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家英二三事

胡绳

1949 年初，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我和家英相识。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进北京后，常有机会在一起，有几年还在同一机关里，并且住处相近，有时又一起到外地去。算起来，我们从 30 岁左右开始做了 18 年的朋友。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风暴过去以后，再也看不见这个颇有才华，也有见解，本来可以为党做更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的确使人难过。

家英颇有才华，这是许多认识他的人都承认的。这方面我不说了。家英遇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也是许多朋友都知道的。我想从一件也许不为人们知道的事说起。

家英多年间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在主席身边工作。当然，他不可避免地会同江青经常接触。但他对江青从不像通常所说的注意“搞好关系”，相反，他做了些似乎使江青不高兴的事情。在家英同两三个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关起门来聊天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江青的厌恶和鄙视。在这样的场合，不知为什么，他总是对所议论的这个人用“蜜斯”这一代称。“蜜斯是个很不安分的人。”“如果不是在毛主席控制下，蜜斯是要跳出来胡闹一通的。” “蜜斯又装病了，好像什么事都不想干。其实她是一心想摆脱毛主席的控制，按自己的意思演自己的戏。”我听到家英讲这一类的话，是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我想，如果他不是当时唯一能看出这个“蜜斯”的野心的人，那么他也是最早看出这一点的人当中的一个。固然，在另一点上他是看错了：他以为，有毛主席控制着她，她是演不出自己的戏的。因此 1966 年后那种复杂的局面，他是不可能预料到的。

大约在 50 年代末，家英向我说过一句使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话，在他去世以后，这句话常常在我的记忆中浮现。这句话大致是这样：如果可以重新从头搞社会主义，我将用另一种方法来搞。这句话可以说是属于书生的狂论，但也的确反映了他的一种心境。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这在家英心上是很明确的。他对毛主席也十分尊重。但是他对当时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的模式（用现在的话来说）渐渐地发生了怀疑，他认为可以有别的模式。回想他说这句话时的情景，由于有不便深谈的人在旁，我没有就这句话进一步追问他。不过我想，如果说，他当时已透彻了解现行模式的弊端，并且已对另一种模式有比较完整的概念，恐怕也未必。

但是在农村问题上，他的确有了新的想法。家英是热心于农村调查工作的。 1955 年，他曾帮助毛主席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多次到全国各地农村，看到许多实际情况，使他的看法改变了。三年困难时期，他认为当时在一些地方农民自发实行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值得推广的。他曾向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这个主张。当毛主席在 1962 年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抨击所谓“单干风”的时候，家英是被批评的对象之一。他不可能再坚持他的主张。这是他在以后的几年，也是在他短促一生的最后几年，心情苦恼的一个原因。

1965 年 12 月 21 日，家英和我，还有其他三人，一起在杭州听到毛主席的一次谈话。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谈到“海瑞罢官”时说：“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就因为有这几句

话，这次谈话成为一篇著名的讲话。由于这次讲话和家英之死有点关系，我想在这里说一下。

有记载说，毛主席是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作这个讲话的。但其实这不是一次会议。他在 11 月 21 日把我们五个人找到杭州，当天就简单地谈了一下，说是要提倡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因此要选择出版几本书；他认为，每本书上都要有中国人写的序。这一次谈话根本没有提到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然 10 天前这篇文章已经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毛主席这次谈话只是要大家考虑可以先出哪几本书和如何写序言的问题。他说，过几天再约这几个人谈一次。以后，这几个人就在杭州等待第二次谈话，等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期间，毛主席突然到上海召开一次中央会议，那就是对罗瑞卿同志进行错误的“批判”的会。这次会议后，他又到杭州，才有了12 月 21 日的谈话。参加谈话的还是原来的 5 个人。这次谈话历时 3 小时，毛主席所谈的仍然是原来的主题，不过他海阔天空，还谈到了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了中美关系，也谈到了当前的思想界，谈到“海瑞罢官”。

在这次谈话以后，家英以为这篇讲话内容重要，建议搞一个讲话纪要送给中央同志看。家英这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按他的职责来说，这样做似乎是必要的。但他所认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并不是“海瑞罢官”和其他问题。因此，在家英、我和参加谈话的另一个人一起，凭记忆和谈话时所作的简单的笔记来进行整理时，家英认为，“海瑞罢官” 不过是附带提到的，和其他附带提到的许多话都不必记入讲话纪要里。我同意他的意见。结果就搞出了一个删去了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谈话纪要。参加整理谈话纪要的还有另一个人，此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飞黄腾达了一个短时期，他就是关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有这样一个说法（这说法好像是由康生发明的）：在搞纪要时有 4 个人在一起，这 4 个人中“一分为二”，即以艾思奇和关锋为一方，以家英和我为另一方，两方在“海瑞罢官”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艾思奇同志是参加谈话的人中的一个，他虽和我们住在一起，但并没有参加整理纪要。在从杭州回京后不久即因病逝世。5 个人中，还有一个是陈伯达，他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关锋是搞纪要时的执笔者。我应当据实说，当家英和我都以为不必记下有关“海瑞罢官”的话时，关锋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只是照办了。搞好纪要后一天，他的确向我们提出过“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问题，但因为我和家英都没有理这个问题，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说，家英和我确实是缺乏政治敏感。我们没有想到，关于“海瑞罢官”的几句话虽然是附带提到的，然而分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为我们删去的话，并不是原来讲的主题，原来的主题以后再也不提起了。家英参加过 1959 年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同志是深表同情的，他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同志，也不同意把吴晗同志的剧本《海瑞罢官》牵连到彭德怀同志，这恐怕是他的真实想法。

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成为家英的罪状，也成为我的一个罪状。再加上其他原因，家英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过《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期间就受到了他所受不了的压力。

我和家英最后一次见面是在 1966 年 3 月。日子虽然说不准，但那时的情

景宛然还在眼前。我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一座小楼里看了些文件资料后，出来遇到了正经过这里的家英。他是住在中南海里面的。记不得为什么，我那时手里正拿着一卷明人徐枋写的条幅。他打开来看了。我们站着稍稍聊了一会儿。他把这卷条幅拿去，要和他收藏的同一个人写的字卷对照一下。

那已经是黑云压城的时候，但我们并不清楚将要来的是一场怎样的风雨，更不知道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我们所谈的竟是明朝人的字！两个月后，家英就去世了。

现在提起家英，不免还想到一起在琉璃厂、东安市场、西单商场，还有广州、杭州、嘉兴、武汉逛旧书店铺的情景，不免还想到在一起通宵工作后到府右街凌晨就开张的小铺子吃豆浆、油条，和深夜到东西牌楼沿街小摊上喝点酒，吃碗面条这类事。我们还一起在杭州寻访南宋宫殿的遗址，一起观赏庐山上李白歌颂过的瀑布⋯⋯这一切，现在想来，都成为少年游了。

如果家英还在，能够看到我们的农村已经开始改变了面貌，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找到了新的合适模式，那该多好啊！

1987 年春，我在与杭州阔别 22 年后重到西子湖边。徘徊于孤山白堤之间，不禁想起了故人，遂作湖上怀田家英小诗一首：

旧时明月旧时桥，眉宇轩昂意自豪。欲向泉台重问讯，九州生气是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