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深切的怀念

我认识家英同志，是在 1955 年。那时，中央政治研究室就住在万寿路（现为中组部招待所），与中央农村工作部对面。那年上半年，田家英同志主持起草《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我参加了一部分工作。自那以后，因为住地极近，经常见面，但不很熟悉。真正熟悉到相知，就是参加调查和几次参加修改文件的工作以后。家英同志平易近人，善言谈，也很风趣，在调查和起草文件过程中，工作之余，他爱和我们聊聊，从中国历史到古典文学、诗词歌赋，以及当前问题，无所不谈。特别谈到他 1959 年四川调查和庐山会议上， 因讲了真话，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甚至恶毒攻击，我则和他产生共鸣。对于他那种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骨气，我很佩服。

在北京工作期间，我们也不断地有所交往。他很关心农村工作（我以为是主席让他分抓农村工作）、农村形势，特别对劳动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曾多次向我了解农村情况，问我对农村形势的看法，我对他是无话不谈， 他很认真地听我的意见，并谈自己的看法。每次交谈，我都感到有所受益。因此，我视他为良师益友。

1965 年冬，谭震林同志派我带一个调查组，到长江三角洲，调查那里的农业生产。我先到上海，在华东局农办同志陪同下，先后考察了上海郊区和市属的几个县，江苏省的苏州和无锡地区，浙江省的嘉兴地区。在嘉善特地看了 1961 年调查的和合生产队，看到那里的面貌已大大改观，非常高兴。最

后，于 12 月中旬到达杭州。得知田家英同志正在西冷饭店，研究为几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写序的问题。我专去看了他，谈了和合生产队的变化，他很高兴。中午，同他们共进午餐。饭后我即告辞，他把我送到门外，握手告别。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成为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