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处于南半球，发达国家大多数位于北半球，因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会谈，一般称为“南北对话”，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称为“南南合作”。

南北对话的发展 南北问题，即发达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与反控制、掠夺与反掠夺的问题，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战后，随着旧殖民体系的瓦解，获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改善；但是，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和不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发达工业国家利用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矿产品和农产品生产；通过投资、贷款影响其经济发展的方向；向它们转嫁经济危机，使南北矛盾日益尖锐。因此，60 年代中期以来，发展中国家联合行动，要求同西方发达国家对话（“南北对话”），为建立公正、合理、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进行斗争。

1963 年第十八届联大讨论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的问题，75 个发展中国家一起提出了一个联合宣言，由此形成“七十五国集团”。1964 年，在日内瓦召开了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会议制定了处理国际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基本原则，要求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给予关税优惠，发达国家拨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1％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会上，75 国集团增加为77 个国家和地区，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的要求，组成了“七十七国集团”（到 1986 年为止，有 126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此后，在每届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之前，七十七国集团都举行部长级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采取统一行动，为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同发达国家进行谈判斗争。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成立了许多原料生产国组织，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铝土协会、铜出口联合委员会、国际茶叶委员会、国际咖啡组织、油料生产国组织等，加强同国际垄断资本的斗争，逐步掌握了原料的开发、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主动权。经过艰难的谈判，1971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同西方石油公司签订了协定，第一次提高了原油价格和石油开采税率，并开始对西方石油公司实行国有化。1973 年，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石油为武器，采取提价、减产、禁运和国有化等措施，根据西方石油进口国对阿以战争的不同态度分别对待，孤立和打击了以色列和美国。西欧国家停止了向以色列供应武器，不顾美国的反对， 同阿拉伯产油国单独对话，签订长期贸易协定。日本为了取得石油进口，也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权利。石油武器的运用使阿拉伯产油国夺回了长期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石油生产和油价决定权，极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仅提价一项，就使石油收入由 1973 年的 300 亿美元，猛增到 1974 年的

1100 亿美元。1972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收入仅 144 亿美元，到 1980 年高

达 2750 亿美元。石油斗争给原料生产国树立了榜样，促进了它们运用手中的原料和战略物资作为武器，有力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1974 年 4 月，应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联合国召开了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规定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系列重要原则：一切国家都有平等地参加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权利，一切

国家都有权对其自然资源和国内一切经济活动行使永久主权；发展中国家有权建立原料和初级产品生产国联合组织；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财政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改革现存的国际货币制度和改变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商品交换上的不合理关系等等。在此基础上，1974 年 12 月联合国第二十九届大会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1975 年 2 月发展中国家原料会议通过了《达喀尔宣言》，肯定了上述原则。

1975 年 12 月，由法国总统德斯坦倡议，19 个发展中国家同七个发达国家及欧洲共同体在巴黎举行南北对话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1977 年 5 月再次在巴黎举行南北对话。这两个会议分歧都很大，都没有取得结果。1977 年 11 月，根据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的建议，成立了“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又称为“南北委员会”。委员会就促进南北对话多次举行会议。为了打破南北对话的僵局，1979 年七十七国集团倡议在联合国范围内举行全球谈判，第三十四届联大就此通过了专门决议。但由于美国的阻挠，1981 年第十一届特别联大和第三十五届联大均未能就全球谈判问题达成协议。在墨西哥总统和奥地利总理的倡议下，1981 年 10 月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有南北政府首脑参加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会议。会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强调应尽快举行全球谈判。西欧和日本也感到南北关系紧张对自己不利，表示赞成南北对话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只有美国态度强硬，反对全球谈判。但各国领导人在会内外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协调立场，为推动全球谈判、改善南北关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坎昆会议后，南北关系继续紧张，举行全球性南北对话仍然困难重重。但是，南北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中国家控制了世界主要矿产原料和部分农产品出口总额约 60％，西欧、日本主要矿产原料绝大部分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到 1982 年底达 1500 亿美元，占其海外投资的四分之一。1981 年发展中国家吸收了美国全部出口量的 37％、欧洲共同体（不包括内部贸易）的 40％、日本的 44％。 1984 年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总额为 1750 亿美元，等于

它同西欧、日本贸易额的总和。联邦德国有 130 万就业者从事向第三世界出口货物和劳务的工作。80 年代以来，第三世界经济形势恶化。1979 年底至1982 年危机期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初级产品价格跌至 50 年代的最低水平。发达国家实行高利率政策，利率每提高 1％，发展中国家就要多付出 50 亿～ 60 亿美元的利息，债务负担越背越重。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度减少。南北贫富差距在战后以来的几十年中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然而，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是与第三世界紧密连在一起的。据估计，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每下降 3％，“经合组织”①国家的增长速度就要下降 1

