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稿的中辍

家英在他的最后八年中，除了协助毛泽东和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外，另外还做了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就是编写《中国史槁》现代史部分（包括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

家英对于编写这部史稿是很重视的，这除了由于他一般地注重历史研究外，还有两个原因：一、编写这部史稿是经过中央认定和受到毛泽东关怀的。他说，这个任务已经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来了，毛主席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也谈到我国学术界正在由郭沫若主持编撰一部通史，要用科学的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的历史。因此，一定要保证质量，写出特色。二、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热爱，他多次对编写组的同志说，一部现代史，从争取中国革命胜利到新中国建立，都是同毛主席分不开的，我们编写各个时期、各个阶段，都要突出毛主席在那个时期、那个阶段的思想、贡献和作用，这是提高史稿质量的重要关键。

编写《中国史稿》的主要任务，由中国科学院三个历史研究所（考古所、古代史所、近代史所）负责，尹达协助郭沫若照顾全面组织工作，并分工主持古代史部分，刘大年分工主持近代史部分，田家英分工主持现代史部分。

对于家英主持现代史稿，大家很赞成。他长期在中央机关和毛泽东身边工作，不但熟悉党史和毛泽东思想，而且对中国现代史也颇有造诣，还在延安时期资料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就研究编写了《民国以来大事年表》，一直被使用到建国以后。他编写的《从“九一八”到“七七”》等历史文献，曾发挥了广泛的宣传教育作用。他是一位比较理想的现代史主笔。但因没有专业研究机构相助，便于 1959 年 1 月成立了临时性的编写组，全部成员都是从地方、部队院校和研究机关借调来的，流动性比较大，前后参加编写工作的约 30 余人，大都是具有一定历史教学或研究基础的老同志。因为家英兼任

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编写组便附设于政研室，以利协助工作。

关于《中国史稿》的编写方针和计划，有一个演变过程。现代史是整个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党史不尽相同，因而开始就明确要求，应以政治史为中心，同时要对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民族史等方面作概括的叙述，起迄时间规定从 1919 年至 1959 年，后来在截止时间上有所议论。史稿的性质，开始提出是普及性的介绍已有的历史知识成果，但随着编写工作的开展，在许多历史问题上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学术性探讨。至于计划进度的变化就更大了，在 1959 年 2 月和 3 月召开的工作部署会议上，要求 5 月即全部完成初稿，6 月定稿排印，10 月 1 日前出版，向国庆 10 周年献礼。这个时间表显然受着当时“大跃进”风气的影响，事实上办不到，整个编写工作不得不转入比较持久的计划。

家英于 1959 年 2 月间两次到编写组布置工作以后，便被毛泽东派往四川新繁县农村蹲点调查去了，直到庐山会议以后才回到北京。他抽出较多时间指导编写工作是在 1960 年间，这一年也是现代史稿初步完成的一年。全部史

稿共 36 节（其中新民主主义时期 26 节，社会主义时期 10 节），当年 7 月底基本上完成了第一稿，进行讨论和修改。9 月初家英决定组织通改小组，对全稿进行统一地系统地审改，并准备组织全国部分有关单位讨论和征求意见。

在近两年的编写史稿过程中，家英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学风，给编写组以很大影响。他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首先重视占有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充实编史的客观基础，他说： “写历史不能发空洞的议论，总要给人以具体的知识，用历史事实来说明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同时又十分重视学习理论，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探讨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他说：“当然也要防止不分主次的现象罗列，写史不是单纯的新闻纪事，而是要通过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的叙述反映历史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把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统一起来。”

当然，他的主要精力还是用于具体指导现代史稿的布局和编写，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党史和政治史。这个全部现代史稿中占主要部分，家英亲自指导较多。他要求不要完全局限于现有的党史体系，力求消除现有党史著述中的一些差误。鉴于做到这些一般同志是比较困难的，他曾表示要促成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共同拟出一个党史提纲，他认为党的历史的演变，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转折，他们三位是最透彻了解的。可惜未能实现这个愿望。

家英就他自己对党史的研究了解，在审稿会上也陆续谈过一些意见。例如 1959 年 2 月 7 日下午第一次编写组会议上，他就拿出一份现代史章节提纲，谦虚地声明只是初稿，可以修改。当时他就对第一章题为《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是一个过程，必须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讲。不能单说‘五四，就是开始，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是通过共产党实现的、只有共产党成立了，才谈得上无产阶级领导革命了。”

他谈到过去的一些党史本子上有些事实上的差误，需要改正。例如：“一般党史本子写到‘一大’，都根据陈潭秋的回忆，说会上出现刘仁静与李汉俊的‘左’倾、右倾争论，毛主席审阅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文时，删去了这样的话。主席和董老（必武）都说没有这回事。当时幼年的党，会

