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自治只能存在于自由城市。

还在几年以前，完全直接自治的民主政府在一个大国中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存在于城市或很小的国土上。政府必然操于少数人之手，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特权阶级，而把劳动者看作是下等阶级。因此，即使劳动者在被容许管理他们自己的当地事务时，也往往缺乏勇气、自信和考虑，而这些都是企业的要素。实际上，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都直接妨害了工业自由；他们禁止人们自由移动，并征课各种苛捐杂税。甚至下等阶级中那些名义上自由的人， 也受到掠夺，方法是在各种借口下任意罚款和摊税，不公道的裁判，和公开劫掠。这些负担主要恰恰落在比他们的邻人更加勤俭节约的那些人的肩上。这些人中间，如果乡村得以解放，经营上的进取精神势必逐渐提高，以摆脱传统和习惯的束缚。

城市居民的情况却迥然不同。那里各工业阶级的力量寄寓于他们的人数；即使当他们不能完全制胜时，他们也不能像他们乡村的那些同行被看作仿佛和统治者属于不同阶级的人那样。在佛罗伦萨和布鲁日，像在古代雅典那样，全体居民可以听到，有时的确听到政府领导人关于他们自己的计划和提出这些计划的理由的报告，并且在采取进一步措施以前可以表示同意或反对。全体居民有时可以在一起共同讨论当时的社会工业问题，彼此交换意见， 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作出决定，并且自己来实行这个决定。但是，在电报、铁路和廉价印刷机的发明从前，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在广大的区域内进行的。

借助于电报、铁路和印刷机，国民早晨可以知道政府领导人昨日晚上发表了些什么意见；而在翌日以前，全国对这些意见的看法就人所共知了。借助于它们，各大职工会的理事会能够以很少的费用把一个困难问题交给全国各地的会员来讨论，并且在几天以内可只得到他们的答复。即使一个大国现在也可以由人民来治理了；但是，直到现在所谓“民治”实际上只能是或多或少的一种寡头政治；只有那些可以经常到政府的中心或至少和它保持密切联系的少数人，才能直接参加管理。虽然有一个大得多的人数，他们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足以知道他们的意志实现到什么程度，但直至几年以前他们在全国人口中只是一个很小的少数；代议制只是新近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