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豫北调查

我同家英又一次合作，那是 1958 年 10 月去豫北调查研究。这是毛主席交代的任务，他要我们两人各带一个小组，轮番去新乡和修武两县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

毛主席是 10 月 26 日找我们谈话的。他说，他在夏天北戴河会议上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现在感到各级干部中有“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倾向，要我们了解究竟情况如何。他要我们先了解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以便调查实际情况时有思想准备。他详细地谈到我们下去调查的方法。（详见拙作《忆毛主席》一书）

我和家英从毛主席那里（菊香书屋）出来，一起到附近的家英住处静谷，商量如何去河南调查。我们商定，家英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抽人组成一个组，以中央办公厅人员的名义去调查；我则用新华社记者的名义，由新华总社和河南分社以及人民日报社抽人组成另一个组。家英提议，他先去新乡的七里营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因为他从合作社时起了解那里的情况，地熟人熟，了解真实情况比较容易；我则先去修武，那里全县 13.5 万人组成一个公社，是河南（也可能是全国）第一个一县一社，我没有去过，可能印象比较新鲜。两组各自调查 4 天，然后对调地点，也调查 4 天， 11 月 5 日在新乡会合，上毛主席专列汇报。

月 28 日下午，我们两组人马同乘火车离京， 29 日到达新乡，同新乡地委同志见面后，当天下午即分头去七里营和修武，4 天后，家英去修武，我去七里营。

当 11 月 5 日我们再在新乡会合时，相互交换对两地情况的看法。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对修武和七里营人民公社“太大太公”印象深刻。

我刚从七里营回来，感到七里营分配制度包的太多。家英先在那里调查。他谈到七里营有 3 万人，年总收入有 1000 万元出头，但分配上实行供给制，举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育、学、乐，以至理发、洗澡、缝纫、电费，一共 16 项，都由公社包下来。家英认为，中国农民多少年来，有史料可查的，至少从汉朝起，就有“吃饭不要钱”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但是包得太多，公社负担太重，以供给制人均每年折款 78 元计算，就支出共达二三百万元。我说到修武没有包这么多，但农民对公共食堂的评价是“好是好，怕长不了”。

我谈到修武一县有几十个大队，几百个生产队，县里怎么也管不了全部经营管理，目前实际上还是公社化初期的体制，县以下仍保留公社一级（大抵相当于过去的区一级）。但是，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说，更大的顾虑是县和国家的经济关系的变化。因为当时河南一些干部热衷于把公社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位县委书记很怀疑，国家在丰收年份能否全部接收县里自给有余的农产品和保证供应县里必需的生产资料和日用百货；在歉收年份能否不仅保证照常供应生产资料和日用百货，而且还保证供应县里短缺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家英一针见血地指出，最近陈伯达（他先去山东的寿张，后去河南的遂平）到处鼓吹废除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把农村人民公社同鞍钢一样对待，把一些干部思想搞糊涂了。

我们交换意见过程中，还谈到两地普遍大办钢铁，男女老少齐动员，上山背矿石，搞小高炉炼铁，热情感人；但也看到田地里棉花没有人去摘，粮食地里秋收很粗，丢落谷粒很多。这样下去，很可能丰产不丰收。

我和家英商定，在专列上向毛主席汇报时，着重谈两个问题，一是修武县委书记的顾虑，一是七里营的 16“包”。

我们一同上了毛主席的专列，向郑州进发。中央决定 11 月在郑州召开工作会议，为 11、12 月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做准备。毛主席在专列上同新乡地委书记和几位县委书记谈话，要我们到郑州后再向他汇报。家英和我除了参加听汇报外，余下的时间继续交换在修武和七里营调查时所见所闻的看法。

家英提议，我向毛主席汇报修武情况时，不妨联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来谈。斯大林在书中曾经谈到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问题。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还讲到过渡要具备条件，并没有主张马上要过渡。陈伯达主张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其重要论据就是斯大林在书中讲过的过渡问题。斯大林这本书，是毛主席要我们到豫北调查时携带的两部理论著作之一，另一部书是人民大学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都是薄薄的两小本。

我们还谈到，北戴河会议决定人民公社化和钢铁翻一番，现在看来时间可能太短、大急，特别是没有先行试点然后逐步推广，一下子全国铺开，于是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追我赶，问题就多了。毛主席在我们出发时要我们带两本书，做些理论的准备，并认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共产主义认识不一致。现在看来是有道理的。

我们还谈到，现在各地人民公社都搞“包”，似乎“包”得越多越好，但“包”是供给制，每人都得同样的一份，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更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家英谈到，有人说它是“穷的共产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莫大讽刺。

月 6 日，毛主席到达郑州的当天晚上，要家英和我到专列上汇报。我先汇报修武的情况，主要谈了该县县委书记的顾虑。家英汇报七里营的情况，着重谈了七里营的 16“包”供给制。在我们汇报过程中，毛主席边提问题，边评论。除了没有指名提到陈伯达以外，家英和我把自己的看法都谈了。倒是毛主席在我们汇报结束时谈到陈伯达，说他前些时候到山东寿张去时很称赞那个县提出“苦战 3 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派他到遂平去，回来又提出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

看来，家英和我这次去豫北调查，是毛主席在意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过“左”的倾向，必须加以纠正的时候布置的。我们调查的结果对他不无影响。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带领到会的中央部分部长和部分省委书记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提出划清两个界限：一个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一个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其后在武昌会议（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也是在这两个大问题上议论比较多。家英和我跟胡乔木一起，在起草《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坚持要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区别两大界限，同一些同志发生争论。家英的立论明确，雄辩有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1958 年“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本纠正过来（无论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都是如此，六中全会的有关决定即为证明），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总算刹了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