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续前。

当我们拿现代人对于财富分配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和十九世纪初期所流行的见解相比较的时候，我们发现，除开细节上的各种改变和推理上的科学精确性方面的改进以外，在对待问题上有了根本的转变；因为以前的经济学家的论证仿佛把人的性格和效率看成是不变量，而现代经济学家却始终不忘人是他所生存的那个环境的产物这一事实。经济学观点的这种改变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五十年中人性的改变是如此迅速，以致迫使他们不得不加以注意；部分原因是由于各个作家，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学者的直接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自然科学中某些部门有类似改变的间接影响。

在十九世纪的初期，数理科学大有欣欣向荣之势。这些科学虽彼此有所区别，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的研究对象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中都是固定不变的。科学的进步是人所熟知的，但科学对象的发展却是陌生的。随着岁月的推移，生物学逐渐在进步，人们开始对动植物生长的性质有了较明确的概念。他们懂得如果科学的对象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则适用于某一阶段的规律如不加修正就很难适用于其他阶段；科学规律必须同它们研究对象的发展有一个相应的发展。这种新观念的影响逐渐扩展到人文科学：而在哥德、黑格尔、孔德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显现出来。

最后，生物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各种发现，像早年物理学上的发现一样，大大引起世人的注意，伦理和历史科学的语调有了显著的改变。经济学也参加到这个总的运动中来，对于人性的柔韧性以及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现行方法对人性的作用和反作用给予不断增大的注意。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有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趋势的最初重要的迹象。①

穆勒的追随者离开李嘉图直接继承者所采取的立场，向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和机械因素相区别的人的因素在经济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且不提当时在世的经济学家，这种新的风气弥漫于克利夫·莱斯里的历史研究， 白哲特，凯恩斯，托因比和其他学者多方面的著作之中，尤其是杰文斯的著作，它因巧妙地综合了各种绝大的优点而在经济学史上取得了辉煌不灭的地位。

一种新的社会责任观到处流传。在议会中，在报纸和讲坛上，人道主义精神响彻云霄。穆勒和追随他的那些经济学家促进了这一运动，反过来他们又从这个运动得到很大的启发。一半由于这个原因，一半由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发展，他们对实际材料的研究也更加广泛而达观。的确，有些早期经济学家在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即或有超过者，亦不多见。但是他们从前无法知道的许多情况，现在是人所共知了。既不像麦卡洛克那样深通商业又没有他那渊博历史知识的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和现实材料的关系也能提出比他广泛而明确的见解。在这方面他们曾得力于各种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方法的普遍改进。

① 参阅白哲特：《物理学与政治学》；以及斯宾塞和梅因的著作。

从而，经济学上的推理在各方面现在比过去是更加精确了。任何研究中所假设的前提表述得比从前是更加谨严了。但是思想的缜密在它的运用中却起了部分破坏作用；事实表明，一般理论在以前的许多运用现在是站不住脚了，因为以前没有留心想到所暗含的全部假设以及在所讨论的特殊事例中是否大体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因此，许多教条已被打破，这些教条仅仅因为它们表述得不谨严，所以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但是由于同样的理由，它们充作那些以之武装自己而进行斗争的卫道者(主要是资本家阶级的)的武器库。这种破坏作用乍看起来似乎贬低了经济学上一般推理过程的价值，但结果适得其反。它为我们正在兢兢业业地建立的那种更新更强大的理论机器扫清了道路；它使我们有可能比那些最初着手解决经济难题的能手巨匠对生活看得更加全面，前进得更加稳健，科学性更大，教条主义气习更少；而我们现在的坦途是由他们开拓的。

这种变化也许可以看成是从经济学方法发展的初极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在初级阶段，对自然运转的描摹照例是简单的，为的是能使这些现象用简易的语句表述出来，而在高级阶段，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却更加仔细，描摹的也更加原本，甚至牺牲一定程度的简明性和通俗性也在所不惜。因此，经济学上的一般推理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步步都易引起敌对批判的这个世纪中所建立起来的阵地，比它那威望极高的时候还要巩固。

上面我们仅从英国的观点考察了近来的发展。但英国的发展只不过是扩及西欧各国的这一广泛运动的侧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