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书友家英

范用

爱书人习相近癖相投，遂为书友，有几位已先我而去，黎澍、唐弢、陈翰伯、田家英，思念之余，不免有寂寞之感。

50 年代初，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认识了田家英，他在编《毛泽东选集》， 我们称他为“毛办”。

初见田家英，只觉得书生模样，看不出是延安的老干部，毫无官气，还不到 30 岁，像个大学毕业生。我说的是 40 年代的大学生，某些思想进步的大学生，富有热情，但无浮躁骄矜之气，温文儒雅，谦恭可亲。当然这只是表面印象。有所接触，才逐渐了解家英的才干和为人，虽然他只读过几年中学，但是在长期的革命锻炼中，却成长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干部，“三八” 式干部。

我们除工作来往，更多的接触是因为彼此都爱书，或者说都有爱看杂书的癖好。

他的杂有个范围，主要为清末民国以来的文史著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史料。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在延安已经出版了两本有关民国史事的书， 早就听说是延安有数的“秀才”之一。那时我在重庆，在《解放日报》读到他写的谈侯方域的杂文，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是出之于年轻人之手。

我是什么也谈不上的杂，东翻西看，漫无边际，不问有用没有，“拾到篮里便是菜”。

他在中南海永福堂有间大办公室，除了一角放办公桌和沙发，几乎大部分地方摆满了书架。我每回去，谈完公事，他都要领我参观藏书，尤其是新搜求到的书。他有跑旧书店的习惯，常去琉璃厂。出差到上海，必去四马路上海书店，收获甚丰，我看看也过瘾。

家英读书没有框框，不先分什么香花毒草，不以人废言，这大概跟他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有关，受老人家的影响，有人说毛主席读书无禁区，凡人又当别论，我不相信此种高论。我向来认为天下只有读不尽的书，而没有不可读之书。好书坏书读了才知道，信不信是另一码事，不可混淆。我可以不信你的，但应该知道你怎么说的，读书要独立思考。同一本书，见仁见智随你，书品跟人品没有必然联系。但也有嗜臭者，比如有人独对“此处删去

××字”有兴趣，有人却看了恶心。不必担忧，自有公论，一本书读了，听听议论，七嘴八舌，早晚会水落石出，更上层楼。这也是东翻西看的好处之一。这比封闭起来，只有一家之言好，提倡百家争鸣是自信心的显示，不过说话得算数。

《海瑞罢官》有人认为“要害是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家英读了却说看不出什么大阴谋，孰是孰非只有自己读它一遍才能知道是谁胡说八道。家英在这方面一点不含糊，不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我爱读杂文、散文、笔记，注意到家英收藏周作人、聂绀弩的集子相当齐全，跟我有的相差无几。他说绀弩杂文写得好。

那时周作人的书旧书店有，但内部发行。家英对我说：“你缺少什么， 我替你找。”内部售书要凭级别，分几个档次，家英常替毛主席找书，不受限制。我忝为中央一级出版社副总编辑，也还是低档次，有些书连看看的资

格都没有。

有时他来出版社，也到我的办公室看书。有一些港台书他未见过，如金雄白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叶誉虎的《遐庵清秘录》、《遐庵谈艺录》、托派出版物、《文艺世纪》杂志等，都借去看。

有一部陈凡编的《艺林丛录》，是大公报“艺林”副刊文章汇编，他很感兴趣，借去看了一两年，几经催索才还来。他在我的藏书印之上加盖了“家英曾阅”、“家英曾读”印记，这在我，还是头一回碰到。

这部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橱里，每看到它，心里十分懊悔，家英爱看这部书，为什么不送给他，我太小气。

我们常常议论看过的书、知道的书，读书又谈人，谈文林轶事、古今文网、笔墨官司，等等，直言无忌，毫无顾虑。他只大我一岁，生于 1922，我1923，都在 15 岁那年走进革命行列，我们是同时代人，有共同语言。他知识面广，有见解，我远不及他。抗日战争八年，我多半在重庆，因此，同家英讲四川话，更加投合。有时看法不尽一致，并没有因为他官大，得听他的。不是有句名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不一定都在官手里。

