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英的一点纪念

梅行

早就想为家英写一点纪念文字，因为不是忙就是病，还有懒，一拖就是10 个年头。今年初，陈烈送来一篇《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的文章，把家英用十多年心力收藏清代学家及名士的书轴、册页、信札这件事作了较为详尽的交代，觉得这对人们更多地了解收藏者本人及其藏品的可贵可留，会起很好的作用。文章的作者和《文物》编辑部的同志，要我也为家英写几句话。2 月末，我写了一篇短文，以为可以应付过去。不想家英的夫人董边同志看到后，认为太单薄，该充实一下，她说除给《文物》杂志外，可以编进准备出版的专门纪念家英的文集。作为家英的同志和友人，自然是难于推却的。但现在也难以写得很多，只能作一点增补。

想起随同家英和陈秉忱同志一起跑书画文物点和旧书铺，常常提着或抱着一捆东西，走上七八里、十来里路，夏天满身流汗，冬天满面灰尘，回到小莽苍苍斋喝杯清茶，以至古往今来、天南地北谈上一阵，确是一种乐趣，大可回味的。那时，陈秉忱同志已 60 岁左右，比我们大十多岁，他在文物、书法、绘画、治印等方面都很有造诣，为人又忠厚诚朴，所以我们直呼其为“老丈”，从不叫他的名字。我对家英的爱好，开始并不理解，当初只是跟着跑跑，后来又想学篆刻，才凑在里面的。他收藏规模之大，用心之深，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有五六年时间，我和家英来往很密，成了小莽苍苍斋的常客。除了工作联系以外，平时只要彼此都有空闲，不用打招呼，就会去那里随便坐坐的。我比家英还大两三岁，但他的马列理论水平比我高，知识领域比我宽，他对中国近代史既熟悉又有见解，我很想从他那里学点东西。我们比较谈得来，没有拘束，也无顾虑。“文革”中造反派说我们“臭味相投”，是不无根据的。

家英把他的书屋称为小莽苍苍斋，实有感于谭嗣同的铁骨铮铮，宁死不屈，使人敬仰，这是朋友们都知道的。

纪念家英，首先我要说的，是 1966 年那个震动全国的“五·一六通知”。

就是这个“通知”通过后的第 5 天，即 5 月 21 日，那时还保密不准外传，恰

好我在一个开会的宾馆结束工作，已经是晚上 11 点多，准备回家，忽然想起

要给家英打个电话。当他知道我即将回家后，就说要同我见一面。临近 12 点，他到了我的住处。当时我还拿出从宾馆买来的两瓶茅台，很想让他高兴一下，消除一下心中的积郁。但那天他似乎心情紧张，不想喝酒，很想谈谈当前的形势。当我告诉他彭、罗、陆、杨都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后，他开始有点惊愕，说了几句气愤的话。接着他表示，他的历史和社会关系是清清白白的，他参加革命后 20 多年的工作没有出什么错，这些毛主席都很清楚，他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他那时的心境已极不平静，当我送他下楼的时候，他还哺哺他讲他并没有对不起党的地方。当时，我确实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竟是我们的永诀。过了两三天，我同他总是联系不上，心中很是惶惑，但仍没有想到他在我们见面后的两天，即 5 月 23 日，竟毫不留恋、毫无牵挂地离开了这个他曾经热爱并献出了大量心血的世界。

过了不久，我也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因为不好再与人联系，过后才

听到家英已经去世的传闻，但不知究竟。家英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性格，我是很熟悉的，何况他早就有一朝被诬陷的思想准备，所以我对他的死并不奇怪，只是深感痛惜。在我是失去了一位思想感情相通的友人，在党则是失去了一位德才兼备、刚直不阿的干部，在那个年代，人世问的是非竟如此颠倒，我当然也很愤慨。其中有陈伯达、江青在作祟，我是料到了的。1967 年初冬，我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 7 年又半，在那单身牢房里，思想却是很自由的，也很少外界的干扰，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自然常常想起家英和小莽苍苍斋，并佩服他有先见之明。因为早在 1965 年秋天，他就预料中国会出现一场风暴。

记得在秦城有一次审讯中，专案组的人拿出一张我写了鲁迅先生一首诗的丝笺（用绫裱的笺片），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诗。我当时坦然地承认，那是知道田家英死后才写的。审讯者听了我的答复，那副怒气冲天又很惊奇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那首诗里有“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两句，确实可以表示我在一段时间内悲愤的心境。我出狱以后，才弄清楚家英和小莽苍苍斋所遭遇的种种实情，那是家英已去世 9 年以后的事了。

