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家岭相识

田家英同我都是 1937 年底到达革命圣地延安的。但他去陕北公学，我到抗日军政大学，从未相识。

我们都在马列学院学习过。但家英 1939 年秋到马列学院学习时，我已从马列学院研究室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两个单位相邻，都在延河右岸的蓝家坪。洛甫同志兼任中宣部部长和马列学院院长，但我和家英也没有来往。家英 1941 年 9 月从马列学院调中央政治研究室，我也从中宣部调解放日

报。

我第一次从《解放日报》发表的《抗战中的工业合作运动》一文中知道作者是田家英。我当时以为他是从事“工合”多年的社会活动家，绝没想到他还是不到 20 岁的青年。不久又陆续看到家英给《解放日报》写的《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我才逐渐知道他的博识和才华。

我第一次和家英见面，是在 1944 年 12 月的延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群英

代表大会上。参加大会的代表有 340 人，是从中直各单位一千多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中选出来的。大会在杨家岭新落成不久的中央大礼堂举行，从12 月 14 日开到 21 日，朱总司令致开幕同，刘少奇同志在闭幕时作长篇讲话。

田家英和我都是代表。大会期间出版的《中直群英会报》都登刊有关我们事迹的报道，但大会开始时我们没有会面。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原来在中宣部后来调中央办公厅做总务工作的刘滋久同志介绍我和家英认识。初次见面，家英才气英发，有抱负又朴实，无一般士人孤做和矜持的习气，平易又真诚，给人印象深刻。滋久同志告诉我，家英不但在政治研究室做研究， 写文章，而且还兼任杨家岭勤杂人员的文化教员，很受欢迎，我自然而然地想到，家英正成长为同工农相结合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新型知识分子。他对我知之不多，只说看过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国际评论，蛮有见地。知识分子以文相知，大抵如此。

但此后没有多少来往，那时在延安的人都晓得，各机关住得分散，来往不便。没有公共汽车不待说，只有公务才得骑公马，一般干部两腿跋涉，除非亲朋老友，或工作联系较多，一般交往很少。及撤出延安，家英东渡黄河在晋绥搞土地改革，我则转移太行，山高路远，自然没有相见的机会。即使1948 年我们都在西柏坡，家英那时任毛主席的秘书，我在新华总社集训班工作，但彼此工作都很忙，偶然碰面，也只打个招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