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与宣扬

1959 年 8 月庐山会议结束后，家英和陈伯达都下山回到北京。然而他们回京后的表现却迥然不同。

家英回京后，一如既往地认真执行任务，对编写组的工作也抓的较多了， 直到 1960 年，大部分现代史初稿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至于对于庐山会议的结局，他既不愿意趋奉，也不能提出异议，所以只好沉默。

陈伯达则不然，刚回到北京，就忙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布置宣扬人民公社优越性。这位善于察颜观色，专心窥测毛泽东意图以便投其所好的“风向理论家”，也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摸准的。1958 年“大跃进”期间，他提出废除商品的极“左”主张，在当年 11 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此后开始纠“左”，持续几个月，他不能不跟着有所表示，但没有料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期又突然转向批右，因此他在会上也受了批评。所以回到北京，便积极组织宣传人民公社优越性，以表明态度。

当时我正在上海参加市委扩大会议。约 9 月中旬的一天，忽然接到北京电话通知，转告陈伯达的安排：要立即尽量抽人下公社作调查，主要任务是宣传人民公社优越性，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电话还告知我是分配到浙江省给云县给仙人民公社大源生产队（即后来的大队）参加调查。

这里不妨对比一下。家英对下农村调查研究，总是强调不要带框框，脸上不要有“共产气”，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让群众敢讲话，反映真实情况和问题。而陈伯达则是把结论做在调查之前，要大家带着“优越性”这个结论下公社搞材料。两者是何其鲜明的对照。

当时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分别组织进行若干公社调查。这是一次空前的全国性、大规模农村调查，可惜都是先带着结论、挑选较好社队、甚至预先有所布置的调查。

我因为必须开完上海市委扩大会议，所以推迟了几天，9 月 20 日才离开上海，当晚赶到缙云，次日上午抵双溪口，下午步行入山到达大源，与先期来到的同志们会合。

我们以双坑（马加坑和后坑两个生产小队的合称）为重点，展开了约 20 天的调查活动。双坑是以“挂钩竞赛”而闻名全县的先进单位，位于冈峦起伏的深山沟里，是生产条件很差的贫瘠地区。我们对这里的自然环境、解放前后的历史、土改与合作化等情况，作了全面了解，增长不少知识。但重点

是了解人民公社成立一年来的情况，包括公共食堂、大炼钢铁、统一调整土地（插花田）、小队间劳动力协作、生产改制（由每年一熟改两熟和合理密植）、抗灾防灾、多种经营及林木等问题。这个偏僻的穷山窝里也搞了不少批判斗争，所以干部、社员谈到公社问题时，就显得紧张。关于生产发展的数据，大部分是依靠干部提供的，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水分。

根据访问、座谈及各级干部交谈核对的材料，我们当即起草了调查报告， 虽然以反映情况和问题为实际内容，但总的指导思想是宣传人民公社优越性。报告经队、公社、县、地、省各级征求意见和修改，才定了下来。

但是对于报告涉及的有些内容，我感到心里不很踏实。虽然过去战争时期天天和农民在一起，不能说不了解农民，然而农村公社这个敏感事物，我们还不熟悉。因此我向小组建议：“我们是归家英领导的，把这份报告送请他看看吧。”大家同意了。但报告送去后久无回音，我们以为他事情忙，忘记处理了。好在下公社的事热闹一阵过去了，大家都忙着整风检讨，也再没有人来向我们要报告，我们也就没有去催家英。

后来才知道，家英对于这份报告不但不是忘记处理，而且认真看了。只是在当时情况下，他对于宣传人民公社优越性，既不赞同，又不能反对，也只好沉默，把报告姑且放在一边。过了几年，1961 年 4 月和 1964 年 4 月， 洪廷彦两次随家英南下浙江调查时，家英知道他是参加缙仙公社调查的，故两次都建议他再去缙仙公社看看，并说：“带着原来的调查材料去，自然会知道当时错在哪里。”可惜都因时间不够未能去成。家英对于凡是调查过的点，都很重视隔一段时间再去看看，以继续跟踪了解那里的发展变化情况， 这是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他虽然没有去过缙仙，在他头脑里却一直关心着对缙仙的跟踪调查。

至于那一次全国规模的宣传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典型调查，其结果是：从各省、市、自治区的调查报告中选出 45 篇，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另

172 篇汇编成两大册，由新华社出版，随《内部参考》发行。但当时人民公社的严重问题正在普遍暴露出来，陈伯达主观上筹划宣扬的所谓“优越性”， 不能不被客观上无情的现实所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