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90 年代的日本

日本经济的衰退 从 1986 年 11 月开始，日本经济持续景气。可是，进

入 90 年代，日本经济出现重大转折，从景气走向衰退。促成这一转折的，一是日元大幅升值，二是泡沫经济的破灭。1991 年末，1 美元兑换 133 日元，之后，日元大幅升值，1995 年上半年突破了 80 日元大关。与 1991 年末相比，四年中，日元升值 40％。日元升值冲击了日本国内流通业和内向企业，削弱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速了日本国内产业的“空心化”，给日本经济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80 年代下半期，在日元升值的同时，股价、地价高腾幅度之大远远超过利息、投资收益、企业赢利、生产增长率等的增长，形成了虚拟的泡沫经济。由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被打乱，社会资金大量转向股票、不动产、土地投机等，妨碍了生产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行，同时导致社会货币流通量增长过快。泡沫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给日本经济发展留下隐患。1991 年随着里库路特证券事件①等经济大丑闻的曝光，日本政府被迫采取应急措施，提高利率，限制对股票、土地、不动产投资的贷款，设立证券交易监督管理机构，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公正性的调查。在经济紧缩政策、公正交易规范作用力度加强的情况下，股价狂泻不止，地价一落千丈，由此造成的股票资产损失（1991 年 2 月至 1992 年 7 月）达 340 万亿日元，土地

价格损失（1991 年至 1992 年）达 108 万亿日元。至此，泡沫经济宣告破产。随着日元大幅升值的猛烈冲击和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时

期。其主要表现是，市场需求不振，消费信贷增长失去势头，个人消费持续萎缩，商业零售额难以提高，企业设备投资下降，政府经济负担加重，库存调整不见起色，就业形势恶化等。日本经济企划厅于 1993 年 1 月首次将日本

经济减速称为“萧条”。这样，自 1991 年 5 月开始的“平成萧条”至 1993

年 10 月跌至谷底。

日本政府为刺激民间设备投资的回升和个人消费的增长以带动日本经济的复苏，采取了降低官定利率和扩大公共投资等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收效甚微， 1993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零。此后，日本政府又采取新措施，如保持并降低贴现率；放宽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继续增加公共投资；从 1995 年起分两个阶段减少所得税和居民税 54，600 亿日元等。

1994 年日本经济开始复苏，但复苏势头很弱。这一年经济实际增长率为

0.6％，1995 年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尽管提高至 1％，但是，日本经济的复苏仍然乏力，经济增长难有起色。这是因为日本经济深受泡沫经济的后遗症—

—不良债权的困扰。 1995 年 6 月，大藏省正式承认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总额高达 40 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银行业发放贷款总额的 6％。不良债权以及由此带来的金融机构的效益和信贷能力的大大降低，使企业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从而严重阻碍日本经济的复苏。此外，出口贸易受到抑制也影响着经济复苏。 1995 年上半年日元大幅升值使日本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

势丧失， 1995 年 3 月至 5 月的两个月中，出口贸易就下降了 25.6％，出口

① 日本里库路特公司于 1984 年将其未公开上市的公司股票以每股 1290 日元的价格转让给中曾根、宫泽喜

一等 76 名政界要人。1986 年公司股票公开上市。到 1987 年 4 月，每股猛涨为 7250 日元。这种名为转让

股票而实为贿赂的行径于 1988 年 9 月被揭露。经调查，起诉 17 人。自民党副首相宫泽喜一、首相竹下登先后被迫下台。

贸易的下降必然导致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

总之，日本经济复苏困难重重，反映出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深重，也暴露出日本经济结构存在着严重弊端。因此，非进行彻底调整不可。

“1955 年体制”的终结 自 90 年代起，日本政局进入新旧政治体制转换时期。1989 年里库路特事件等受贿丑闻相继披露，日本政治改革势在必行。政治改革不仅包括选举制度改革，也包括根绝金权政治，防止腐化，以获取民意，产生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1991 年 11 月，宫泽内阁成立。宫泽首相尽管多次表示，决心推行“政治改革”，但是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导致的结构性腐败，使国民对自民党政权失望，甚至极为愤慨。由此产生了自民党本身的分裂和在野党采取联合的战略行动。