在家英面前，精神上是平等的。与他相处，有安全感，不用担心有朝一日他会揭发我思想落后。有的人就得防着点，我就碰到这么一位，借我的胡风著作，说要看看，到清算胡风，却说我看了那么多胡风著作，不可能不受影响。我说，读书看报，映入大脑就是影响，难道也有罪过，也得洗脑？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总是跟读书人过不去，总要在这方面做文章。秦焚书坑儒，明清株连九族，到“大革文化命”，谁家有几本书就会坐卧不宁， 甚至可能遭殃。书成了万恶之源，成了祸根，难道教训还不够？

家英不仅买旧书，还醉心搜集清一代学者的手札、日记、稿本，兴致勃勃拿出来给我看，并且详作介绍。近人如黄侃、苏曼殊、柳亚子、鲁迅、郁达夫的墨迹，也有收藏。他买到过一本帐簿，上面贴满函牍，写信人和收信人都有来头，他一一考证，如数家珍讲给我听。他说解放初期在旧书店乃至冷摊，不难觅得此类故纸，花不了多少钱就可到手。他买回来装裱成册，汇编成书，自得其乐。

他还买了不少清人墨迹，扇面、条幅、楹联，有心收齐戊戌六君子的墨迹，已经有了若干件。他指着壁上邓石如行书“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 五言联告诉我，这副对联曾在毛主席那里挂了一些日子。

在实行低工资年代，家英以有限的工资和稿费收购清儒墨迹，不遗余力， 不仅装裱，还要外加布套布函。

家英在十几年中收集的藏品约 500 家 1500 件。1989 年北京出版的《书法丛刊》以专号介绍“小莽苍苍斋”藏品，可见其一斑。家英说，所有这些将来都要归公，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早就看上了，说都要收去。我想，家英早已有此打算。

1962 年，想办一个大型文摘刊物。家英看到我试编的《新华文革》样本， 要了一本。我说上面没有批准出版。他说：“我带回去放在主席桌上，他也许有兴趣翻翻。”这桩事，我一直提心吊胆，怕批评我绕过了中宣部，家英好像不在意。我想他是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的，否则他不会送给毛主席看。一直到 1979 年出版《新华文摘》，我的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而家英弃世已

经 14 年，我不能送这本刊物给他了。

最后一次见到家英，是 1966 年 5 月。那时丧钟已响，山雨欲来，黑云压

城。我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唱片门市部，遇到家英和逢先知秘书。我是去抢购“四旧”粤剧《关汉卿》、评弹开篇等唱片。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家英面对“四人帮”的迫害，用自己的手结束了生命，终年 44 岁。

据家英的夫人董边同志回忆：家英离世的前一天晚上对她说：“我是江青、陈伯达诬害的。”那天深夜戚本禹还打来电话，家英没接完，就把耳机摔在一旁，还盛怒难平他说：“他算什么东西！”

由此我回忆起大约 1964 年或 1965 年去家英处，闲谈中扯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家英很生气地告诉我，在他手下工作的戚本禹，把一封群众来信擅自转给了地方有关组织，会使写信人遭受打击报复，违反了有关的规定。家英把此事交给党小组，用他的话说，“要帮助戚本禹认识错误”。他怎么会想到，就是这个小爬虫后来充当“四人帮”迫害他的急先锋。家英心里明白，早晚有一天要搬出中南海。令人悲哀的是，家英不是活着走出中南海！

我写这篇小文，除了怀念家英，同时想回答一个问题。广州《书报刊》“书写人生”征文启事说：“漫漫人生路，书可能是你的精神食粮，希望爱书的朋友写下最深刻的一点体会。”

我想了一下，我的体会是什么呢？能不能说，读书也是做人的权利：认识世界之权，调查研究之权，知己知彼之权，应无圣人凡人之分。

家英身居高位，我不羡慕，却羡慕他买书方便，读书自由。1964 年，我奉命组织班子编《蒋介石全集》，在这方面曾经有过一点小小的方便。现在卸磨养老，买不起书，海外书友偶有寄赠，有一部分由好心人代收了，大概怕我沾染毒菌或者营养过剩，有碍健康吧。如果家英还在，知道了会怎么想？家英说自己“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毕生追求光明，竟

为黑暗所吞噬，有人说家英书生气太重。在我看来，书生气比乡愿，比八面玲珑可贵。

我怀念书生家英，我的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