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调查研究入手

到了 1960 年，由于纠“左”夭折，农村政策愈加混乱，“一平二调”愈演愈烈，一些社队干部作风问题严重，国民经济继续恶化。面对严峻的局势， 毛泽东考虑采取根本解决问题的方策。1961 年 1 月中旬他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决心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实摸清农村情况，制定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以求有效地纠正各种错误。在当时纷乱复杂的情况下，毛经过冷静思考而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是适当的。

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早年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被发现，家英立即呈送给毛泽东，毛就像见到了失去多年的孩子那样喜悦。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然而此刻它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为即将展开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力武器。

毛泽东在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般号召的同时，又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其中家英带一个组去浙江，各组调查情况直接向毛汇报。

家英对于调查研究，特别是农村调查，既非常重视，又富有经验。这是

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建国后，差不多每到一个重要时刻，毛泽东就派家英下去作调查，为他提供一些据以制定政策或调整政策的第一手材料。如 1958

年 10 月下旬，家英等同志被派往河南新乡七里营和修武县作调查后，如实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左”倾错误造成的不良后果，这对于促使毛泽东决心纠“左” 起了作用，便是典型一例。自庐山会议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家英没有再下过农村，但他对农村状况的继续恶化一直关心和焦虑。在他思想里，当时重视农村调查和纠“左”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隔一年多，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家英的心情是很振奋的。他于 1 月下旬按照毛的指示迅速建立了浙江调查组，选择一个好的点——富阳县东州人民公社五星大队，一个差的点

——嘉善县和合生产队。后来又增加一个更差的点——环二生产队，一个较好的点——王店生产队。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又分三路进行专题调查，一路到诸暨枫桥调查手工业，一路到嵊县开元调查山林，一路到绍兴柯桥调查商业。通过不同的典型，全面地去摸清浙江的农村形势。

我们编写组的部分同志，是 3 月中旬才陆续参加浙江调查组的，我先后被分配到五星大队和开元大队。3 月 26 日，家英于参加广州会议后回到杭州， 各小组的同志也同日从点上回到杭州。当晚举行全体会议，家英讲了三个问题：一、关于调查研究；二，关于公社条例（即刚在广州会议上制定的“六十条”）；三、关于工作布置。他首先通过介绍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认真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方针和方法。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关头， 迫切需要掌握客观实际情况，正确制定政策以扭转局势。他着重讲清这个问题是很必要的。

家英当时关于调查研究的讲话，着重把毛泽东 30 年前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思想和当前现实情况联系起来，谈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他说：

“革命时期，我们很注意调查研究。全国胜利后，一切都是官办了，什么事都是行政命令，所以各方面不像过去那样生气勃勃了。”

“我们办事情，不要急，先搞清楚。公社化以来，像这样的大事情，坐下来调查，这还是第一次。走马看花，是一种调查方法，“但主要调查方法是抓住一个点，作全面深入调查。”

“毛主席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永远是真理。” “中国同志要根据中国情况分析问题，很重要，也永远有用。” “只有原理原则，没有政策，不成为领导，不能解决问题。而政策来源

于调查研究。” “现在我们掌握了政权，更应当注意，不要靠做官吃饭，要靠正确吃饭。

真理在谁手里，谁才真正有力量。” “不从实际出发，而从空想出发，是瞎指挥的思想基础，是造成我们工

作损失的重要原因。一切领导干部，都要正确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是转变作风的基本一环。”

他的这些意见，可以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