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六十条”在全国范围的宣讲和试行，在农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很好的效果，农业很快开始复苏，毛泽东很高兴。这时，中央又着手系统地解决工业、教育、科学等战线的问题。 1961 年 8 月至 9 月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方面的政策问题。

上山之前，毛泽东曾对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不能不联想到第一次庐山会议。第一次庐山会议

引起的灾难性后果，毛的感受不会比别人的小。从 1960 年夏天起，农村中的严重情况逐渐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的心情沉重起来。在那些日子里，他常常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有时长时间地呆坐在那里，凝视不动。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少有的。到 1960 年 11 月初，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央“十二条”指示信，首先下决心解决农业问题。

毛泽东说：

庐山会议的估计不灵了。当时认为一年之内形势可以好转，以为右倾压下去了，“共产风”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当时有人说：逢单年不利，逢双年有利。今年是双年，要说逢双年有利，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共产风”比 1958 年刮得还厉害。原来估计 1960 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1960 年有天灾又有人祸，敌人的破坏尚且不说，我们工作上是有错误的，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调劳动力过多。（1960 年 12 月 30 日在听取各中央局汇报时的插话）

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的，由 3 月到 6 月只反了三个月。如果继续反下去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反右是正确的，但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记取。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反“左”打断了。（1961 年 3 月 5 日对几位中央领导人的谈话）

① 顺便说，这次会议期间，胡乔木因患严重的神经衰弱，中途请病假，直至田家英含冤去世和十年浩劫开始，没有恢复工作。从此，田家英和他在工作上的交往就基本上中断了。

对于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这时并无后悔之意（“反右是正确的”），但对于因反彭德怀而打断纠“左”过程、从而遭受更大的“共产风”的破坏，则是痛定思痛，心情确实很不舒畅。他决定二上庐山，想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是不是也包含着想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呢？

果然，这一次会议没有紧张的气氛，没有批判的场面，大家的心情平静而舒坦，比较地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又产生了几个好的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田家英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后期是受压的，参加这次会议却是另一种心境。但是有一点使田感到不安。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已经到了“锅底”。田认为，在农业方面可以这样说，在工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因为工业生产仍在继续下降。他半夜里睡不着觉，便到梅行（当时参加起草

《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工业七十条》）的卧室去讨论这个问题，直至天亮。第二次庐山会议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和财贸、教育等问题，但毛泽东的兴

趣仍然在农村方面。他始终关注着公社“六十条”的命运，关心着“六十条” 的执行情况。

我们党在 1959 年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这个教训深深地印在毛泽东的心里。他对于“六十条”能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六十条”是否能真正彻底解决问题，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复，是担着心的。 1961 年 8 月 23 日，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第一天，他在中央和各大区负责人的会议上，讲了一篇话，大体上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态。

他说：

讲到社会主义，不甚了了。“六十条”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郑州会议犯了错误，分三批开，一批开一天，我打你通，略知梗概，不甚了了，经过六个月，到庐山会议。会议顶住了彭德怀的那股风，是对的，不顶不行。但也犯了错误，不应一直传达下去。现在搞了“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挫折，教育了全党，也教育了毛泽东。到 1960 年冬，他已经开始冷静下来，觉悟到：“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只能逐步地搞，不能一下子搞得太多太快。我设想，社会主义建设大概要槁半个世纪。”（1960年 12 月 30 日的一次谈话）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他的这段总结讲得很坦率，也很中肯。毛泽东在战争问题上，在民主革命问题上，经验丰富，可以说一帆风顺。但在建设问题上，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若干问题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比较缺乏，对别人以及党的领导集体的知识和经验又不善于尊重，所以

在工作指导上常常发生错误。毛泽东不很赞成照搬苏联的经验，强调要结合中国实际，走出一条中国的路子，这是对的。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里面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这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不去多讲。

就在这次会上，中南的同志（陶铸、王任重等）谈到“六十条”解决了生产队的问题，但土地、耕畜、劳力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所有权与分配权有矛盾。毛泽东很重视这个意见，提出应当加以研究。其实，这个矛盾毛泽东早已发觉，在 3 月广州会议上，他曾批给与会同志阅看一份反映这个矛盾的材料，想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对于人民公社体制上存在的这个问题，毛泽东一直揣在心里。第二次庐山会议后，他仍是沿着这条思路，继续为纠正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而进行探索。

1961 年 9 月 27 日，毛泽东召集邯郸谈话会，就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亲自

作调查。 29 日，他写信给中央常委及有关同志，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应是生产队而不是大队。他说：“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的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按：即生产队）分配权却在大队。”

改变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体制上的重大调整，是对“六十条”的重要突破。（实际上，就经营规模的大体而论，这是正确地退回到初级合作社，只是还保留政社合一这个僵硬的外壳罢了，这个外壳仍然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毛泽东虽然作出了决策，但他认为，要把他的这个决策变为全党实行的政策，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全党各级领导干部经过调查研究，在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毛泽东又把协助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重任交给田家英。一方面，要他为中央起草一个指示，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面前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派他下去专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田家英选定了山西长治地区的一个农村，作为调查地点。经过调查，他认为毛的意见完全正确，随即带着几位同志，为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在这个文件里，有针对性地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不热心、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反对了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越小越好的意见，而主张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左右为宜。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看得很细心，画了很多杠杠。田家英高兴地拿给董边看，说：“我自己认为写得好的地方，主席都画了杠杠。”毛泽东将文件提交给 1962 年 1 月至 2 月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讨论。

在讨论中间，一个重要意见，就是要规定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40 年不变（我记得这是毛泽东提的，现在一时没有查到根据）。有一位中央负责人建议将 40 年改为“至少 20 年内”，请毛斟酌，毛将“至少 20 年内”改为“至

少 30 年内”，并且批了一段话：“以改为‘至少 30 年’为宜。苏联现在 45 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们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从这个修改和批语中可以看到，此时毛泽东在农业问题上是比较冷静和谨慎的。从此以后， “30 年不变”的提法，成了一个重要公式，经常出现在党中央的有关文件里。

不管 30 年，还是 40 年，无非是表示：生产关系应当较长期地稳定，不能频繁地变动了，这表达了人心思定的愿望。历史经验证明，有了稳定的条件，才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由于随意改变生产关系，两度大刮“共产风”，造成严重损失，这个痛苦教训毛泽东是记取了。 1962 年十中全会开过不久，他在视察工作时，曾向一位省委书记嘱咐说：“万万不能再搞一平二调，不要

把农民养的猪调上来，调一头也要受处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怎么动乱，不管张春桥还有别的什么人怎么鼓吹穷过渡，毛泽东始终纹丝不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始终没有改变。不过，从 1963 年的“四清” 运动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农村中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得农民愈割愈穷，这就不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所能解决的了。

1961 年这一年，从浙江调查到为中央起草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指示，毛泽东与田家英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非常密切。田的出色工作得到毛的高度信任，毛的意见和决策受到田的热烈拥护。这种信任和拥护的关系，是建立在政策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目的都是为了尽快渡过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困难时期，发展生产，改善全国人民的生活。这是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发挥作用最大、工作最为顺利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