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匪石

时光如流，战争年代，我们天各一方。全国解放之后，虽然都在北京， 相距不远，但他早已担任了毛主席的秘书，工作非常繁忙，而且还经常下农村调查，一去就是半年，所以见面的机会，反而不如延安时期多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相聚数次。

1951 年“七一”前夕，我去中南海看他。他迎住我笑道：“想不到今天住进皇帝的宫廷里来了。”那时，他正在校对他的长诗《不吞儿》。我读了校样，觉得情真意切，很受感动。“不吞儿”是个贫农女儿的真实名字，题材是他在晋绥解放区参加土改时搜集的。这部描写真人真事的长诗，通篇倾注着家英同志和人民群众共患难、同命运的阶级感情。他笑了笑，说参加了几期土改后，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比较深刻一些，过去许多不很清晰的观点现在明确了。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胜利了，要建设新国家了。如果农民的问题解决不当，建设社会主义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1961 年春节后，我从河南信阳地区回京去看家英同志。我介绍了信阳地区生产调敝、群众困苦的境况。我说，群众宁可自己饿着，也没有去动一粒国家仓库的粮食，他们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忠诚真称得上“动天地而位鬼神”， 可那里的领导干部都在干些什么哟，简直是作孽！他默默地听我讲述，神情很严峻，往常我所熟悉的那种幽默感消失了。

“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他说，“全国解放已经 11 年， 而农村情况反而变坏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959 年春，他曾带着这个问题回到我们的老家——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新繁县蹲点调查了半年。浮夸风，共产风，急躁冒进⋯⋯把农民逼到了绝境。庐山会议开会之前，他向毛主席汇报了农村的严重情况，结果得罪了四川省委某一位领导同志。那位领导同志声色俱厉地责问他，被他有理有据地顶了回去。

“近来我常想，我这个人是不是太书生气了，为人民尽力太少啊⋯⋯” 他拿出一首诗给我看，说这是他近年心情的写照。

十年京兆一书生， 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膏粱颇不薄， 惭愧万家百姓心。

我默默地吟诵，心情变得更加沉重。我说：“我们欠老百姓的债太多太多，往后怎么还啊？”

“是呀，”他悲愤难抑，凛然的浩气溢于言表，“姑不论是非曲直，但只要欠下老百姓的债，总是要还的，这一代还不了，下一代也得要还！”

我很理解他这句话的分量。他认为某些只关心自己的“乌纱帽”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只爱听恭维话而拒不接受劝谏的领导人，很不可取。“他们搞坏了农业，对农民不负责任。那样的共产党员，不用说党性，就是做人的品行，也是有愧的！”

天下起雨来了。他留我在中南海的干部食堂吃午饭，各人一菜一汤二两大米饭。他说：“看看，生产的萧条，也反映到中南海的伙食上来了。不过， 这比起你在信阳吃红苕藤来，简直算是天堂了⋯⋯”他的话，引得同桌吃饭

的人都瞅我。他向大家介绍了我，又说，“不用担心，天堂般美妙的日子， 总会到来的。”

转眼之间到了 1965 年。这年 9 月，我从西藏自治区回到北京之前，机关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家英同志负责编辑了一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 嘱咐我去向他要一套。

家英同志自从 1948 年担任毛主席的秘书之后，长期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和注释工作。从《选集》的第一卷到第四卷，每卷论著他不知读了多少遍，每写一篇文章的注释，他都要查阅大量的历史档案和资料，而且反复修订。他的夫人董边同志告诉我，他经常工作到深夜，紧张时通宵达旦，写不合意就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所以，他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有深刻的研究和领会，曾经写过大量的文章宣传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更有精辟的理解和论述。 1951 年出版的《学习〈为人民服务〉》一书，就是他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成果，其中一篇专论《从实际出发》的文章，还被翻译介绍到国外。

当时，他已担任国家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兼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多年，寓所已从“静谷”搬到了“永福堂”。那地方不大好找，不得不询问警卫战士。不料他已来半路相迎，引着我转弯拐角穿过好几重门，才进到他的办公室。我一进门，就被满屋的书惊住了。房子高大而轩敞，大概是“永福堂”的正殿。屋内整整齐齐摆放着高大的书架，摆满了书，估计有近万册。我环指屋内的藏书说：

“你的书真多呀！你不是发奋要读尽天下书么，这下该如愿以偿了吧？” “整天跟书打交道的人嘛，”他情不自禁地向那些书投去欣慰的一瞥，

“除了读书这个嗜好之外，此生别无他求。”

紧靠正门门厅东壁后面是他的办公处，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一套旧沙发和一张茶几，———切仍然保持着延安时代简朴的生活作风。

