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亚非会议的召开与不结盟运动的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亚非会议的召开 1955 年召开的亚非会议，是第三世界崛起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勃兴，一系列亚非国家冲破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链条。到 50 年代中期，亚非两洲已有约三十个独立国家。

独立后，亚洲新兴国家普遍要求增进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1953 年 12 月，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就印度同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经过会谈，双方同意将这五项原则写入《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之中。翌年 6 月，周恩来总理先后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同意并共同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五项原则的提出，获得国际上广泛的好评，被称为“亚洲的宪章”，同时它的发表也为亚非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4 年 3 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召开亚非会议。同年 4 月， 南亚五国①总理在科伦坡举行会议，又提出召开亚非会议问题。12 月，南亚五国总理在印尼的茂物举行会议，专门研究亚非会议问题，决定由与会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会议，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 25 个亚非国家参加。会

议定于 1955 年 4 月在印尼的万隆举行。

茂物会议公报提出亚非会议的目的和宗旨是：促进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讨论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讨论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茂物会议的建议，受到亚非各国的欢迎与支持。除中非联邦外，其余 24 个国家都接受了邀请。中国政府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会议。

亚非会议的召开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和西方殖民国家惧怕亚非世界的团结和觉醒，当茂物会议决定召开亚非会议时，美国一家报纸报道说：“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美国开动宣传机器，贬低会议价值，说这个会议将只是“一个午后的茶会”。它还制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等舆论，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并在中国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 毒化会议气氛。为了破坏会议的召开，4 月 11 日，又利用台湾特务在中国代表团包乘的印航客机中放置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在从香港飞往印尼的途中爆炸坠海，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 11 人罹难。这一事件严重毒化了会议的气氛。

1955 年 4 月 18 日，亚非会议冲破帝国主义的阻挠，在万隆正式举行。

29 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①共约 340 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印尼总统苏加诺在开幕词中指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

① 南亚五国即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

① 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和地区有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

（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锡兰（今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也门（今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并说：“亚非两洲各国人民的领袖⋯⋯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新的起点。”他呼吁，“亚洲和非洲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得到繁荣。”东道国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被选为会议主席。

开幕式后，大会进入第一阶段，举行公开的全体会议。从 18 日下午到

19 日，先后有 22 个国家的代表在大会上致词。大多数代表的发言都围绕着促进世界和平、经济合作和谴责殖民主义三个题目进行，但也有少数代表的发言偏离大会的宗旨，硬说“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 而是反对共产主义”。有的代表甚至提出所谓“颠覆活动”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影射、攻击中国。这些言论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人们担心会议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毫无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受到会内外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决定将原来的发言稿印发给与会各国代表团，同时由周总理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4 月 19 日，周总理在大会发言中提出了“求同存异” 的原则，阐述了亚非国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的基础，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还就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和所谓“颠覆活动”问题作了解答，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周总理的发言受到各国代表的赞扬，菲律宾外长罗慕洛主动迎上去与周总理握手，他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中国代表团提倡的“求同存异”方针，驱散了一度笼罩在会议上空的乌云。由于各国代表普遍接受这一方针，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全体会议后，代表们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委员会分别举行秘密会议。会议进入实质性的讨论阶段。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很顺利地取得一致意见。政治委员会的争论较大，主要是围绕殖民主义问题及和平共处两个问题。中国和许多国家代表团本着亚非团结、求同存异的精神，终于克服了各种阻力，为达成最后协议铺平了道路。

4 月 24 日，亚非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并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以及《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七部分。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中，提出了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亚非会议产生了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增强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万隆精神”，对世界和亚非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万隆精神鼓舞下，亚非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奉行独立自主、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的亚非国家日益增多，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潮流，为 60 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从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一些新独立的亚洲国家首先提出要独立于大国集团之外，奉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1946 年 9 月，尼赫鲁就宣布印度独立后的政策将是不结盟。南斯拉夫在受到苏联种种不公正待遇之后，也转向不结盟。铁托主张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的政策。他在 1950 年说：“我们不是任何集团的一部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精神的启迪下，铁托和亚非一些著名的民族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萌发了组织不结盟运动的思想。

