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

的确，经济学所讨论的种种因素在使用演绎法上具有一个有利条件，即它们的结合方法，正如穆勒所说，是机械的，而不是化学的。这就是说，当

① 参阅纽门和帕迟：《希腊的自然地理》，第 1 章；格罗特：《希腊史》，第 2 篇，第 1 章。

② 见本书上卷第 26 页。例如，甚至柏拉图也说：“鞋匠和铁匠都不是天生的；这些职业使从事它们的那些人堕落；可怜的佣工正是由于他门的身份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法律》，第 12 章）。亚里士多德接着就：“在政治上轨道的国家里，公民们决不应该操机械业或商业，因为这种生活是不高尚的，有害于德行的。”（《政治学》，第 7 章，第 9 节；并参阅第 3 章，第 5 节）。这两段代表了希腊人关于商业的基本思想。但因古代希腊不劳而获的财富极少，所以许多希腊的大思想家也不得不从事一些商业。

我们分别知道两种经济因素的作用时(例如，工资率的增加和某业工作困难程度的减少，将分别对该业劳动供给发生影响)我们就能够大致预料它们的联合作用，而无须等待它的出现。①

但即使在机械学上，冗繁的演绎推理也只能直接适用于实验窒里所发生的现象。仅凭这些推理，还不足以处理参差不齐的材料和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错综而无常的结合。因此，它们必须补充从具体经验，并和不断研究新的材料与不断寻求新的归纳结合起来加以运用(而且它们往往居于次要地位)。例如，工程师可以相当精确地计算装甲舰在静水中失去稳定的角度；但

是在他预料该 舰在暴风雨中所要发生的情况以前，他将利用那些有经验的水手的观察，他们曾在日常海面上观察过它的动作；经济学所必须考虑的因素比机械力量的数目多，确定性少，且不易为人所觉察，同时性质上也更加不同；而它们对其发生作用的材料更变动不居，齐一性更小。此外，有些场合， 其中经济因素的结合取化学上的随意性者多；而取机械上的纯规则性者少， 这些场合既不是极其罕见的，也不是无关重要的。例如，某人的收入稍有增加，一般会使他在各方面多买些东西。但是收入增加很多，可能改变他的习惯，也许提高他的自尊心，使他完全不喜欢某些东西。一种时尚从上流社会传到下流社会，可以使它在上流社会中绝迹。其次，我们体恤贫民的心切， 可以使我们滥发布施，也可以完全取消某些慈善形式。

最后，药剂师所研究的东西始终是不变的，而经济学像生物学一样，它所研究的东西，其本性内部结构和外形都是经常变化着的。药剂师的预断全部建立在这一暗设之上，即所用的试药是应有的试药，或至少其中的杂质可加以忽略。但即便是他，在处理人的时候，离开了具体经验，也很难有多大的进展。他主要依靠的是，告诉他新药对健康人的影响如何，以及对患有某种疾病的人的影响又如何；甚至在一般经验以后，他在该药对体质不同的人的作用方面，或在和其他药品新的配用方面，也可以发现料想不到的结果。如果我们看一看像商业信贷与银行，职工会和合作社这样一些严重经济

关系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在某时某地大体上成功的经营方式(modes of working)， 而在他时他地却完全失败了。这种区别有时可以仅仅归结为文化或道德和相互信赖的不同；但这种解释是较困难的。在某时某地人们将过于彼此信赖，并牺牲自己以求公共福利，但只在某些方面；而在他时他地将有同样的限制，但方向将有所不同；每次这样的变动使经济学上的推理范围受到限制。

就此刻而论，种族的易变性比个人的易变性更为重耍。的确，个人性格的改变，一半出于任意，一半却按照常规。例如，参加劳资纠纷的工人的平均年龄在预测它所用的方式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是真的。但一般说来，因为年青的和年老的，性情刚强的和性情沮丧的人，在某时某地和在他

① 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对希腊人和罗马人性格之间的根本对立作了明确的阐述。“讲到生活在自由的第一个真正形态中的希腊人，我们不妨说，他们并没有良心；为祖国而生活、无须作进一步的分析和反省的那种习惯，是他们的主要原则。 主观性使希腊世界陷入灭亡之中”；而希腊人的和谐的诗意给“罗马人那种淡泊的生活”开辟了道路，它充满了主观性和“对一定志愿的深思熟虑。”罗雪尔在其所著《德国国民经济学史》（第 188 节）中对黑格尔对历史经济学所作的间接贡献备加赞扬，虽然这种赞扬是有分寸的。参阅蒙森：《历史》中关于宗教的那几章，这几章似乎深受黑俺尔的影响：并参阅考奇：《国乓经济学的发展》，第 1 篇。

时他地约占有相同的比例，所以，个人性格上的特点和性格的改变，对于演绎法的一般运用比初看起来妨碍要小些。这样，通过对自然的耐心研究和分析上的进步，规律的作用便侵入到医疗学和经济学这两个新的领域来了；关于日益增加的各种因素的单独作用和共同作用的某种预测，不靠具体经验， 也成为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