1992 年 5 月，细川护熙脱离自民党另创日本新党。1993 年 6 月 15 日，日本国会围绕改革选举制度的政治改革法案的争论激化。6 月 18 日，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联合提出的对宫泽内阁的不信任案在国会通过，宫泽立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解散众议院，一个月后举行全国大选。6 月 21 日，以武村正义为首的十名自民党议员从自民党中分裂出来另立先驱新党（亦称新党魁党）。6 月 23 日，小泽一郎、羽田孜等人也退出自民党创立新生党。

1993 年 7 月 4 日，日本开始第四十届众议院选举。19 日揭晓，自民党仅

获 223 席，在众议院的 511 个议席中未能获得过半数的议席而无法单独组阁。

7 月 22 日，宫泽内阁宣布辞职。8 月 6 日，由社会党、新生党、公明党、日本新党、先驱新党、民社党、社民联和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等七党一派联合推荐的细川护熙当选为首相，从而正式终止了自民党长达 38 年的单独执政历史。“1955 年体制”宣告结束。

细川内阁积极推进政治改革，于 1993 年 9 月将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限制法修正案等有关政治改革的四项法案提交众议院审议，11 月 18 日获得通过，但却于 1994 年 1 月 21 日被参议院否决，日本政局再度出现危机。

1 月 29 日众参两院最终通过这四项法案，但删去了实施日期。4 月 8 日细川

内阁下台。同月 28 日，羽田孜内阁成立，但只维持了两个月，于 1994 年 6

月 30 日被村山富市内阁取代。

村山内阁是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的联合内阁。村山任首相后，社会党表示按照村山的要求修改和调整党的政策。这就是，承认自卫队符合宪法，放弃中立和不结盟路线，肯定日美安全条约，承认“日之丸”是国旗、 “君之代”是国歌。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政界长期对立、相互攻讦的自民党与社会党尽弃前嫌，携手合作，实现了战后首次“保革”联合。村山内阁继续推进政治改革，1994 年 11 月，政治改革方案经参议院审

查通过而最终成立，并决定 12 月 25 日实施。它包括修改公职选举法中的众议院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用制的选区划分法、防止腐败法以及政党法人资格授予法等三项。这些法案对众议院议员选举制度的改革、政党的法人资格、政治资金的来源以及对违法违纪者的处罚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取消现行的中选举区制，采用小选举区与比例代表并用制，即在众议院的 500 人定额中，通过全国划分的 300 个小选区选出议员 300 人，同时将

全国划分为 11 个比例代表制选区，按政党得票的比例分配这些选区议员的名

额，共计 200 人。这样，日本自 1989 年开始提出的以改革现行选举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历经五年磨难，终于告一段落。

一个选区一人当选的小选举区制明显地不利于小党。于是，日本政界出现了政党数由增多向减少方向发展即中小政党联合组建大党的趋势。1994 年12 月 10 日，成立了由新生党、日本新党、民社党、公明党等九个在野党组

成的日本新进党。该党囊括了所有在野党，拥有众议院 180 个议席，是日本政坛上最大的在野党。其目标是在新的选举制度下的大选中从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合执政联盟手中夺取政权。新进党的成立表明日本政坛已从多党竞雄走向两党抗衡，即自民党与新进党两大保守政党对立的局面。它意味着取代“1955 年体制”的新的两大保守政党体制的雏形已经出现。

1995 年 1 月，神户大地震，人财损失惨重，村山内阁既没有及时拿出紧急救援对策，也没有制定出一个完善的复兴计划。3 月，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毒气，使 12 人死亡，5000 多人受伤，引起社会骚动。9 月，又发生驻冲绳美军强奸女学生案，引发了日本抗议美军暴行、要求修改日美军事协定的怒潮。这样，对村山内阁的支持率屡屡下降，到 1995 年底不支持率已超过 50％。1996 年 1 月 5 日，村山富市辞去首相职务。1 月 11 日，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出任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合执政内阁的首相。桥本内阁的诞生揭开了日本政坛分化、改组新的一页。