％。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困难已为发达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 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必须改变。进入 90 年代，第三世界各组织、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都在不断地从多方面为加强南北经济合作、促进全球性南北对话而努力。

南北对话最有成效的是欧洲共同体与第三世界经济关系的发展。第三世界历来是西欧的原料产地、商品和投资的重要市场，且是西欧抗衡美苏可以

① 1948 年 4 月为实施马歇尔计划，18 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60 年 12 月，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签署公约，决定成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1 年 9 月该组织正式成立， 简称“经合组织”。

借重的一支力量。欧洲共同体成立后，十分重视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与有关国家建立了联系国制度。1963 年共同体同 18 个非洲国家和七个海外领地签订了《雅温德协定》，1967 年又同三个非洲英联邦国家签订了《阿鲁沙协定》。协定主要内容是双方逐步取消关税，共同体享有投资、利用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特权，并给予联系国经济援助。1973 年石油斗争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改变不平等的旧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斗争达到高潮。共同体同包括联系国在内的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 46 个发展中国

家举行贸易和经济谈判，1975 年 2 月 28 日签订了《洛美协定》，主要内容是：共同体在不要求“互惠”的情况下，允许 46 国的全部工业品和 94.2％ 的农产品免税和不限量进入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的商品进入 46 国享受最惠国

待遇，但不免税；共同体提供一笔基金，对 46 国输出到共同体的主要产品因

跌价或受灾减产所受损失给予补偿；共同体五年内向 46 国提供 35 亿欧洲货币单位（约合 46.5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1979 年、1984 年、1989 年又续订了三个《洛美协定》。截至 1994 年 12 月，第四个《洛美协定》的签字国共

82 个国家，欧洲共同体 12 国，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增为 70 国。

《洛美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过去不平等经济关系的色彩，是符合双方经济合作和发展的需要的。它的续订和实施体现了共同体发达国家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在促进南北对话、改善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持续努力和进展。此外，共同体还积极同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开展对话。共同体同东盟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同 22 个拉美国家成立了协调委员会，签订了许多双边协定，加强贸易、财政联系和技术合作。

80 年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重重的十年。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供给和商品需要因而大幅度下降。特别是西方国家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高利率等措施，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和资金条件严重恶化，南方经济发展陷入更大的困境。80 年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 2.9％，远远低于以往的水平，出现了拉美的“发展危机”和非洲的“生存危机”。南北贫富差距显著扩大。在南北之间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南方发展民族经济、平等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斗争也陷入低潮。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在稳定初级产品价格、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减轻债务负担、争取增加援助等方面更多地求助于北方。北方国家乘机图利，无视南方国家的合理要求，或以有限的让步为条件，迫使南方国家按照其利益调整经济政策。南北对话和谈判长期陷于僵持状态，南北之间的依存关系更趋于不对称和不平等。

南南合作的加强 以 70 年代中期石油斗争为契机而开始的南北对话， 到 80 年代陷入僵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加强南南合作，才能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增强与发达国家谈判的地位，促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展中国家逐渐加强它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1979 年七十七国集团通过《阿鲁沙集体自力更生纲领》，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指导性纲领，标志着南南经济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从此，南南合作出现了令人注目的新发展。

首先，原有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扩大和完善，新的经济合作组织陆续出现。到 80 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共建立近三十个区域性和半区域性组织、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三十多个、货币金融组织二十多个。这些组织的参加国约占发展中国家总数的 3％。亚非拉各地区基本上都组成了区域性

经济合作组织。在拉丁美洲，1981 年 3 月拉美 11 国改组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成立拉美一体化协会，并准备建立拉美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在停止活动八年后于 1983 年召开成员国首脑会议，并吸收巴哈马联邦为第十三个成员国。拉美国家协调立场，力争制定一个拉美经济一体化的整体方案。在非洲，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于 1980 年通过《拉各斯行动纲领》，规定了成立非洲

共同体 80 年代的具体步骤和措施。除已有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外，新成立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及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优惠贸易区（1984 年达成准备成立共同市场协议）。在中东，六个产油国 1981

