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枣与蜜瓜

1942 年春节，我踏着皑皑白雪去看望家英。1 月 8 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侯方域说起》，非常好，我一气读了两遍。听说毛主席很赏识，特地叫他去谈了一次话。

不巧家英外出未归，窑洞前堆着一个大雪人，好像留着它看门似的。我在门上留了一张字条，就去看丁冬放同志。冬放同志在青干校当过政治经济学教员。 1941 年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应我的要求，他转述说，主席称赞家英那篇文章立论正确，旗帜鲜明，切中时弊，有气魄，有锋芒，文字也是好的。主席指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很需要这样的文章，给“大后方”那些因看不见国家前途而消极悲观、空虚颓废的人，抽一鞭子，促使他们猛省，不要倒退⋯⋯

“就这些？”我听得出神，忙追问，“对家英个人，主席还谈了什么？” “对家英同志嘛⋯⋯”冬放同志正在沉思，家英一步跨进门来，笑着说： “搞自由主义呀！背后说人的怪话呀⋯⋯”

冬放同志指着家英说，“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然后转向我，“你问本人吧。”

回到家英的窑洞里，他脱下棉衣，拨旺盆中炭火，动手煮红枣。 “大年初一，没什么好东西款待老朋友。不过，这红枣又大又甜，是很

好的补药呢。” “呃，不要说你这个补药了。最好的补药，还是讲讲主席给你谈了些什

么。”我几乎是在央求他。

“丁老师不是给你讲了么？” “就那么一点？打了埋伏！”

家英同志笑而不答，只顾伺弄煨在火盆上的红枣缸子。“哎，你最近研究什么学问⋯⋯”他试图引开话题呢！

我没答理他。我深知，他最鄙视某种人——偶尔同伟人或名人见了面， 谈几句话，甚至仅仅握一下手，就拿来到处宣扬、炫耀，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所以，他不愿意多谈毛主席同他谈话的事。

搪瓷缸子里的水开了。红枣上下翻滚。他用小铜勺把漂在水面上的一层白沫撇去，又把红枣翻了翻，还说如果不及早撇掉白沫，红枣和汤都将带苦味⋯⋯

“你怕我泄密是不是？”我急了，拿话激他。 “什么泄密，”他仍然装做不懂，“吃红枣！” “人家跟你说正事，你反倒王顾左右而言他！” “你莫气，”他见我要恼，便说，“我有啥子不能跟你说的？毛主席讲

的话，重要的是精神，其余全是次要的。”

我了解“其余”二字的含义。毛主席除了评价他的文章外，当然也会关心他本人，比如问起他的身世、现状，给予鼓励，等等。而这些，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说也不愿说的——这是他的性格。

他把铜勺递给我，让我吃红枣。我接勺在手，舀起一枚红枣，却不忙着吃。

“你今天要是不讲，这红枣吃起来有啥味道？”

他沉思，一双发亮的眸子瞅着我一转，脸上挂起一丝神秘的微笑。 “有韧性！游击战术算你学到家了！看在你今天是客人的分上，为了不

辜负这又甜又面的红枣，我们就边吃边谈吧。”

他把红枣倒进碗里。我一面津津有味地嚼着，一面听他讲述。

主席指出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侯方域的政治本质没有明确点出来。侯方域反对阉党余孽阮大铖本来是动摇的，他还不如那个秦淮歌女李香君。后来，他赴清朝的乡试，中了副榜，为清朝官府镇压农民起义出谋划策。从动摇派走向投降派，这是他必然的归宿。现在，在抗日阵营中，类似侯方域那种清谈抗战高调、骨子里要投降者，大有人在。

家英同志站起来，情绪有些兴奋。他把已经拈起的一个红枣又丢进搪瓷缸里，踱来踱去地抒发自己的见解。

“主席指出这点非常重要。其实，大后方确有那么一批空言国是、实则营私的投机分子，他们不正是今天的侯方域么？翻开二十四史看看吧，大凡唱高调、讲大话、务名不务实的人，都是不讲原则的；而不讲原则的人是什么都可以出卖的。从洪承畴到吴三桂，以至侯方域，不是连国家和人民都出卖了么？所谓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冒辟疆是比较着重实际的，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所以我常想：为私者务名，念国者务实；务名者可卑，务实者可贵。”

一顿红枣，吃得十分快意。不慕荣利，理论联系实际，恰是家英同志的工作特色。而我们党，正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像家英这样的务实家，所以能从实际出发，组织民众，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1945 年，各路解放军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迅速开赴敌占区的城市和交通沿线，执行接受日军投降的历史使命，延安各机关、各学校的干部，也

纷纷奔赴前线。

听说家英同志行将离开延安，我赶紧去给他送行。那天是中秋节，我特地到自种的瓜地里，挑了两个大西瓜。背到杨家岭他的窑前，门未上锁，但窑里无人。我推门进去，见屋里的东西纹丝未动，不像委动身的样子。难道消息不确？我正在纳闷，忽听他吟着杜甫的诗句走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 蓬门今始为君开。”

我忙走到门旁，拉长腔调续了两句： “闻君远征将上马，

区区微忱送瓜来。”

他刚理毕发，拉了一条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作古正经地一指那两个大西瓜：

“你这瓜是酸的！” “怎么会酸？这是刚从我自种的瓜地里摘的，最大最甜⋯⋯” “酸秀才种的瓜，焉能不酸？”

他大笑。我想起自己刚才摇头晃脑吟哦打油诗的样子，也跟着大笑。爪打开了，真不错，红沙瓤的，味甚甘美。于是，我们一面吃瓜一面谈话，从瓜谈到种瓜的地，种瓜的人，从而引出他的计划和去向。

他提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深入地全面地了解农民。在中国，农民是受压迫最重生活最苦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因之，他决定到前方解放区的农村去，参加那里的土地改革工作——那是调查与实践相结合、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的最好的课堂。他将与农民朝夕相处，甘苦与共， 滚一身泥土，沾两脚牛粪，那样，不仅可以磨掉一些书生气，更大的收益是可以亲自摸到农民的心思，掌握头一手资料。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农民的境遇不同，因此他们想的也不尽相同。我们不要以为，了解一处就懂得了全面，更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应该看得更深看得更远。了解农民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决不是不花大力气一次就可以完成的。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一个做研究工作的共产党员，对这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课题，却不能扎扎实实地回答，你说惭愧不惭愧！”

“你不是马上就要去了解了吗？” “是呀，再不去真该挨板子了！”

他从桌上的书垛中抽出毛主席的《农村调查》，说这部书他已读了十来遍，每读一遍都受到新的启发。这次他去农村，定要在实际中学会运用毛主席倡导的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

“产生于实际调查的知识，方才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决不能把想当然的、自以为是的观点强加给农民，那样，小则误事，大则误国，结果将适得其反。”

临近中午，家英说刚收到一点稿费，要我陪他去新市场买些日用品，当我们走到北门外的小饭馆门前时，他不走了，固执地邀我进去。他要了一个回锅肉，一个“三不沾”①，还要了两碟小菜，两碗陕北的黄米酒。这在当时， 已是很丰盛的午餐了。我喝着黄米酒，骤感离情别绪，真有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① “三不沾”，当时延安的一种菜肴，即油炸鸡蛋羹，吃时不沾牙，不沾匙，不沾碗，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