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① 经济科学的发展

第一节 现代经济科学受古代思想的影响间接着居多，而直接着却少。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自由有它的历史根源，但它基本上还是近代的产物； 其次我们必须探究经济科学的相应发展。现代社会条件是借助于希腊思想和罗马法从早期亚利安和塞姆人的制度发展而来的；不过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却很少受古代人的理论的直接影响。

的确，现代经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都导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是，建立在奴役制基础上的那种工业体系和卑视工场手工业与商业的哲学是同那些固执的市民格格不入的，他们对于他们的手工业和商业如同对于参预管理国家政治一样都是引以为荣的。这些顽强而粗野的人很可能从过去大思想家的那种哲学上的锻炼和广泛的兴趣得到实惠，但是，事实上，他们却大力着手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现代经济学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朴素性，同时对把财富当作目的而不当作维持人的生活的手段抱有偏见。它直接讨论的大体是公共收入，租税的收益和效果；在这一点上，自由城市和大帝国的政治家们，都一样地随着商业的扩大和战费的增加而愈来愈感到自己经济问题的迫切和困难了。

在历代，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早期，政治家和商人忙于尽力通过管理商业来使国家富强。他们主要关怀的一点是贵金属的供给，而他们认为这种贵金属，不论对个人或对国家，都是富的指标，如果不是它的主要原因的话。华斯哥·达·加马和哥伦布在地理上的发现把商业问题在西欧各国从次要的地位提升到主要的地位。关于贵金属的重要性和获得贵金属供应的良方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足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以及引起国家兴亡的那种结盟的公共政策裁决者。有时，这类理论还大大地影响了各民族在地球上的迁栖。有关贵金属贸易的种种条例只不过是许多条例之一，这些条例力图以不

同程度的细节和严密来为每个人规定他应该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他应该赚取什么，以及如何使用他的所得。条顿民族的自然吸收力在中世纪的早期给予习惯以一种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它们从事应付那些在美洲贸易中发生的连续变化的趋势时，影响了商人基尔特、地方当局和国家政府。在法国条顿人的这种偏向通过罗马人的天才而转化成制度，家长式的统治达到了顶点；科耳伯特的贸易条例已成为金科玉律。正当这个时候，经济理论出现了， 所谓重商主义体系显露了头角；贸易条例以前所未有的严厉程度实行着。

随着岁月的推移，产生了一种走向经济自由的趋势，反对新思潮的人们在他们方面征引前代重商主义者作为根据。但他们体系中所含的那些规定和

① 职工会领袖在许多方面对社会福利所起的有益影响，往往由于对这个问题的误解而受到损害。他们往往把韦伯夫妇那本极其重要而优秀的著作《工业的民主》当作自己的根据，但此书是有这种误解的。例如， 韦伯夫妇说（第 710 页），“如我们在《经济学家的判断》一章中所知道的，现在从理论上论证的是，在‘完全竞争’和自由选择职业下，工资的一般水平只不过趋于边际劳动者（他处于不被雇用的边际！）的劳动纯产品而已”。又在第 787 页的脚注中他们把边际劳动者当作工业上的废物或乞丐时说，“如果在完全竞争下各类劳工的工资只不过趋于处在不被雇用边际的该类劳工中边际劳动者的追加劳动的纯产品，那末，从竞争的劳动市场中，而不必从为自己的生产劳动中，把这些乞丐抽出来，通过提高边际工资劳动者的能力，似乎就会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

限制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他们力图实现的许多变革都指向企业自由。和主张严禁贵金属出口的那些人相反，他们特别论证的是，在长期内凡能使本国金银之输入多于输出的各种贸易都不应加以禁止。让商人自由地经营企业国家是否蒙受其害，通过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他们曾倡导了一种新的思潮；这就不知不觉地走向经济自由，其中一方面由于时势，他方面由于西欧之人心所向。这种节制贸易限制的运动一直继续到十八世纪后半期，当时是这一理论成熟的时期，即如国家企图以人为的规定和每人各行其是的天赋的自由权相对抗，则社会的福利莫不深受其害。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