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湖南调查和包产到户

七千人大会闭幕不久，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了。临走前，他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大会上的讲话。2 月下旬，田带着整理槁和我一起到了杭州。毛对田整理的稿子不太满意，写了一个批条，语气很婉转，说还是他自己整理的那个稿子好。毛自己整理的稿子，是在录音记录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来的样子。后来，他又一遍一遍地修改，润色，并加写了几大段话。每改一遍，都送给田校阅，还要他帮助查阅了一些历史书籍。

这时，毛泽东仍关注着农业，不放松对农村情况的了解。2 月 25 日，他把田家英叫去，要田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

毛泽东总是这样，对任何一个问题，不抓则已，一抓就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这是他的名言，也是他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农民问题，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始终占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时期同样如此。他在 1961 年曾经这样说过：“中国有五亿农民，如果不团结他们，你有多少工业，鞍钢再大，也不行的，也会被推翻的。”（1961 年 3 月 23 日在广州会议的讲话）又说：“中国这个国家，

离开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情来。”（1961 年 5 月 21 日与各中央局负责同志谈话）

毛泽东给田家英指定了四个调查地点：湘潭的韶山（毛的家乡）、湘乡的唐家托（毛的外祖家）、宁乡的炭子冲（刘少奇的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 1961 年 3、4 月间蹲点的地方）。他特别嘱咐田家英，要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要参加调查。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除了表示同意外，还很关心调查组，说湖南 3 月份天气还很冷，可以向省委借些棉大衣给大家穿。

田家英组织了一个 17 人的调查组，兵分 3 路，去韶山大队、大坪大队（即唐家托）、炭子冲大队。天华大队没有去。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寄予厚望。有了前次成功的浙江调查，他相信田家英领导的这次调查同样会给他很大的帮助。他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时间：3 月 22 日；地点：武昌东湖招待所。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接见。那天下午，大家听说毛主席要接见，都很兴奋。毛先是一个一个地问每个人的名字，接着讲了一些当时流传的政治笑话，谈笑风生。最后向调

查组提了几点希望：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指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作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的劳动。毛泽东当时亲切、温和而又轻松的谈话情景，至今还给我留下清晰的印象。

田家英把这次调查的重点放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这个问题上。当时，陈云正在组织人力调查和深入研究这个问题。这也是全党各级组织都在研究的一个题目。田计划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为中央起草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文件。

3 月底，调查组全部到达农村。田家英住在韶山，我住在韶山南岸生产队毛泽东旧居隔壁一家姓邹的社员家里。这里是毛泽东幼年读私塾的地方，一出门就是他童年时代游泳的那个池塘。再往远处看，是毛泽东父母的墓地，在一个林木茂密的小山丘上。韶山这个地方，“大跃进”时生产虽然遭到破坏，但山林却保护得比较好，还是那样郁郁葱葱，景色十分秀丽。到晚上，月朗风清，走在田野里和崎岖的山路上，别有一番景致。那位姓邹的社员的父亲，就是 1925 年用轿子抬着毛泽东离韶山脱险的农民之一，早已离世了。

这里自从实行“六十条”，取消了食堂、供给制，后来又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社员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生产、生活都有了转机。但是我们一进村，却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炭子冲好一些，据说这是因为刘少奇1961 年回家乡调查时曾批评过包产到户。对这一情况，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大家也都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同时历数公社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有时同调查组的同志辩论到深夜。

田家英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 1961 年 3 月广州会议期间，他将安徽（毛泽东所信任的曾希圣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里讲到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泪写了那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8 个寡妇互助，爬也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鼻酸。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田在这封信里所表达的主张和流露出来的情感，同毛泽东是一致的和相通的。毛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陶铸见到田家英说：“家英呀，我赞成你的意见。”陈云则对田家英的意见不以为然，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

时隔一年，经过一段调查，田家英的思想起了变化。他认真听取和思考农民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调查组内也有人主张实行包产到户，田便组织全体同志进行讨论，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双方争论非常热烈，但都是心平气和他讲道理，没有任何棍子、帽子之类的东西。田认真地冷静

地听取双方阐述的理由。当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占着上风，但是他仍鼓励少数几位主张包产到户的同志继续进行研究。