9 月里，天气还有点热。他穿了一件白绸子的长袖衬衣，一条灰色长裤， 脚上还是一双平底布鞋。他按我坐下，沏来一杯茶、问我要不要开电扇？我说已经 9 月了，这屋子又很阴凉，就不必了吧。他说他也是备而不用的。我把单位要书的介绍信递给他。他看后放在写字台上，脸上露出一丝幽默的微笑。我忙说这是奉命，公事归公事办吧。他的嘴动了一下，但没有说什么， 便走到东头的书架前，取出一套《专题摘录》，用大信封装好，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

相对默然。算来他不过四十几岁，身体却已发胖，眼角也牵上鱼尾纹， 眼神显得很深沉，好像有什么心事。方在狐疑，忽从门外跑进一个小女孩， 穿一身白色连衣裙，佩着红领巾。她一溜风跑到家英同志跟前，见我坐在旁边，想说什么又停住了。

“这是陆伯伯⋯⋯” “伯伯，你好！”孩子笑嘻嘻地朝我行了个鞠躬礼，随即指着我的近视

镜说，“爸爸，你看伯伯的眼镜多像瓶子底⋯⋯”

我们忍俊不禁地笑。家英正想嗔她，她却一溜风跑出去了。多么天真活泼的孩子！恍若一只乳燕，忽地飞进来，又忽地飞出去，给秋天带来了春天的喜悦。

我欠身去取《专题摘录》，他按住我的肩膀，让我再坐一会。他说，这部书是应那些大秀才的要求，给他们提供一个查阅原著的线索而编印的，是

一部索引性质的书，如果写文章或起草文件需要引用毛主席的话，还是查原著为好，因为这部书所摘录的是否准确，是否有违原意，尚未经过周密的研究，所以在书的扉页上特别注明“不能引用”的字样。

我当时觉得，他慎重地交代这些话，符合他对待理论著作的一贯严谨的态度。然而，问题远远不在这里。

他认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产物，不是格言集成，不是警句集锦，他们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它独特的历史背景及论述问题的侧重。所以，我们必须采取认真的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来学习、研究和运用，不能带半点随意性，不能采取引字摘句的办法来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不能用“语录”来指导我们的革命运动和革命工作。

说着，他拉开写字台的抽屉，取出一本《毛主席语录》给我看。“你见过这本小册子吗？”

“见过。”我说。

他把《语录》翻得沙沙作响，情绪很不平静。

“这本小册子，从《毛泽东选集》里东摘一句，西抄一段，断章取义， 割裂历史，不成体系，不讲逻辑。但是，那些人反而确认这是毛主席著作的精华，句句是普遍真理，用它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指导我们什么事该怎样想，怎样做，不该怎样想，不该怎样做——这种搞法，简直是拿马克思主义当儿戏，抽掉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样下去，会坏事的！”

他的话有如雷声，醒人迷梦。当然，现在看来，这些道理已为众人所知， 而且已被历史证实。然而，正因为如此，反衬出他在当时那种政治空气下目光的犀利和坚持真理的勇气。老实说，当时我就存在着盲目迷信，认为既然是毛主席语录，还有什么问题呢？听了他的精辟见解之后，我才如梦方醒， 茅塞顿开。家英同志不愧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理在他这一边。我张大两只眼睛望着他，问：

“你阐明过这些见解吗？” “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当然讲了。”他的回答很剀切。“结果呢？”

他微微一笑，鄙夷地说，“结果吗，当然是预料中的事——冒犯了几个大人物⋯⋯你大概有所风闻吧。”

我摇摇头。只听说在庐山会议时，他赞成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有人一直想把他打入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里去，后来受到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保护才过了关。这一回只是听说有人胆敢反对《语录》，不知究竟指的谁？

“就是指的我！”他又淡淡一笑，“看来，庐山会议的事并不算了结， 这回人家可要新帐老帐一齐算了。”

我很为他担心。我明白，他所说的“冒犯”了几个“大人物”，是指林彪、江青、陈伯达和康生之流——在 1965 年他们已经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了。林彪借口所谓批“大比武”，把矛头指向几位老帅。江青、康生、陈伯达则借所谓“京剧改革”和“教育改革”，把矛头指向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他们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双管齐下，紧锣密鼓，“文戏”“武戏”一起唱， 搞得政治空气相当紧张。实际上，所谓“文化大革命”之风，早已起于“青萍之末”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真替老友捏一把冷汗。

“你怎么办呢？”我急切地问。

他非常镇静地说：“不怎么办。要来的总是要来，是祸躲不脱，躲脱不

是祸。你该记得，林则徐有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更应当如此，个人的安危祸福又算得什么！问题是我们这个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啊⋯⋯”

