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就是学习

我们的调查工作是非常紧迫的，需要边调查边整理材料，特别是同田家英一起调查，他要求很严，催之又急，限期汇报，限期交稿，一不合要求， 就推翻再来。他常常开夜车，通宵不眠，一旦完成任务，随即轻松愉快，就是走起路来，也还哼几句川剧或背几首诗词。他经常说，生活要有节奏，一张一弛，需要适度，不然，也会失调，所以，我们调查每告一段落，回到杭州，他便组织大家分别参加文娱活动。他的爱好是逛旧书店收罗明清学者的书法，他还搜集历代古币。

每次调查本有一定的目标和范围，但同田家英一起调查时，就常常不受这个限制，遇到什么问什么，走到哪里问到哪里。在绍兴柯桥的商业调查中， 在天津的工厂调查中，在太原的煤矿调查中，他都突出了这一点。他说，调查就是学习，不懂就要问，不管他是谁。因此，他每走到一个地方，都会听到很多意见；他同群众谈起来既生动又引人。他对于认识世界的理论和方法， 理解得精辟，运用得熟练。在商业调查时，对柯桥镇商业存在的问题，我们作了如下概括，死、乱、官、紧：死是统得死，管得死，封得死；乱是头绪乱，章法乱，人员乱；官是官办法，官面孔，官待遇；紧是物资紧，市场紧， 人心紧。它们又相互影响，相互助长。老商人谈经商之道，批评说：我们政府的过多干预和管理失当，商品不按流通渠道而按行政规划运转，以致逆转倒流，造成浪费，层层设置关卡，形同封建割据；供销社收归国营，失信于民；商品价格极不合理，笋价高于毛竹价格，造成售笋毁竹，竹林难以为继； 经商不能无礼，气和才能财活，等等。这些，都得到了田家英的好评和称赞。他提出，不向老商人请教，就不能发挥他们好的经验，年轻的商业人员应请他们去上课。在天津钢厂调查时，陈伯达去了钢厂并召开了座谈会，当他听到有的人反映他右倾时，就恼火起来。在一次吃饭的时候，陈伯达直截了当地问：谁说我右倾，我这个人是不会右倾的。田家英听后讽刺他说：你是《四大家族》的作者，谁能说你右倾？！ 1959 年庐山会议上，早就有人说我右倾了，但我不怕，实事求是嘛，不能歪曲现实！后来田家英告诉我，为了使调查工作正常进行，他才说这番话的。可见，学习也不那么简单，没有无畏的精神，也会随风摇摆！通过调查，使我们认识了“大炼钢铁”以来钢铁生产的真实状况，也使我们了解了“以钢为纲”所带来的工业发展中的问题。从天津钢厂的情况看，生产上的各项指标，除产量以外，都落后于 1957 年的水平。集中反映在“四低四高”上：产品质量降低，劳动生产率降低，设备

利用率降低，利润降低；而计划指标很高，原材料消耗很高，成本高，次废品率也很高。管理工作非常混乱，不注意经济核算，更不讲经济效果。在分配上不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工人不满，积极性很难发挥。调查还提出了， 以群众运动、阶级斗争的方式搞突击生产是不妥当的，因为它妨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的恢复。对天津钢厂的调查报告，田家英甚为赞赏，他专门向我说， 你们写的报告很好，既真实又生动，杂文式的写法，毛主席已批转给中央工作会议上去了（指 1961 年 8 月的庐山会议）。在太原搞煤矿调查时，我们了解了采掘工业的重要，以及怎样科学地开采和运输，同时认识了乱挖乱采的危害并了解到井下工人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还听了老矿工讲旧社会煤矿工人的苦难。田家英带头跟老矿工去爬条件极其简陋又常有瓦斯爆炸危险的小煤窑。我们在狭窄的巷道里，无法直腰，有时需要两手着地，极其艰难地爬行。当我们离开小煤窑时，的确全身大汗，腰酸腿疼，身上脸上同煤矿工人一样黑。田家英乐得大笑，我们都变成了“煤黑子”！他说，这是体验生活，不然怎么了解煤矿工人的苦处呢！

凡是同田家英一起调查的同志，都佩服田家英知识丰富，才华出众，但他给人更加突出的印象，是能利用一切机会挤出时间勤奋地学习。他不仅向实际学习，读起书来也如痴如醉。在调查中，他不仅对所调查问题的有关理论和政策熟悉，还对调查地点的地理知识、历史知识，以及那里的风景名胜， 文人轶事，都想一切办法占有第一手材料。他常说读书是他的嗜好，也是工作的需要，时间是靠挤出来的，在调查期间，一些零碎时间他都抓住不放。

1961 年冬，从山西调查回京以后，我将写好的调查报告送给田家英。当

我由中南海他的办公室走出来，已经晚上近 11 点了。他陪我走出了中南海， 沿着红墙，边走边谈。他说，从年初的浙江调查，到夏季的天津调查，又到冬季的山西调查，时间将近一年，这一年很不平凡，每次调查，都使我们的认识提高一步，了解了不少东西。他还说，我们做理论工作的，不认真读书不行，只坐在屋子里读书也不行，必须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一次调查，胜读一年书，这一点也不夸张。对现实漠不关心，不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不可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理论工作者。他的这番话牢牢记在我的脑际，也常常成为我的行动的先导。

想到田家英，就想起 1961 年同他在一起作调查的情景，难以忘却，就写了这篇回忆。

1986 年 7 月 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