田家英心里很矛盾。他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生产有利。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事关重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轻举妄动，特别在韶山这个特殊地方，以他这样的身分（人们都知道他是毛主席的秘书，是毛主席派来作调查的），更应谨慎从事。这里一动，势必影响全省，会给省里的工作造成困难（实际上，早在 1961 年 3 月，湖南的有些农村已经实行暗分明不分，不过还没有波及长沙、湘潭这样的重要地方）。他在私下多次对我说，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为了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种家庭经济还是有它的优越性，集体经济现在“难以维持”。可见他已经萌生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难关的思想。但在公开场合，在农民和干部面前，对包产到户的要求他丝毫也不松口。

田家英就是带着这种矛盾的心情，同我一起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的。当时，陈云也在上海，我们将三个点的调查报告同时送给他们两人。得到的反应沤然不同。陈云读后很称赞，说“观点鲜明”。在这之前，田已将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寄给了刘少奇，刘认真地看了，认为很好。毛泽东却很冷漠，大概没有看，只听了田的口头汇报。毛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又一次明确表态。后来的实践表明，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保存了集体所有制的部分优点，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可以实行双层经营、双向承包、以工补农直至在条件具备时发展为规模经营，与分田到户不同，是适应我国大部分农村的生产情况的。

在上海期间，杨尚昆从北京打电话给田家英：“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田家英当即表示同意。

我们从上海回到韶山，调查工作已接近尾声。田没有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此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呈现迅速发展之势，推行包产到户的呼声日益高涨，成了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田家英派出两位同志立即赶往安徽无为县，了解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他们调查的结论大致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已经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的和必要的；但是，将来要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就可能要受到限制。

我们回到北京已经是 6 月底。在北京听到的关于包产到户的声音，跟我们在下面听到的几乎一样，不过这些言论更带理论性和系统性。

回到北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作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打断了。刘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田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说：“可以。”刘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秀才” 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他为慎重起见，并且希望能够真正听到“秀才” 们的真实意见，嘱咐田不要说是他的意见。接着，田又向邓小平报告关于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的设想。邓的话不多，很干脆：“赞成。” 田家英立即组织起草班子。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当前在全国农村应当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此同时，田家英还向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得到一致赞同。

看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但是，中央究竟是否确定推行包产到户，还要通过关键的一个关口，那就是毛泽东的同意。田家英似乎觉得比较有把握，因为中央常委的几位同志几乎都支持搞包产到户，至少是不反对；但是心里又有些嘀咕，不知道毛现在的态度究竟怎样。他知道提这样的建议是要担风险的，但他不顾个人得失，终于下决心，以秘书的身分向毛泽东进言。这时，毛正在河北邯郸视察工作，田家英打长途电话要求面陈意见。那边传来电话说：“主席说不要着急嘛！”从这句话里，我们已经微微感觉出毛的不耐烦的心情了。

过了两天，毛泽东回到北京，田家英被召见，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田家英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大意是：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 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 40

％，另外 60％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这种情况，同刘少奇性急地打断田家英的汇报，滔滔不绝、毫无保留他讲出自己的意见，完全不同。最后，毛突然向田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子把他问住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他毫无准备。毛接着又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答：“是我个人的意见。”当时，毛没有表示意见。没有表态，这就是一种态度，不过没有说出来而已。

田家英从游泳池回来，情绪不大好。他说：“主席真厉害。”意思是说，毛主席把问题提得很尖锐，使他当场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毛泽东善于抓住对方谈话的要害，出其不意地提出问题，迫使对方无法含糊其词，无法回避问题的实质，非把自己的观点确定而鲜明地摆出来不可。

大概是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会议，田参加了，还有陈怕达。毛终于说话了，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大意）。会上，毛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六十条”好像有些偏爱。他多次说：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有了“六十条”，农村形势就大不一样。在他看来，有了“六十条”，再加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这一条，农村的问题，就调整生产关系方面来说，已基本上解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毛调整农村政策的最后界限，如再进一步调整，搞包产到户什么的，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久，8 月上旬，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阶级问题、形势问题、矛盾问题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批评包产到户，是北戴河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重提阶级斗争” 的直接导火索。毛把这个问题提到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政治高度。他认为，实行包产到户，不要一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很厉害。他描绘了一幅阶级分化的景象：“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

（1962 年 8 月 9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的讲话）

毛泽东还是坚持他那个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形成的思想：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富裕农民与贫农之间的矛盾。他说，富裕农民是两