他的眼里闪起一种深沉忧愤的光泽，而睫毛却渐渐地润湿了。我们两人再次相对沉默，过了一会儿，他情不自禁地吟诵起《诗经》上的几句诗：

知我者， 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

我也情不自禁地接念道： 悠悠苍天，

彼何人哉！？

是的，“彼何人哉”？今天已是尽人皆知了。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那伙反革命算些什么东西！但是，在 1965 年，他们却是炙手可热的。特别是林彪，那时候骄横不可一世，谁惹得起？谁要碰他一下，那是要罹杀头之罪的。可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不信那个邪的！

那天，家英同志告诉我，在另外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上，他和罗瑞卿同志就与林彪存在着根本原则的分歧。当林彪发出所谓“顶峰论” 的谬论时，他们立刻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这件事，恐怕至今也很少为世人所知，所以我有责任如实地记下来。

有一天晚上，罗瑞卿总长突然打电话给家英，说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他对此持怀疑态度。

“家英同志，你看那个提法在理论上站不站得住？”

家英同志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那个提法是错误的！” “错在哪里？” “错就错在‘顶峰’这两个字上。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是真理，而科学的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所谓‘发展的顶峰’，其含义很明显， 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就到了头了，不再发展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所以，‘顶峰’的提法，是违反科学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站不住脚的！”

罗总长很同意家英同志的观点，遂把这些见解用自己的语言在一次会议上讲了。这一来，可闯下滔天大祸了。林彪知道以后，恼恨在心，咬牙切齿地指控他们“反毛泽东思想”——那个罪名可定得不轻啊！

家英同志起身拿暖瓶斟茶，手臂微颤，开水洒在杯子外面。他苦笑了一下，慢慢放下水瓶，取抹布拭净茶几，又慢慢坐下来。看得出，他在竭力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究竟是谁反毛泽东思想呢？”他呷了一口茶，尽量放缓音调，“说心里话，我给罗瑞卿同志讲的，留了很大的余地。实质上，所谓‘顶峰’的提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别有用意，不仅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而且连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反掉了。你想想看，‘顶峰’者，绝顶也，尽头也。这个意思很清楚，既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尽头，不能再发展了，当然就没有生命力了。怎么办呢？那就必须用一种别的主义或别的思想来代替啰。什么主义呢？鬼知道，反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才是‘顶峰

论’的实质。难道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么？你不要看‘顶峰’那两个字，听起来抬得很高，实际上是贬得很低的。哼，那个人真还懂得一点‘辩证法’哩，哈哈哈⋯⋯”

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微笑了，但我明白他的心情很复杂，自己也觉得心里沉沉地压着一块石头。

他有些忧虑他说：“我很担心你那位老首长罗瑞卿同志的日子不好过。” “会怎么样？”我急的地问。 “很难说。不过我想，那‘风’既已起于‘青萍之末’，必然要‘浸淫

谿谷’，以至‘盛怒于土囊之口’的①。且看他们的表演吧！” “那你呢？”我忧郁地望着他。

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两臂叠放胸前，偏着头久久地端详我。 “我算得什么。”他坦然地说，“我不是讲过，我们这些人都是普通人

么，沧海之粟而已。可记得《诗经》里那首《柏舟》的诗，里头有这么几句

——

我心匪石， 不可转也； 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

几千年前的一个妇女，尚且对自己的信念如此坚定，难道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还不如古时候的一个普通妇女么？我们应当坚信辩证法，坚信真理在自己一方。做人就应该堂堂正正，哪怕泰山崩于前，而志不移！”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掖着他编辑的那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依依地同他道别。他送我出了“永福堂”，一直送到大路上⋯⋯谁知道，从此二别，竟成永诀，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1966 年 5 月 23 日，即宣布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公布后一个星期，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那一伙反革命阴谋家， 迫不及待地给田家英同志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将他置于死地。继而他的亲属受到株连，姐姐同儿子被迫害致死，夫人董边同志和两个女儿也备受折磨⋯⋯

《诗经》在手上抖索了，不是手颤，是我的心痛楚得抽搐。诗行显得模糊了，不是头晕，是我的眼里含满了悲愤的泪。我清楚地感到书的重量，不是诗句大沉，而是“匪石匪席”的你——一位卓有见地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应具的重量！

天网恢恢，好佞尽除；真理彰新，长虹贯日。家英啊家英，要是你能活到今天，对中华之崛起将做出多么重大的贡献啊！

多少如你的沉冤已经昭雪了。我们的党不愧是伟大的党，正领导人民意气风发地建设着新的生活。家英，倘若你的英灵有知，也当含笑于九泉之下吧？

（原载 1984 年《现代作家》第三期）

① 此处所引的文句，出自楚国宋玉的《风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