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挫折北戴河

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家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湖南农村调查《农业六十条》贯彻的情况，主题是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少奇同志在北京主持政治局常委（毛主席已去南方，周、朱、陈、邓都参加）的 2 月扩大会议和 5 月扩大会议（两者均通称“西楼会议”，因都在少奇同志住处旁边的中办西楼会议厅举行），讨论新发现的严重的经济困难（赤字又增加 30 亿元，农村中饿死人的现象仍然没有停止，日用品供应奇缺，企业关停并转落实不下去，城市人口减不下去），指出当时我国处于类似经济危机的非常时期，并坚决采取非常措施来解决。家英没有参加这些会。

6 月底，家英从南方回到北京，打电话约我到他家中去。他首先问我北京两次会议的情况，然后告诉我，他在湖南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近 40％已自动实行包产到户或称扩大“口粮田”，其余 60％左右还在犹豫观望，做做工作可能仍然搞集体经济或半集体经济。他说，在上海汇报时陈云同志赞成他的看法。回京后，少奇、小平同志听取他的汇报时也认为，在困难的地方，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渡过困难时期），势在必行。我告诉他，陈云 2 月 26 日在国务院扩大会议（副部长级干部参加）工作

报告时提出非常时期非常措施，全场多次响起了真正暴风雨般的掌声。对城市居民增加每天配给一两大豆（可做半斤豆腐），每月配给半斤鱼，每年配给两双尼龙袜子（当时百货商店中货架空空如也），卖高价糖果回笼货币，反应尤其热烈。家英连声叫好，说陈云同志真有办法，大得人心。

家英说，他正等待毛主席回京，尽快汇报调查的情况。

在这中间，中央办公厅组织了几个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地调查包产到户的情况。尚昆同志和家英同志要人民日报也派人参加，我派几位同志去了，同时也派一个调查组去京郊房山。我还同家英商量，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刊物，也发表一些有关包产到户的材料。

我派去房山的调查组的报告还没有写出来，家英又打来电话，要我赶快到他家里去。我一进门，家英劈头一句是“大事不好”。他说，他向毛主席汇报包产到户的情况后，毛主席满脸不高兴，当时未置可否，但第二天接连同河南、山东、江西的省委书记谈话，提出中央要作一个关于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决定，并且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没有要他参加。

家英对我说，内部参考中不要再登包产到户的材料了，派出去的调查包产到户的调查组要尽快抽回来。我回来后赶紧照办，要去房山的调查组把调查报告重点放在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只附带提及包产到户。

因为这样，8 月间北戴河会议时，有人告人民日报的状，说人民日报调查组在房山煽动搞包产到户，我拿出会前印出的调查报告，才没有挨批；但毛主席在讲话中还是指出新华社《内部参考》登出了许多包产到户的材料不妥。他说，要登就登赞成和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不要只登一方面的意见，把

《内部参考》办成谴责小说，但是可以考虑办一个《记者通讯》，允许发表不同意见。

家英的遭遇比我困难得多。他不但不能参加当时在北京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巩固集体经济的决定（历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文件的起草工作他都参加，甚至是主要起草人），而且在北戴河会议（7 月 25 日至 8 月 24 日是中

央工作会议，8 月 26 日至 9 月 23 日是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在中心组

（只有政治局成员和各大区组长以及少数有关同志参加，家英和我都参加了）会上，一开头就被毛主席点名批评，说他在七千人大会后，不去修改《农业六十条》，反而赞成搞包产到户。

毛主席还再三点名批评邓子恢同志（他从 1961 年 3 月即赞成安徽搞“责任田”，后称包产到户， 1962 年 5、6 月间又在北京中央党校等单位作报告宣传包产到户的优越性）。邓老在会上作了检讨。家英没有在会上检讨，因为他只在内部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调查情况而已。

家英告诉我，陈伯达现在主持起草决定，神气得很，碰到家英不说话，不打招呼，装作没看见。家英说，陈本人在毛主席没有表态之前，原本也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但此人一贯狡猾，从不在主席面前提出新意见，只有在主席表态之后才顺着说话。

家英告诉我，他原本并不赞成邓老的意见， 1961 年春在广州起草《农业六十条》时他就反对安徽搞责任田。但今年在湖南调查，去的是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家乡的、政治觉悟向来比较高的生产大队，意外地发现大队干部和社员都要求包产到户，言之成理，并且说一旦渡过困难，还是要恢复集体经济。有些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农业生产的确恢复很快。接触到这些实际情况，他感到群众面对灾荒还是千方百计生产自救，包产到户确实是可行的，很快见效的。他认为，有领导地搞包产到户，集体经济还可能保留相当一部分，也许可达 60％，否则放任自流，让农民自己搞，集体经济可能被搞垮，集体财产损失会更大。他明确表示，现在搞包产到户，是经济困难时期发动农民生产自救的好办法，一旦形势好转，集体经济还是方向。领导艺术是能进能退，退是为了更进一步。家英在会议后期也同我一样被中央指定参加修改关于巩固集体经济的决定草案，但由于陈伯达把持，木已成舟，难于有所作为，始终闷闷不乐。

可以说，北戴河会议是家英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挫折，其严重性远远超过1959 年的庐山会议。在这以后，据家英告诉我，毛主席便很少找他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以至其他问题的中央文件了。家英曾引用唐代韩愈《进学解》中说的“投闲置散，乃分之宜”，其心情可以想见。他对当时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阶级、形势、矛盾）沉默不言。有时我提到这些问题向他质疑，他不是摇摇头，就是笑一笑。当我告诉他，经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抓阶级斗争不能影响调整经济，毛主席作结论时表示同意，明确指出调整是第一位工作。他对我连说了两句：“这就好，这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