年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西印度洋三个岛国于 1983 年成立印度洋委员会。在

南亚次大陆，印、巴等七国经过长期磋商，终于在 1983 年通过了《南亚区域合作宣言》《区域合作联合行动纲领》。在东南亚，1967 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到 1984 年已扩大为六个成员国，在经济合作和政治协调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目前，亚非拉各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均向跨区域性合作或全球性合作方向发展。全球贸易优惠谈判工作初步就绪。1984 年七十七国集团专家会议通过了《南方银行纲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建立“南方银行”的态度是积极的。它的建立将成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国际金融机构，对南南经济合作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二，发展中国家积极探寻落实南南合作的具体措施。1981 年七十七国集团通过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行动纲领》，就贸易、金融、技术合作等八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方案和措施。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1983 年第八次首脑会议重申建立关税同盟，实施工业品贸易自由化统一方案和建立统一货币区。东部和南部非洲优惠贸易区 1984 年宣布优惠贸易区条约生效。海湾合作

委员会统一经济协议从 1983 年 3 月 1 日起开始生效。1982 年被称为“新德里磋商”的南南合作会议，就世界贸易、金融、能源和资源利用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协调了对发达国家的共同立场。 1983 年北京南南合作会议， 讨论了经济发展战略、南北对话和经济合作等问题。同年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经济宣言》和《经济合作行动纲领》，提出一系列南南合作的具体措施，强调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合作的重要性。

第三，南南贸易的发展和合作领域的扩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在1970～1980 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达 30％，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从

1970 年的不到 20％增长到 1981 年的近 32％。1973～1981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财政援助达 710 亿美元，私人资金转让估计为官方援助的四分之一。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资源、能源、农业、劳务、技术和合营企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合作也取得很大的进展。发展中国家已改变了只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直接投资的历史。自 70 年代以来，主要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日益增多。当然，南南合作在它的前进道路上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但是，南南合作对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实现集体自力更生、维护国家主权，提高它们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南南合作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必将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巩固、提高和取得更大的进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80 年代以来在南北经济差距日益扩大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表现出明显分化的趋势。例如，拉美经济平均增长率略高于 1％，低于 2.3％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由债务危机而引起的经济衰退具有“发展危机”的性质。非洲经济平均

增长率为 1.4％，也远低于 3％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下降更为严重。特别是它的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水平尚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必需， 其经济倒退更为严重，成为“生存危机”问题。唯有东亚地区“风景这边独好”。80 年代“四小龙”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 9％，东盟国家马、泰、印尼、菲律宾四国为 6％，南亚也在 4％以上，从而使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使得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产生了不同的利益和要求。拉美侧重于债务安排，非洲最迫切的问题是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援助，亚洲则强调解决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同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过程中的凝聚力有所减弱，全球性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阻力增大，区域性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的趋势却在增强。战后国际经济的区域化主要是由南方国家倡导的，目的是通过南南合作，增强集体自力更生的能力，并用一个声音与发达国家谈判。而经济区域化的浪潮却是由发达国家推动的。 90 年代欧洲加快实施统一大市场计划的同时，积极扩大同非洲、地中海、加勒比海地区、拉美和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往来，力图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1992 年 8 月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接着又向拉美地区发出旨在加强经济合作的“美洲倡议”。美、日都积极同亚太地区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希望在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可见，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处理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时，转而采取区域性安排，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发展中国家作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的作用，对于以大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南北关系区域化无疑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此，发展中国家既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存在着可供选择的机会，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制定对策，推动南北关系向有利于南方国家经济利益的方向发展。

冷战结束，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瓦解，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转换时期。世界总的发展趋势趋向缓和，但由于国际力量对比失衡，一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增长，局势仍然复杂多变。冷战结束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各国人民广泛关注的问题，各类型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与方案。广大亚非拉国家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和平、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坚持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它们在经济上要求建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反对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主张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增强集体自力更生。进入9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形势较好。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继续保持

高速增长，拉美和非洲开始走出 80 年代经济困境。区域性合作扩大，东盟向包括东南亚十国的大东盟发展，非洲和拉美向一体化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上仍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一些地区经济仍停滞不前，社会不安定和贫困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但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却以“人权”、“环境”、“劳工条件”等问题为借口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甚至以此为条件，强制发展中国家接受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这使南北矛盾激化，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增设了障碍。

在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大论战中，世界上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反映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愿望的观点。 1988 年邓小平明确

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又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①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观点是：

1. 国际新秩序完全不同于以极少数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基础的旧秩序，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型国际关系；

2. 国际新秩序应是由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两个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的方面构成的一个整体；

3. 核心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

4. 基本内容是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 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或吞并他国领土，国际争端应当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国际关系中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谋求霸权或推行强权政治；改革旧的国际经济关系，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5. 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联合国的重大作用，使之成为未来国际新秩序有效的控制机制。

中国的上述观点与主张赢得了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和支持。

①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8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