家英最可贵、最可爱的地方，是他勇于坚持真理的骨气。他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 18 年，据他自己说，前 10 年，他确实从这位伟人那里学到了许

多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东西，自己进步很快，心情也很舒畅。 1958 年发动

“大跃进”，实行公社化，他就开始怀疑起来。 1959 年春他回四川作农村调查，回来就向毛泽东同志本人反映了许多真实情况和严重问题。在当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差一点被牵连进“反党军事俱乐部”和“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心情的沉重是可想而知的。在 1961 年夏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家英和我住在一起，他经常在深夜，有时甚至在黎明前，跑到我屋里，促膝长谈。他讲了第一次庐山会议时他的处境和想法，更多的是议论全国的经济状况和什么时候才能复苏，他对形势仍是忧心忡忡。他多次谈到，他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又无能为力，感到自愧和不平。我在秦城狱中想起家英当时的处境，往往与宋代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联系起来。辛弃疾壮志未酬，写下的许多慷慨悲枪的词，与家英一个时期的心境很相似。有一首《贺新郎》的下阕是：“事无两佯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这首词写尽了一位爱国文人的感慨。我自己不会填词写诗，只好用稼轩词来寄托情思，来想念家英的种种遭遇。

家英在生前最后的五六年里，他与毛泽东同志之间的思想裂痕逐渐扩大。 1962 年夏，家英按照几位中央领导人的意见，直接向毛主席进言，在农村可以在相当范围内实行包产到户。但过了不久，毛泽东同志重提阶级斗争，把经济政策问题上了政治的纲，又听不得一点不同的意见。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有天晚上，我到他的住所去，一直谈到天色微明。他忧虑重重，深怕又出现第一次庐山会议的局面，使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再一次掉进深渊。我们谈到群众生活面临的苦难，谈到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也谈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有时变幻莫测，令人心悸。

家英自此以后，虽然在思想上与毛泽东同志出现了明显的裂痕，但他仍然尽心尽力，参加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协助毛泽东同志编辑并出版了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诗词》，并完成了中央交办的种种任务。家英有时有点自由主义，但他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共产党人，执行党章，遵守纪律，而且具有

舍己为民的精神。他对人民的热爱，是始终不渝的。家英的思想境界，确实已经到了只要是利民的事，即使损害自己，也可以背着走下去的地步，在这方面，我是受了他的影响的。

家英 16 岁参加革命，善始而不能善终，是很可惋借的，不能不令许多同志和所有友人心痛。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书生，可以成为学家，是极难成为政治家的。他对世上是非的耿直和对共产主义的虔诚，无法适应后来变化无常的政治局势。早在 1963 年春节前夕，他让我为他刻一方“京兆书生”的图章，我应命刻毕送去，他很高兴。那方图章的边款是：“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这首诗是他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时写的。这方图章，经过许多曲折，总算保存下来了，现在还留在董边同志身边。这也算得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纪念。

能表现家英共产主义信念的，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也是在 60 年代前期，家英有一天找出一方不大的端砚，他起草铭文，由陈老丈以朱笔作隶，经我操刀刻成。铭文是：“守其白，辨其黑。洁若玉，坚若铁。马列之徒，其如斯耶！”这方砚台在“文革”中已丢失，但在家英的遗物中留有一张由陈老丈亲自拓出的图片，前几年被家英的爱女二英所发现，复印出来，给了我一张。这次专辑如能刊印，那它就不致很快泯灭，可以使更多人了解家英的为人。

评论一个人，当然要全面看他的一生。在我们党内，不仅是才，尤其是德。我之所以称颂和热爱家英，是因为他确实很少考虑个人的得失，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鲜明，不计个人安危，更不会利用机会去争名谋权，心地是很洁白的。比之社会上有些蝇营之辈，无权即争、有权谋私之徒，家英确实高尚得多，即使阴霾满天也可看到他的光彩。他当然也有弱点和缺陷，书生气太重就是一条。就这一条，竟然在一击之下就轻生。就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未免缺乏坚韧。在中国，像家英这样的书生，绝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以共产主义的理想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是一项极为长期极为艰难的任务，即使再过几十年、几百年，社会仍然需要许多心地洁白、有德有才之士，为真理、为人类幸福而献身。

1989 年 8 月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