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田家英

胡乔木

家英 16 岁就奔赴延安， 17 岁就入党，这对于当代初中学生（家英初中没有念完，在成都当学徒）是一个难得的榜样。我们相识时，他在党中央政治研究室，我在中央青委编《中国青年》。延安地方小，散步时很容易被熟人介绍。 1941 年，我调到杨家岭，见面的机会更多了。第二年，原中央宣传部长何凯丰病了，我奉命暂代他的工作。为了让家英发挥文字上的才能，推荐他到中宣部。从此，我们的革命生活始终联系在一起。

1948 年，毛泽东主席到西柏坡以后，因为工作繁忙，需要增加秘书。我建议田家英同志任职。当时正值新解放城市工业管理问题还缺少经验，家英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前往东北，在东北局的领导下，从事工业方面的调查研究。那时他对农村生活已经很熟悉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调查研究的活动中，历尽艰辛。他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是偶然的。

1950 年，家英开始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注释、核订、出版的工作。这一工作一直进行到 1953 年（第一卷至第三卷分别在 1951、 1952、1953 年出版）， 1954 年至 1960 年，他又参加毛选第四卷的编辑和注释。

1964 年至 1965 年，家英独力编选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

毛泽东的很多手稿，都是由他负责收藏整理的。在 60 年代初，家英曾考订历史事实，对毛选一至三卷的注释提出修改意见。不料原注释主持者陈伯达却大发一言堂的威风，说谁提出修改意见谁就是反对他陈伯达。我既听见过陈的胡说，又听见过家英的井井有条的说理。但是由于陈当时大权在握，无可奈何。陈对未能参加毛选第四卷的编辑也耿耿于怀，因为这是毛泽东本人的决定，他只是借此对家英发泄不满而已。家英编辑过毛泽东的散文著作，也编辑过 50 至 60 年代出版的各种毛泽东诗词选，这些书都凝聚着家英的心血。

家英一向深恶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之流，因陈长期对他专横，痛恨更甚。 1953 年底，毛主席指定陈伯达、田家英和我准备去杭州起草宪法。陈已先拟初稿，听说又要别人参加，改动他的稿子，就已很不高兴。到杭州后，陈告诉家英，他要住在北山高处，表示他不负任何责任。第一次开会讨论，他又对家英发火，认为任何人非经他的许可，不得在主席面前议论原稿，并且不许向主席说明个中原委。家英对陈的这种专横行为非常愤慨，却无法反抗。此后，每次开会以前，先得向陈作一次汇报。直到罗瑞卿后来

（他是一道来的，但以前并没有参加起草宪法的讨论）直截了当地提出某某条应该这样改，某某条应该那样改，陈管不了他，陈独裁的局面也就打破了。陈因为一开始就不愿到杭州来，来了势必改动他的原稿，加上讨论时毛泽东自己也常常当面对陈的草稿提出种种重大的修改意见，所以在整个起草过程中他闷闷不乐，常对家英说：“我不行啦，要回老家当小学教师啦”，等等。在起草工作告一段落时，毛主席指名要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筹备成立新的政治研究室，以陈为主任，胡绳、家英为副主任。此后 14 年中，家英添了一种说不出的烦恼：陈伯达任何具体工作都不过问，家英遇事都得向他请教，陈还经常诬蔑家英把持政治研究室。这样，毛泽东抱着很大希望、亲自主持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实际上全赖胡绳、家英在团结同志，共同支撑。

家英和我还从日常接触中察觉，陈在毛主席面前从不敢说任何不同意

见，有什么问题他都尽量让我们说。这里也有两个例外：第一， 1956 年，他在八大决议中塞进了一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大受指责；第二， 1958 年

11 月，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主张，当时就被毛泽东加以痛斥，并被树立为对立面。这样，我们就彻底认清了他的伪君子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

1961 年初，家英被派往浙江，我被派往湖南，进行农村调查。同年 3 月，

家英参加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由于在 1961 年至 1962 年间最困难时期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1962 年初他勇敢地向中央反映了当时农民对包产到户的迫切要求，长期主持党的农村工作的邓子恢一贯坚持这一主张， 1961 年 8 月，陈云同志在青浦调查中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所以家英所反映的只是党内一部分敢于承认农村实际情况的同志的共同意见。家英的错误是传播中央还未作出决定以前的议论。他在事后对我说，这次争论的实质是农业生产用什么方法会更快地好转。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对陈云、邓子恢和家英的批评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

家英一生酷爱藏书。毛泽东的书和字画一向由他保管，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图书资料工作也由他负责领导。他还长期负责中央办公厅的来信来访工作，亲自对上访的人进行调查，总结信访工作的经验，在上述工作中，他既接触了下层劳动人民，也联系了上层知识分子。他向毛泽东陈述了他们的困难和要求，一般都能够如愿以偿。

1965 年 11 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家英与吴晗此剧的写作上演完全无关。硬要说有什么关系，那就是1959 年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的时候曾有人说彭是以海瑞自居，而家英坚决反对这种捕风捉影之谈。现在这种捕风捉影之谈竟在江青的指使下发表在报纸上，家英确实深恶痛绝。 1966 年初，毛泽东曾向家英等人谈及姚文元的文章，谈话的情况家英曾详细告诉过我，当时我们十分不安，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两同志分别在 1965 年 11 月和 12 月被撤职，感到政治风云日益紧张险恶。家英对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妇虽深怀戒惧，对毛主席始终敬爱忠诚。正因为这样，他在回京后整理毛主席谈话时，坚决不提

《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德怀罢官的说法。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 月 22 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 5 月

23 日衔冤辞世。家英 16 岁参加革命，只活了 44 岁。

家英的著作很多。除 1950 年写的《学习<为人民服务>》一书以外，还有大量文槁和诗槁（信天游体民歌），为中央起草的文电，为《毛泽东选集》各卷出版所写的新闻和评论。家英在这些著作中歌颂人民、歌颂党、歌颂毛泽东思想，与有些不忠于党、利用各种机会谩骂毛泽东的人截然对立。家英的事迹将载入革命英烈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