外交谈中可能有些不同的意见，但并未发生像后来那样分明的‘左’与右的争论。”

对于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看法，家英在几次谈话中反复强调了解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性：“毛主席讲，解放战争最重要，是革命最复杂，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期。以前各个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为这个时期作准备，是决战时期。但过去看得太简单，太粗略，实际上是内容很深刻很丰富，看了《毛选》第四卷就知道了，新华社过去介绍《毛选》，每卷 3000 字，而第四卷

8000 字还打不下来。我们应该加强对这个时期的研究和叙述。”

至于现代政治史，应当以党史为主体，同时又必须包括敌、友、我各方及其相互关系。而一般他说，我们对于敌、友历史情况的研究比较薄弱，家英则有意识地加以注意。例如，有一次讨论抗日战争时期的稿子，涉及到抗战初期的国共关系，他竟然把当时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的文告背诵了一大段，大家为之惊异。平时他不仅重视党史资料，而且重视敌情、友情资料。例如他不仅重视中央档案馆，而且重视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即第二档案馆），对他们整理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选辑》（包括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的档案）和《大事月表》（著名报纸材料选辑），以及上海历史所汇编的《现代史史料长编》，都表示赞扬和支持。

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对于这几个专史，家英主要采取请教专家、依靠专家的办法。他和学术界的关系较广泛，两年间经常把一些名家请到编写组来，不但介绍专业知识，提供专业资料，而且为各个时期，各个有关章节的内容安排提出具体意见。编写组的成员大都是从事党史、军事史或政治史研究的，学习这些专业知识，虽是现买现卖，却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关于现代经济史，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买办资本、官僚资本以至“四大家族”，也都是新的事物，他们的形成、发展和兴衰，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北洋军阀、国民党统治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在各个时期都有复杂的演变。在我们的史稿中一般不设专节，主要结合政治史撰写，但由于资料的空白，问题研究成果的缺乏，始终难度较大。

关于现代文化史，涉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等各个领域，十分广阔复杂。各个时期设有文化专节，曾反复试写，花的功夫较大。 1960 年 7 月

2 日请胡绳到编写组来谈了一次，他提出在这部现代史稿中不可能全面去写文化史，还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范围来写，并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党的文化政策划分为五个时期。7 月 13 日我和杜越凯应约到北戴河与家英晤面，转达了胡绳的意见，家英利用会议间隙又进行了一次研究，认为胡的意见和《新民主主义论》的精神一致，完全同意。

关于现代少数民族史，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民族研究所给予了热情的帮助，他们派专人来作报告，具体参加编写工作，并组织几位同志专门为编写组先后编纂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少数民族大事记》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少数民族革命史料简编》。但由于少数民族史中的许多问题尚有待继续研究，家英说：“各民族有其独特的发展史，本当设立专节，但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暂时只好结合在有关章节中写。至于少数民族在各个时期参加革命斗争的史实，应当很好地写。”

综合以上各个专史研究的状况，家英认为：“毛主席说，应先作经济史、

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按照这个要求，看来还须先在专史方面狠下功夫。”

三、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开始规定要写建国 10 年（1949 年至 1959 年）史，即包括三年经济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两年（1958 年、1959 年），当时要写这段历史，是我们的最大难题，虽然时间不长，但难以定论的问题却不少，这是当时大家的共同感觉。在研究过程中，多数同志主张先写前 8 年（1949 年至 1957 年），至于后两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实在难以着笔。也有个别同志顾虑，不写后两年，不突出三面红旗，恐怕不好交代。最后家英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不成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不成熟，三面红旗只好留给后人去写吧。”不久便铅印了前 8 年的征求意见稿。

就在 1960 年秋，全套征求意见稿被组内一位成员拿出去，抄录其中党史

部分，由一家大出版社出版了。此事被同志们发现后，十分不满。10 月 22 日上午有关人员和出版社同志来我处道歉，我也只好婉转批评几句算了。这件事我不能不告知家英，他听后只苦笑了一下。我们当时考虑的并不是什么著作权问题，而是还不成熟的稿子不应当拿去出版。

家英渐渐体会到，要高质量地完成这部现代史，还须继续组织力量从根本上下功夫，特别是应对专史打下必要的基础，再进一步编成通史。然而 1961

年至 1962 年他又全力投入农村公社调查，此后形势渐渐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编写组的借调人员也渐渐散去。1964 年中央政治研究室被撤销，改组为马列主义研究院，完全在陈伯达把持之下，编史机构已不复存在。1965 年 7

月 4 日我约杜越凯、洪廷彦、丁守和几位同志到中南海去看望家英，岂知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我感到，30 年来现代史研究虽然又有了一些新的成就，但家英所期望的一部高质量的现代史，至今仍未问世。我热望学术界能够早日完成这样一部著作。

（1996 年 7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