1956 年 7 月，铁托、尼赫鲁和纳赛尔在南斯拉夫的布尔俄尼岛就发起不

结盟运动进行了磋商，迈出了不结盟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第一步。在铁托、纳赛尔、尼赫鲁、苏加诺和恩克鲁玛等的共同努力下， 1961 年 6 月，在开罗召开了筹备会议。这次会议规定了参加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五项标准：一、它的政策应当是在和平共处和不结盟基础上的独立政策，最少应当采取符合这种政策的态度；二、它应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三、它不应当是任何会使它卷入大国冲突的集体军事联盟的成员国；四、它不应当是同某个大国缔结的双边联盟的参加国；五、它的国家领土不应当有它同意下建立的外国军事基地。这些规定说明，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是万隆精神的发扬和光大。 1961 年 9 月 1 日，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

德举行，共有 25 个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明确宣布，与会各国全力支持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要求撤除设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消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主张用和平共处来代替把世界划分为集团和冷战的政策。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不结盟运动作为一个国际政治运动的兴起，说明第三世界中小国家作为一支集体的联合力量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正如一些不结盟国家领导人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的：世界事务再不能由少数大国一手包办了，小国、不结盟国家应当参与重要国际问题的解决。

从第一次首脑会议后，不结盟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参加的国家越来越多，到 70 年代中已有 95 个成员国，进入 80 年代增加到 101 个，占联合国会员国半数以上，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不结盟运动在发起时的宗旨主要是在两大阵营、两个军事集团之间保持和平中立，联合新独立的中小国家，支持民族独立运动，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参与国际事务。 60 年代，不结盟运动的锋芒是反对西欧老牌殖民国家，要求“最后结束殖民主义”，同时反对新殖民主义。 1964 年 10 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和平和国际合作纲领》，指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是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的一个基本根源”，“不废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就不能在全世界充分实现和平共处”。

1970 年 9 月召开的第三次首脑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卢萨卡宣言》，指出“超级大国之间的恐怖均势没有给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卢萨卡会议标志着不结盟运动的矛头指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开始。 1973 年 9 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对霸权”的口号，并宣告：要拒绝任何形式的奴役和依附、任何干涉和压力， 不管它们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此后，历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都谴责“霸权关系”、“大国争夺”。

随着大多数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其斗争由政治领域逐步深入到经济领域。1970 年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是一个转折，会议通过的《关于不结盟和经济发展宣言》，谴责“殖民地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要求发展中国家促进相互合作，加速它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会议希望“提供机会使世界经济体系发生结构变化，以便满足穷国的紧迫需要，加强它的独立，使世界经济有更为迅速和更为均衡的发展”。自此以后， 经济问题成为每次首脑会议的主要议程。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七十七国集团，于 1964 年提出了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纲领，获得第四次

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充分肯定，指出这是一种“新的全球发展战略”。1976 年第五次首脑会议上，又提出了“集体自力更生”的战略思想，并大力提倡

“南南合作”，使经济领域中的斗争日益深入。

不结盟运动诞生后，规模不断扩大，组织形式逐步完善。除每三年召开一次的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之外，还成立了部长级协调局和驻联合国代表协调局作为常设机构。它已成为第三世界一个有明确的宗旨和有比较完善的组织系统的重要的国际组织。到 1995 年为止，共举行了 11 次首脑会议，成员

国达到 113 个，约为现今世界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二，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二。

中国作为观察员，出席了 1992 年 9 月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十次首脑会议和 1995

年 10 月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举行的第十一次首脑会议。第十一次首脑会议通过的《哥伦比亚宣言》指出：“不结盟运动及其根本原则仍然是有效的”。“在此之前流传着关于不结盟组织已经死亡和在社会主义集团消失后它已不起作用的各种论调”是错误的。伴随世界形势的新的急剧变化，不结盟运动在坚持运动的主旨、团结广大中小国家的同时，正在寻求调整与改革，探索新的活动方式与途径。它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反对大国的控制与干涉，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的一个政治论坛，并将更加注意经济发展问题，以便在冷战后时期发挥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