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借助于常识往往能作广泛的分析,但它发现不明的原因特别是原因 之原因却是罕见的。科学机器的职能。

这就使我们来考虑经济学和古代材料的关系了。

经济史的研究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从而也相应地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当作通史的一个分支,它的目的也许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各个时期所曾有的社会组织,各社会阶级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它也许要问“什么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生活必需品和生活方便品如何生产;什么组织提供并指导劳动; 从而所生产的商品如何分配;什么是以此为基础的制度和分配”等等。②

这种工作虽然本身是饶有趣味的,重要的,但它不需要大量的分析;一个勤而好学的人可以为自己提供大部分所需要的东西。深通宗教伦理、文化艺术和社会政治状况的经济史家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范围,提出宝贵的新见解,即使他满足于观察那些靠近表面的近似现象和因果关系。

但是,不知不觉地他的目的势必超过这些范围,并企图发现经济史的底蕴,揭示风俗兴败的秘密,并解释那些不再认为是自然所赋与的难以解释的其他现象。对于借鉴过去以指导现在,他多半也不加规避。的确,人类理智不喜欢在它所遇见的那些事件的因果关系的概念中留有空白。仅仅通过按一定顺序整理材料并有意无意地提防因果倒置,经济史家就担负了 向导的责任。

例如,英国北部实行了按固定货币地租的长期租佃,接着农业和当地居民的一般状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推断它是这种改善的唯一甚或主

② 弗里德兰德:《罗马民俗史》,第 225 页。蒙森(《历史》,第 4 篇,第 11 章)甚至这样说:“讲到贸易和工业,除了意大利民族在这方面仍像野蛮时期那样不活动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罗马私人经济的唯一异彩是货币交易和商业。”凯恩斯的《奴隶强国》中有许多段落读起来宛如蒙森《历史》的现代翻版。甚至在城市里,贫苦的罗马自由人的命运也类似于美国南部蓄奴诸州中的“无产的白种人”,“意大利的庄园”;但它们是一些像美国南部诸州的农场,而不像英国的农场。关于罗马自由劳工的软弱,参阅李卜诺的《罗马工会史》。

要的原因以前,我们必须研究同时还发生了哪些别的变化。以及这种改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中的各个变化。例如,我们必须斟酌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和边陲社会秩序确立的影响。这就需要谨慎和科学方法;除非这样,就不可能作出关于长期租佃制的一股趋势的可靠结论。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根据这种经验主张在,比方说,爱尔兰现在实行长期租佃制,而不考虑各种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质的区别,以及金银产销方面的可能变动等等。土地使用的历史充满着好古趣味;除非借助于经济理论对它加以仔细的分析和解释,它就不可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各国现在所应采用的最好的土地使用形式这一问题。例如,有的人认为,因为原始社会通常都共同占有土地,所以,土地私有制显然是一种人为的过渡制度,有的人同样自信地认为,因为土地私有制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了它的范围,所以,它是未来进步的必要条件。但是,要想从历史汲取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教益,就需要分析过去共同占有土地的种种影响,以便发现其中各种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始终保持同一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因人类习惯、知识、财富和社会组织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工业,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的行会与其他同业会社和团体的那些声明(即他们利用他们的全部特权以求公众福利)的历史,甚至是更铙有趣味而富于教益的。但是,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完全的判断,尤其是要以它作为我们现在的借鉴,就不仅需要老练历史家的丰富知识和机警的直觉,而且还需要掌握有关垄断、对外贸易和租税归宿等方面的许多极其困难的分析和理论。而如果经济史家的目的是在于发现世界经济秩序的动力,是在于取法过

去以指导现在,他就应当利用有助于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各种方法;他就应当找出各种事件的真正原因,并使之占有适当的地位;尤其要找出动变的远因。

试以海事观之,使用陈旧武器的战斗详情也许对那时代的通史学者具有很大的兴趣;但它们对今日的海军指挥却没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他所必须应付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因此,正如马汗上尉所说,今日的海军指挥对过去的战略比战术将更加注意,他并不十分关心各个具体战役的细节, 而关心的是那些基本作战原则的实际运用,这些原则使他能统帅全军,而各部队仍不失应有的主动性:保持广泛的交通,而仍能迅速集中,并以优势兵力突破一点。

同样地,深通某时期通史的人,可以生动地描绘某战役中所用的战术, 而这种描绘在其主要输廓方面是真的,即使有时错了,也无妨大体;因为武器已经过时,人们多半是不会抄袭战术的。但是,要了解一个战役的战略, 要区别过去某大将的真正动机和表面动机,他自己必须是一个战略家。而如果他负责提出(不论如何谦逊)今日战略家从他所记载的战役所必须受到的一些教益;那末,他对今日和往昔的海军状况势必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对许多国家中研究困难战略问题的人的著作对他的帮助决然不能加以忽视。海军史是这样,经济史也是这样。

只是在最近,而且多半由于历史学派批判的有益影响,经济学上的一种区别始为人所注目,这种区别相当于战争中战略与战术的区别。相当于战术的是经济组织的外部形态和偶然事件,它们取决于暂时的或当地的倾向,风俗和阶级关系;取决于个人的影响;或取决于生产资料。而相当于战略的是经 济组织的比较根本的本质,它主要取决于人人所具有的欲望和活动、偏好和嫌厌。的确,它们在形式上既不是始终如一,在本质上甚至也不十分相同;

但是,它们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因素,足从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概括, 借助于这种概括,某时某代的经验可以说明他时他代的困难。

这种区别和经济学上运用机械学和生物学类例的区别相似。十九世纪初期的经济学家对它没有充分的认识。季嘉图的著作也显然缺乏这种区别。当人们没有注意他的研究方法中所含的原理而只注意他所作的具体结论时;当这些结论被变成教条并生硬地运用于与他不同的时间地点时,无疑地,它们的为害很大。他的思想像锋利的凿一样,不小心就很容易割手,因为它们的柄十分笨拙。

但现代经济学家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反对教条,发展分析和推理的原理时,却发现了一中有多和多中有一。例如,他们知道,他分析地租的原理,对许多今日通常叫做地租的东西和中世纪历史家往往不正确地描述为地租的绝大部分东西是不适用的。但地祖原理的运用范围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因为经济学家也知道,只要谨慎小心,它可以适用于各个文明阶段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像地租的许多东西。

当然,战略家是不能忽视战术的。虽然人的寿命有限,不能对他同经济困难所作的各次搏斗中的战术加以详细的研究,但是,除非把人在某特定时代和特定国家中和他的困难作斗争的战术和战略的渊博知识结合起来研究, 对经济战略上各个广泛问题的研究多半没有很大的价值。此外,各个战略学家应当根据个人的观察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细节加以仔细研究,其目的未必在于出版,而在于锻炼自己。而这对他解释和权衡他从书报上所得到的不论关于现在或过去的事迹有很大的帮助。当然,一个有思想的善于观察的人,总能从谈话和当代文学中获得关于他那个时代特别是他周围的经济材料的知识。他这样不知不觉地所积累起来的材料,在某些方面有时比他从所有文献上所得到的关于远时远地的某类材料还要生动而完全。且撇开这点不谈,对材料也许主要对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材料进行直接而认真的研究,在需要任何一个严肃经济学家的时间上,将大大地超过纯粹分析和理论的研究;即使他是一个重视思想远过于重视材料的人,即使他认为,与其搜集斩材料,不如更好地研究现成材料,这种研究是我们现在所迫切需要的,或是在提高人与困难作斗争的战术和战略方面对我们将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