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暴风雨前夕

《二十三条》以后，家英继续重新整理《毛选》第一至第四卷的全部注释，并为编辑《毛选》第五卷做准备。我则去京郊通县参加社教运动。但是不久，因苏共要召开国际会议，我又回京随小平同志秘密赴朝磋商。之后， 又因国内文艺学术批判愈演愈烈，书记处决定我不去参加社教运动，留京掌握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力求沿着学术讨论的轨道稳妥进行。

为此，我于 1965 年 6 月间找家英商量。我告诉他，江青曾找中宣部五位副部长要求全国展开批判十部影片，并特别指责人民日报发表赞扬新编京剧

《李慧娘》的文章。学术界也因康生插手中央党校发起批杨献珍、孙冶方、冯定，正在酝酿批剪伯赞以至范老和郭老。

家英对我说，哲学、经济学和史学等方面早就有不同看法，这些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是允许的，也是要提倡的。问题是不要弄成个人意气之争，更不能把学术问题扯到政治上去，搞成政治批判。

家英说，江青不是搞艺术的人，或者说她是不安于只搞艺术的人。此人心术不正，有政治野心，她当了政治秘书还不满足，经常在主席面前吵吵闹闹，不知她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在议论中感到这场从学术讨论到政治批判有些不正常。从毛主席在1964 年初批评人民日报不抓学术问题到这年 6 月进一步批评人民日报不抓阶级斗争，一路下来全国展开了一浪又一浪的批判，同毛主席抓四清运动一波高过一波，差不多是平行发展。所幸中央书记处不断采取“降温”措施，尚未造成大灾难。家英对此并不乐观。

到了 11 月，震动文坛的一声闷雷打响了。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

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硬说此剧是为 1962 年的“单干风”和“翻

案风”张目。我不赞成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不但因其中也批评了人民日报 1959 年发表的赞扬海瑞的文章（这是乔木约请吴晗写出并亲自作了修改的），而且主要是认为此文超出了文艺评论范围，从政治上批判此剧借古喻今。

我马上找家英商量。我说，上海报纸（不以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出面，而以《文汇报》出面）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所为何来？家英说，《文汇报》此文涉及的“单干风”、“翻案风”是 1962 年北戴河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这不能看作是京沪两市的事。他提到我谈过江青曾想要人民日报批判

《海瑞罢官》，说此事很可能是江青策划的，她过去同上海的人熟悉，现在也在上海。内幕可能要复杂得多。对此我将信将疑。我说，此事我已经请示中央书记处如何处理，彭真同志说要商量商量。小平同志已去三线视察，彭可能是要跟少奇同志和总理商量。主席当时在杭州。

家英说他日内去杭州，因毛主席已通知他同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等去杭州，商量读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序的事。此事在当年夏天决定，并已用大字印出若干部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等。家英说，毛主席现在要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是我党的一件大事。我党无论在革命或建设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 50 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毛主席如果能把这些加以总结，上升到理论，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是至可宝贵的贡献。家英说，关于《文汇报》批判《海瑞罢官》一事，他到杭州可能打听到一些情况，到时将打电话告诉我。

后来，从上海庆祝斯特朗 80 大寿回到北京后，周总理通知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转载时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语，是经过总理和彭真同志修改的，还是倾向作为学术讨论来处理。

12 月 7 日，我得到通知要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当晚我打电话到杭州，问家英是否得到开会通知，会议内容是什么。家英说，他和胡绳、艾思奇都没有得到开会的通知，只有陈伯达跟毛主席去上海。他也不知道会议内容是什么，只知道前两天叶群突然到杭州来，跟毛主席谈了两个下午。之后毛主席才决定召开会议。是凶是吉，他也说不清楚。

我 12 月 8 日到上海，会议开始，才知道是林彪搞的诬陷罗瑞卿同志的大

冤案。

月底，家英从杭州回到北京，马上告诉我：毛主席从上海回杭州后找他们谈过一次话，主要是谈哲学问题，但其中附带他说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明朝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在庐山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使我大吃一惊：这么一来，学术批判已经上升到政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上升到政治领域以至党的高层内的斗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