方面都要争取的，无产阶级要争取他，资产阶级也要争取他。这个争夺可能要几十年、一百年，要贯穿整个历史时期。

无产阶级靠什么争取富裕农民呢？他认为就是搞按劳分配。他说：“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所以要搞按劳分配，平均不能大多。”（8 月 9 日讲话）又说：“完全不要一点平均主义，比方说，不要基本口粮，不要照顾，光搞按劳分配，光争取富裕阶层，可是把农村的五保户、困难户、军工烈属户这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人丢开不管，也是不行的。这些人在农村中是我们的依靠。”（8 月 5 日讲话）

搞一点平均主义——这是为了贫苦农民；搞一定的按劳分配——这是为了争取和团结富裕农民。在这里，毛以为实行按劳分配主要是为了争取和团结一部分富裕农民而不是团结全体农民，这个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这相当地反映了他的平均主义观点。他一方面反对平均主义，主张实行按劳分配，以便调动更多人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又不彻底反对平均主义，不彻底实行按劳分配，怕发生“阶级分化”，同时也为了保证贫苦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他在晚年，总想寻找一个既能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生产，同时又能防止“阶级分化”，保证“社会公平”的结合点。不能说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他提出并努力为之奋斗的。但是，如果把发展生产和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比作天平上的两端，那未，他的砝码总是更多地加在后一方面。

毛泽东在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①，但是，鉴于庐山会议以后的教训，这一次特别嘱咐大家：“决不可以因为

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刘少奇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也都强调了这一点。这样，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才得以不太受干扰地继续进行。

田家英是带着压抑的心情参加北戴河会议的。经过第一次庐山会议那场惊心动魄的党内斗争的田家英，这时心情自然是紧张的，不知将会发生什么。然而，情况还好，没有他想象的那样严重，毛只在小范围里头指名批评过他两次。有一次批评得比较重，刘少奇出来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党内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缓冲了一下，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有人在会上乱揭田家英，被刘断然制止。所以，田对刘始终怀着尊重和感激的心情。当然，他对刘的尊重绝不仅仅因为这两件事。

出乎田家英意料的是，在十中全会最后一天的全体大会上，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单干风”的批评，以毛泽东的调子最为温和，别人反而比他严厉些。

① 毛泽东在卜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其原话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开一次全会就讲，使得我们比较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文化大革命”期间，《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10 期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纪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的社论，引用毛泽东这句话时，修改为：“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篇社论，6 月 17 日送毛泽东审阅，6 月 20 日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7 月 8 日，毛泽东将社论稿退回王力，并批示：“不看了。”从这篇社论起，“年年讲，月月讲”就变成“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根据我当时的了解和观察，以及最近重新看了会议记录，我认为，参加会议的从中央到省市的主要负责人，都信服毛在十中全会上提出的意见和理论，为他的理论所掌握；一些中央领导人在大会上的讲话是真诚的。这里也反映出毛泽东的一种工作作风或领导艺术。当他要纠正一种他认为是错误的倾向时，一般说来，开始往往是大喝一声，“猛击一掌”，使人警醒，出一身冷汗，而等到问题已大体解决，正确与错误之间的胜负已见分晓，他就往往更多他讲团结，强调注意政策。这里面也包含他常说的“一张一弛”的道理。田家英向毛泽东提包产到户的建议，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组织原则上来

说，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个合理的建议，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又一次造成他们之间的政治裂痕，而且是一次更大的裂痕。从此，田家英逐渐失去了毛的信任。

经常接触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他总是不会忘记，总要在行动上表示感谢的。但是，谁如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即他认为是路线问题上，同他发生了分歧，要想照旧得到他的信任，那是很困难的，他也是不会忘记的。

从八届十中全会起，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的“左”倾思想日益发展，最后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他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也告一段落，他认为农村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已基本解决，而应把重点放在工业支援农业方面，特别是放在抓阶级斗争方面。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

田家英自从失去毛泽东的信任，思想很苦闷，常说，“士为知己者死”，现在不被理解，想离开中南海。他准备下去当县委书记，作些调查，研究一下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也好真正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做点工作。他同夫人董边商量过，得到她的支持。董边说：“只要允许你离开，我同意你去，你做县委书记，我去当县妇联主任。”田问我愿不愿意同他一道下去，我表示同意。我觉得自己长期呆在中央机关，应当下去做些实际工作，接受些实际锻炼。田也曾想过搞研究工作——研究清史，并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个要求，也是表示要离开中南海。毛说：“嗅，你也是搞本本主义！”对他的要求未予置理。毛对田虽然已不那么信任，但工作上还需要他，所以一直留在身边，不愿放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