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节 续前。

过去保护弱者的那些商业习惯和行会规章现在与新的工业不相适应了。有的地方，人们因一致同意而废止了它们；有的地方在短时期内却成功地保留了它们。但那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成功；因为在旧有束搏下不能发展的新工业就离开那些地方，而转向它可以有更多自由的其他地方去了。①于是工人们请求政府实行规定商业经营方式的那些议院的旧法案，甚至请求恢复由治安当局来规定价格和工资。

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旧有的规章制度是当时社会、伦理和经济思想的体现；它们是摸索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它们是那些在几乎不变的经济条件下生息的人们多少代经验的自然结果。而在新时代中，变化是如此之快，以致没有时间来这样做。各个人都必须自行其是，很少借鉴过去的经验。那些力图保存旧传统的人很快就被抛在一边。

新兴的企业家族主要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自力更生、坚强、敏捷并富有进取心。他们看到以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成功时，往往认为贫者和弱者的不幸应归罪于他们自己，而不应加以怜恤。深感于那些力图支持进步潮流所损害了的经济秩序的人们的荒谬，他们往往认为，除使竞争完全自由和让强者自行其是以外，再没有什么可需要的了。他们赞扬人的个性，而且并不急于寻求一种从前使人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工业约束的现代替代品。

① 例如，当我们回顾澳大利亚采用八小时劳动日的历史时，我们发现，在金旷和黄金供应的繁荣方面，在牧场和毛价的起色方面，在向早开发国家借贷资本而用澳洲工人建筑铁路等方面，以及在移民和商业信用方面，都有巨大的波动。所有这些都是使澳大利亚工人状况改变的强大因素，以致掩盖了工作总时数从十小时（除用餐时间外为 8 净工作小时）减至八小时（净工作小时）的各种影响。澳大利亚的货币工资比劳动小时缩成以前要低得多；尽管货币购买力也许有所增加，从而，实际工资并没有下降，但是似乎无容置疑，澳大利亚劳工的实际工资较之英国，几乎没有劳动时间缩短以前那样高了。未曾证明的是，它们并不比没有发生变化以前低些。缩短劳动时间不久以后澳大利亚所经历的商业危机无疑地主要是由连年的旱灾和任意扩展信用所造成的。但是一个辅助的原因似乎是由于对短工作时间的经济效率作了过分乐观的估 计，从而在那些不宜于缩短劳动时间的工业里提前把它们缩短了。

同时这种不幸曾减少了英国人民的纯收入总额。1820 年，仅国债的利息就用去了纯收入总额的十分之一。因新发明而价格低廉的那些商品主要是工业品，而这种工业品劳动者消费极少。因为英国那时差不多是工业的垄断者， 如果立业家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商品交换外国的粮食，则他显然会得到便宜的食物。但是议会中掌权的地主阶级却禁止这样做。劳动者的工资，就用于普通的食物而论，等于他的劳动在一块很贫瘠的土地上所生产的数量，这块土地是为了补充较肥沃的土地所提供之数量不足而被迫耕种的。他必须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其中供求力量即使自由地起着作用，则它们也只能给他带来低微的工资。但是他并没有享受经济自由的全部利益。他同其他工人也没有有效的联合；他既缺乏市场知识，又缺乏商品卖主们所具有的那种坚持不卖以求善价的能力，他被迫在不卫生的条件下工作，并使他的家人也在这种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这就影响了劳动人民的效率，从而也影响了他们劳动的纯价值，从而它降低了他们的工资。雇用童工进行长时间的劳动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甚至在十七世纪的诺尔维奇和其他地区就已经十分普遍了。但是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因在恶劣条件下进行过度劳动而造成的道德上的败坏、身体上的痛苦和疾病在工厂居民中却达到了顶点。在十九世纪的中叶，它们逐渐减少，此后，减少得更快。

工人们认识了企图恢复管理工业的旧规章的愚蠢之后，就再没有箝制经营自由的任何愿望了。英国人民所受的痛苦，充其量也永不能同革命前的法国因没有自由而造成的那些痛苦相提并论，有一种论点，认为如果不是由于英国从它的新兴工业中所得到的那种力量，它也许会屈服于外国的军事独裁之下，如同它以前的那些自由城市所遭遇的那样。它的人口虽少，但有时却几乎独自负担着那反抗控制大陆几乎全部资源的征服者的战争重担；而在反抗那个征服者的斗争中它有时又资助一些较大而较贫的国家。不论正确与否，当时人们认为，如果自由的英国工业不供给反对共同敌人的战费，则欧洲也许会长期受着法国的统治，如同它以前受着罗马的统治那样。因此，很少听到对自由经营的过度的怨言了，而多数的暴怨是对英国人以自己廉价生产的商品来交换外国的粮食所加与的那些限制。

甚至那些当时正在开始英国史上几乎比任何其他事物都富有趣味和教益的光辉而波折重重的生涯的职工会，也转入明哲保身的时期。它们根据辛酸的经验知道企图实行政府借以指导工业行径的那些旧规章的荒谬；但是关于如何用它们自己的行动来调节商业，他们还没有深远的见解。它们所关怀的是通过取消反工人结社的立法来增加本身的经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