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同志谈治史

姚旭

家英去世以前，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是叶群点了他的名。叶群说，罗瑞卿反对 1960 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写毛主席是天才，这就是田家英出的

主意。叶群说这个话的时候，北京正是 1966 年的早春时节，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

就在这个气候下，我去南方几个老根据地作调查。到了炎热的夏天，我从南方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起来了，家英的噩耗经过曲曲折折的路子传过来了。如今，林彪的“天才论”早已破产了，但是，家英不能再回来了。

家英反对“天才论”不是偶然的，这是同他的历史观和严谨的治史态度分不开的。他解剖复杂纷繁的历史现象有一个锐利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我记得，1960 年他愤愤然地谈起他与一位知名学者的争论。这位学者在会上发言，认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个“双百方针”还不够，应该加上“百鸟朝凤”，把毛主席比作风凰，把人民群众比作百鸟。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比喻不恰当，但又觉得不大好反驳。这时，家英发言了，他认为把毛主席和人民群众比作风凰和百鸟不恰当。毛主席的一切正确思想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的，是全党和人民群众集体奋斗经验的概括，毛主席把人民群众看成真正的英雄，他甘当人民群众的学生，这样他才能把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并且坚持下去。把领袖看成天生的凤凰，把人民群众看成只是朝奉凤凰的百鸟，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上面这段话，家英是在高级党校（现在叫中央党校）11 号楼讲的，当时我们十来个人正在编写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一书的现代史部分，家英是领导人。他谈到上述争论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我们的书稿写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思想，却没有写出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仍然应当注意这个问题。

家英要求我们读读格拉塞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作方法》这本书。这本书对于我们治史确有很大帮助。格拉塞说：“马克思制定的科学研究的工作方法，要求在作出一般性的结论之前，先要充分掌握与该问题有关的一切资料。”家英创造条件为我们提供研究中国现代历史有关的一切资料，并且要求我们在送审的打印稿上写明资料的出处。家英赞赏范文澜在

《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反对放空炮》这篇文章。他说，论点是从历史事实中引申出来的，一本历史书，如果没有新的历史资料和新的观点，而是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拼凑起来的，那就很难站得长久。他批评我们的稿子，有的整页是空议论，有的整页堆砌着许多材料却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他主张历史书中的材料和观点要如同水乳一样交融，可以夹叙夹议，不要像牛奶里放上一块铁片，牛奶和铁片是不能融合的。

家英主张历史书要写得生动，吸引读者一口气看完。他说，香港出了一本关于汪精卫傀儡政权始未的书，作者是这个傀儡政权的成员，接近上层人物，立场是反动的，但写得很生动，叫人能一气读完。我们写历史书，往往写得枯燥无味，叫人硬着头皮也看不下去。其实，历史本身是很生动的，如实地写出来就很生动，就能吸引人读下去。历史书还要给人以历史知识，他

说，有一位大学三年级学生，还不知道武则天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主张搞现代史的人，应当看过去的报纸，看我们党办的报纸，也看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办的报纸。一天一天地看，甚至广告也要看一下。旧报纸上不仅有可用的历史资料，还可以使研究历史的人如置身于当年的社会环境之中。

家英很重视文采。他认为历史书缺乏文采，“言而不文，其行不远”，很难流传下去。当时有的同志表示，要达到这个目标很困难。他说，还是要多读书。他谦虚他说他自己就是“自恨读书迟”，只要肯在读书上下苦功夫，是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

家英尤其重视的是史料的真实性。《中国史稿》现代史部分关于建国以来的历史原定写三章，第一章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二章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三章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家英在 1960 年决定第三章暂时不

写。直到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他才说，第三章为什么决定不写，那时没有说明原因，现在大家明白了吧！因为“大跃进”以来有许多数字是假的。他介绍我们读的格拉塞那本书里就有这么一段话：“马克思从不利用任何未经检验过的材料来源，决不引用间接的根据，而总要找到它原来的出处。” 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有过几次失误。例如，我在写抗美援朝运动这一节的时候，就间接地转引当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形容朝鲜战争是“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个错误的战争”。后来，找到了这个说法的原来的出处——美国新闻处 1951 年 5 月 15 日的电讯。电讯中说，布莱德雷在麦克阿瑟撤职后的辩论中，指责麦克阿瑟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说：“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个错误的战争中。”显然，布莱德雷指的是扩大战争到中国，而不是指朝鲜战争。家英对史料的真实性的要求给我很大影响。家英不能容忍对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断章取义引用半句，略去半句，或者作不适当的删节而使原意走了样。

家英认为，编写现代史，一般来说事实比较容易搞清楚搞准确。他说，看一个人物的外表形象，距离越近看得越准确，而对人物的评价，则要经过历史的检验，功过得失，时间距离人物越远，看得越清楚。但是现代历史，也有一时难以查清的事情，一时槁不准的，宁可暂时空着，宁缺勿滥。例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日期，当时一般说是 7 月 1 日，我们在征求意见稿上也曾经是这样写的。后来，经过考证，发现这个日期不准确，开幕日期应在 7 月下旬，但是究竟是哪一天，一时还搞不准。于是，他决定写为

“1921 年 7 月”，而不写明 7 月的哪一天。粗看起来，写“7 月”似乎比“7

月 1 日”模糊，不确定，实际上是比“7 月 1 日”准确。

当时，有一阵风，在反对“史学即史料学”的口号下，忽视对史料的“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家英坚持主张在考证史料方面下功夫，是令人钦佩的。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把历史真实面貌弄清楚了，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他十分擅长于“中外古今的比较法”。他认为，研究中共党史，要看看苏共党史，不妨将苏共在十月革命后由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同中国建国后恢复时期进行比较。

我认识家英很晚，是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当时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个浪潮中，家英坚持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令人敬佩的。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党的主流，但并不是

一开始就是洪流，长江主流的源头并不是洪流，这要实事求是地写出来，毛泽东是我党杰出的代表，但是，中国革命斗争中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都应有他们的历史地位。他说，建国之初苏联大百科全书约请我党中央写一批中共重要人物的传记，这些传记都经过中央审查的，可以作为我们编史的依据。

家英认为，我国历史是我国各民族的共同历史，不能写成一部汉族史。他说，我国史学家中，翦伯赞对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他是少数民族，而我们许多同志不大注意这个问题。家英请了民族研究所的马寅同志来参加这个编写组，他要求现代史各章都要体现我国各族人民在团结与共同斗争中所做的贡献。

要写一部中国现代通史，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指出： “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可是，按照当时情况，各类专史还没有搞出来，就动手写通史，难度是很大的，而难度比较大的，是经济史和文化史。为了充实这两方面，对于经济史方面，家英请了管大同和旷日安来参加我们的审稿会，他还陪同梅行来谈了一次，对书槁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对于文化史方面，家英要我们专访了胡绳和潘梓年。这些考虑和安排，使我们深受教益。现在各地都在修史，我看了许多地方史本子，感到薄弱的部分仍是经济史和文化史两个方面，教育史和科技史也是如此，这是值得我们史学界重视的。

写一部中国现代通史，就不能不写国民党方面。家英要我们看看邹鲁编写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他觉得我们起草的北伐战争时期的稿子，对北洋军阀各派系的兵力部署就写得不清楚。他说，要学习毛主席那样，对敌人了如指掌。对北洋军阀、国民党方面的事情说不清楚，我方的行动也就说不清楚。

这部《中国史稿》的现代史部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终于夭折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家英的力气和大家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我相信，家英所倡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治史方法，将日益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