90 年代的日本外交 进入 90 年代，随着冷战体制结束，日本外交进入新阶段，其特点之一，是以日美关系为根基，以亚太地区为重点，以联合国为中心，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1990 年 3 月 2 日，海部首相在施政演说中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和目标。他表示在“建立和平的今天，日本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1991 年4 月，海部又提出，日本今后实施政府开发援助时要注意受援国以下几点：一、军事支出动向；二、大规模杀伤武器及导弹开发、制造等动向；三、武器进出口动向；四、促进民主化、引进市场经济的努力和保障基本人权及自由状况。这表明日本开始将经济援助作为促进世界经济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外交手段。

1991 年 11 月，宫泽喜一组阁后，即提出要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强调苏美两极结构消失后应形成“多国协调格局”。

1993 年 8 月细川内阁成立。细川避开“政治大国”一词，主张日本应作为“国际国家”，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等，在资金、技术方面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作出与国力相称的贡献。1994 年 6 月村山内阁成立后，一再表示日本要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日本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国际上谋求发挥大国作用，突出地体现在大力推进“联合国中心主义外交”上。而所谓“联合国中心主义外交”就是积极参加联合国救援活动与维和行动以及最终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1990 年 9 月，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在第四十五届联大会议上提出要求删除

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

1991 年 4 月，日本政府向海湾派出六艘扫雷舰和 400 名自卫队员协助各国部队清扫水雷。1992 年 6 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案》，并据此于同年 9 月向柬埔寨派出第一批以工程兵为主的维和部队。

1992 年 1 月，宫泽首相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提出，调整安理会成员国职能和构成以反映“新时代的现实”。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则声称“日本负担了联合国资金的 12.45％，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完全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并声称日本要“争取五年内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日本还就改组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四项原则：一、不侵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既得利益；二、不损害安理会的信誉与工作效率；三、基于地区平衡增加新常任理事国；四、新常任理事国不拘泥于是否拥有否决权。

1993 年 9 月 27 日，细川首相在联大演说中表示，对于改革安理会一事， “日本将基于建设性的立场参加讨论”。

1994 年 8 月，执政的社会党、自民党和先驱新党一致同意向卢旺达及其

周围国家派遣自卫队，以医疗和卫生为中心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年 9 月 9 日，执政三党的外务调整会议决定，以“基于宪法的理念明确规定不参加军事行动，取得国民的一致同意”为前提，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 月 13 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9

月 27 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第四十九届联大的演讲中，呼吁联合国加速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和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敌国条款”，并表示日本决心在发展、环境、人权、难民、人口、艾滋病和吸毒等全球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作出比过去更大的贡献”。

日本在推进“联合国中心主义外交”，争取实现其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同时，还极力争取实现“军事上的自立”，越来越强调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1991 年《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出了“军事力量的机能靠其他手段和力量无法取代，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证”的论断。

日本的防卫费逐年增加，1991 年度 343.9 亿美元，1992 年度 365 亿美元， 1993 年度 377 亿美元，1994 年度 430 亿多美元，1995 年 8 月确定的 1996 年

度预算达 50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西方世界第二位。同时，自 90 年代初以来日本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和高技术化发展迅速。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和亚洲最大规模的驱逐舰队，其扫雷能力居世界第一，反潜艇能力仅次于美、俄。陆、海、空军全部实现了指挥控制自动化、信息化。日本堪称东亚地区军事强国。

尽管日本的“军事自立”的扩军战略在国内仍受到和平宪法、自卫队法和无核三原则的限制，在国际上受到日美安保体制和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舆论的制约，而且日本政府一再声称“日本决不做军事大国”，但是，日本军事力量的日趋膨胀，很难消除亚洲各国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担心和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