前一次试车来说，已经算不了什么。在试车过程中，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经理王贵成曾专程到试车现场参加会议，并鼓励大家争取早日成功。

1988 年 7 月，水打通试车成功，刘总接着又提出进行水汽联动试车。这

种观点遇到了强烈的反应：主要是讲刚水打通成功，还需要汽打通流程，然后再水汽联动。但是刘总还是坚持直接用水汽联动法，不过先是在六氯环己烷的附产品装置上实行水汽联动。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于 1989 年 5 月，附产品装置水汽联动试车成功。

1989 年 6 月 17 日拉开六氯环己烷装置水汽联动试车的序幕，但是，出师不利。刚开车没几天，就出现堵塞不通现象，主反应塔还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不得不停车检修。在此期间，国家领导人、国家经委及中国石化总公司的领导不时到化三视察工作。六氯环己烷装置水汽联动不时停开，工人反映较大，主要是战线搞得太长，长期处于疲劳状态，仍然没有成效，没产出合格品。另一方面，由于六氯环己烷有剧毒，在工人第一次试车时已经得知它的厉害。现在水汽联动，间或不停，工厂外的马路上经常出现“下雨”现象。如果是真正生产了，会有什么样后果呢？化工三厂的谢书记说，这几年来，我经常回不了家。即使家里有意见，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只要装置一不响（喷汽发出的声音），我就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间我才能安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产六氯环己烷对工人的危害以及折旧没法算，厂里效益受到严重影响。说到这，他停了一会，颇有感叹地接着说道，是啊，有人还算了一笔帐，引进这套装置，1979 年投入购置费 1.8 亿美元，安置费 1 亿多人

民币，几次试车和设备技术改造又用掉近 1 亿人民币，再加上这几年的其它

投入，总共投入 6 亿多，至今仍没有效益，也难怪有人提出，还不如进口六氯环己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