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江调查和“六十条”试点工作

这次调查，是在极左思潮泛滥、大刮“五风”的恶果已经暴露，国民经济不断恶化，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极度困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弊端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的背景下进行的。此前，中央于 1960 年 11

月 3 日虽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即 12 条），但不少地方，“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仍未停止，特别是浮夸风造成的高指标、高征购，给群众生活造成极大的灾难。

面临以上严重困难，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 年 1 月 20 日，毛主席写信给田家英，要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工作组去浙江，湖南、广东作调查。田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并指示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一个最好的生产队。时间 10 天至 15 天，然后三个组同去广东会合，向他报告。

当时，我和王录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主管人民公社政策研究）工作，被指定参加这次调查工作，我去浙江，王去广东。田家英同志领导的浙江调查组于 1 月 22 日到达杭州。经与省委商量，决定分两个小组，一个去嘉善县选一个最差的生产队，一个去富阳县选一个最好的生产队。田家英同志重点抓嘉善县那个最差的生产队——和合生产队，我被分配到这个生产队。

毛主席写给田的信中附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我们在赴浙途中即学了这篇文章。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田家英同志对工作组提出：“打开脑筋，敢于发现问题。”他拟了一副对联，作为调查组的守则。上联是“同吃同住不同劳”，下联是“敢想敢说不敢做”。在工作组内部反复动员大家打破思想框框，不设禁区，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只是不准对县、社领导指手画脚，随意指挥。

当时，农民的住房很紧，有些户的多余房子，也被在所谓“六集中”（猪羊、耕牛、农具、人口、公共食堂和自留地）的时候，无偿调用或拆迁了。所以和社员同住做不到。田家英同志和大家一起住在一个四面透风的草棚里，用稻草打地铺。白天分头出去调查访问，晚上回来汇报、议论。没有灯，一团漆黑，几乎谁也看不见谁，但大家真正敞开思想，有啥说啥，议论很热烈。田家英同志把这叫作“瞎吹”。我多年来没有感到心情这样舒畅。

这个生产队原来是一个高级社，共有 327 户， 1236 人， 3753 亩耕地，

人均 3 亩，位于杭嘉湖平原的水网地区，素称“鱼米之乡”。但是，在大刮

“五风”中，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粮食亩产量 1960 年急剧下降到 291 斤，

还不及解放前的长年水平（350—380 斤）。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尤其是上面虚报浮夸粮食高产量，带来高征购，挖了群众的口粮，“上面吹牛皮，群众饿肚皮”。 1959 年以来，连年闹春荒。 1960 年完成征购任务以后，每人

每天只有半斤米，每天三餐稀粥，蔬菜很少。由于营养不良， 1959 年开始

即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据调查， 1961 年春，共有 170 个病人，占全队人数的 13％，占劳力总数的 19％。

我分工查 1960 年的收益分配帐，同时由省委一位同志陪同调查了六个典

型户。查了 1960 年的分配帐以后，我概括了四句话：生产下降，收入减少，

集体负债，社员倒挂（即超支）。家英同志对这四句话很欣赏。这个队 1960

年总收入比上年减少 39. 65％，共欠国家贷款 4800 元，人均 31 元多。社

员苦干一年，每个劳动日值只有 0. 163 元。人均收入只有 21.27 元。因而多数户应分的现金不够口粮钱，只得倒挂，倒挂户占总户数的 58.8％。

经过几天的调查，把这个队的现状基本摸清了。田家英同志说：这种情况说明，出现了农业危机，其原因，既不是天灾，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而是“人祸”即“五风”造成的。

田家英同志很重视历史的调查，通过座谈和典型户调查，对这个队从解放前、土改后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化的历史得到系统的了解。回顾过去，社员普遍怀念初级社。从高级社以来，产量基本上是逐年下降，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工分一年比一年挣得多，钞票和口粮一年比一年少”。贫农社员王老五说：“小社（初级社）那年（1956 年），生产生活最好，粮食亩产 400 斤，口粮足，钞票多，吃得饱，力气足，心里高兴。”当时他曾想，小社分这么多钱，大社（高级社）更有得分了。哪知道从此以后，年年没钱分，年年倒欠。一部分上中农对于高级化时，耕牛、农具入社折价款（扣除股份基金以外的部分）未退赔，意见很大。

在汇报和“瞎吹”中，有的同志主张办好公共食堂。对于食堂问题，我曾作过调查，我主张办农忙食堂。但是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评，仍然心有余悸，故虽有不同看法，但未表态。其他同志也未提出异议，这个调查组也未就食堂问题开展调查和讨论。而富阳调查组调查了公共食堂问题，得到田家英同志的支持，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这说明我的思想还未解放。记得家英同志在一次同我谈话中，曾批评我思想不解放。我第一次听到对我这样的批评，而在此以前对我的批评都是右倾。我虽心服，但仍存芥蒂。 1957 年以来，每次反右运动，我都是批判的对象，至此以后，我只是警惕着，说话也很谨慎。

田家英同志把这个生产队的历史和现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当时毛主席住在杭州），同时也汇报了富阳调查的情况，并提出了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毛主席听了汇报以后，作了重要指示。田向我们作了传达。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规模问题，和合生产队太大了，是否分成三个队；起草一个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公社三级怎样工作；食堂问题，可以多种多样；退赔问题；自留地问题；干部手脚不干净问题，等等。

月 21 日，田家英离开杭州去广州，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3 月 26 日田家英同志回到杭州，带回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且传达了毛主席在广州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我记得最深刻的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田布置调查组继续在浙江搞“六十条”的试点工作，强调继续打开脑筋，敢于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我记得田家英同志由省委林乎加同志陪同，带领我们到了越剧的故乡嵊县。我们到了一个生产大队，向干部群众逐条宣读“六十条”，引导群众讨论。“六十条”草案还未明确解决食堂问题。群众提得最强烈的是食堂问题，这个队群众生活也很困难，公共食堂仍是每日三餐粥，没有什么菜，靠挖竹笋做菜。一天早晨起来，我们发现个个嘴唇都是黑的，互相对着发笑，不知何故。当地同志告诉我们，是吃了竹笋的原故。

浙江调查和试点工作，直至 4 月底结束。我们于 5 月上旬回到北京。 “六十条”（草案）是在毛主席直接指导下制定的，但是首先建议起草

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是田家英同志。在整个调查和试点工作中，表现了田家英同志热爱人民，关心群众疾苦的感情；实事求是，深入下层的作风；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