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赤胆为人民

林乎加薛驹

我们认识田家英同志始于 50 年代中期，那时他随毛泽东同志多次到杭

州，在工作上同我们有所接触。到 60 年代初，他奉命到浙江进行农村调查，同我们一起共事的机会就更多了，一起下乡作调查研究，一起开会讨论问题，一起修改文件，一起谈文论史，在工作间隙，还一起逛旧书店，欣赏字画。在同他相处的日子里，我们都受到很多教益，心情也非常舒畅。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他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令人佩服；他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忘我工作的精神，给人以激励和鼓舞；他敢于实事求是地反映真实情况，勇于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不随声附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品格让人敬重；他对同志对朋友推心置腹、坦诚相待，使人愿与他交往、亲近。尽管 30 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家英同志的精神、形象仍然留在我们心中，终生不能忘记。

今天我们纪念田家英同志，不仅是为了那份故人情，更重要的是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他生前所身体力行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优良传统；学习他深入调查研究，孜孜不倦地探索真理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学习他的正直坦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敢于直言不讳，决不随波逐流的骨气和品格。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对于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促进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改进思想作风，是大有裨益的。

（一）

60 年代的那次农村调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不平常的调查。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广大农村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造成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1960 年 12 月 24 日至 1961

年 1 月 18 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他要求所有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必须全面彻底调查几个公社，使 1961 年成为实事求是年。他认为，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有把情况弄清楚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出来了，决心也就大了。上下一齐动手调查研究，可以集思广益，很快统一认识，找到正确的对策。

1961 年 1 月 20 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要他与胡乔木、陈伯达三人，在三天之内组成三个调查组，每组七人，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调查，每个调查组再分为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时间 10 到 15 天。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田家英领导的调查组迅速组成，第二天就离开了北京。1 月 22 日到达杭州以后，田家英立即向省委领导人传达了毛泽东给他的信。经过商量，决定省里也派人参加调查组，在富阳选一个好的生产队、在嘉善找一个差的生产队作为调查对象，由田家英统一领导调查工作。这两个组随即迅速行动，于 1 月 24 日到达两个生产队。

调查组进村之后，田家英向全体调查人员提出要求，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说，调查研究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一种是

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我们主张科学态度的调查研究，这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并且如实反映；而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比不调查更可恶，因为它是摘取片断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者是迎合上级，不敢讲真话。他针对当时基层干部和部分群众还有些顾虑的情况，提出要“打开脑筋，打破思想框框，敢于和善于发现问题”。他要求调查组的同志在生活上和群众同吃同住，打成一片，集中精力做好调查，而不搞那些流于形式的劳动；同时，在调查组内部提倡“敢想敢说”，“敢于提出问题和不同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应该通过组织向当地领导提出，不许向外乱说，不准对基层干部指手画脚，以免干扰地方工作。他要求调查组注意同基层干部搞好关系，耐心地帮助他们，办事同他们商量，体谅他们的困难，不能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样才能增强调查组和基层干部的团结，“同心同德，忧国忧民”。两个调查组在田家英的正确指导下，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田家英先在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了一个星期之后，接着又到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经过一段工作，这两个队的基本情况、特别是“五风”造成的严重危害基本上搞清楚了。嘉善县的和合生产队，地处杭嘉湖平原东部，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历来是渔米之乡。解放后头几年，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每年为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粮。 1958 年“大跃进”中，上面的高指标逼出了“浮夸风”，这个生产队的早稻亩产从 400 斤报到 600 斤、 800 斤、1000 斤，实收只有 439 斤。1959 年，“反

右倾”一来，包产指标订到 979 斤，实收只有 436 斤。1960 年，公社党员干

部宣誓大会上订的粮食生产指标是保证 1800 斤、争取 2400 斤，而实际只收

了 291 斤，比解放前正常年景的 350 斤还低。由于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挖了农民的口粮。1961 年春天，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只能吃三餐稀粥；有的小队甚至断粮，出现了饿、病、逃，荒和非正常死亡。一天黄昏，调查组的同志闻到一阵烟味，“农村已经食堂化了，谁家还在烧饭，难道老百姓家里还有余粮吗？”循着烟味进入几户农家，揭开锅盖一看，锅里是羊头草、胡萝卜加上从食堂打回来的稀粥。事实说明这里的农民已经无米下锅。从调查中还了解到近三年来，这里的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猪、牛、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坏，土地肥力下降，劳动者体质变弱；社员一年收入只有 21. 27 元，辛勤劳动一年，到头还成了“倒挂户”。对于出现这些严重问题的原因何在，许多基层干部讲不清楚，田家英在同嘉善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从和合生产队来看，生产破坏是严重的。为什么生产年年下降呢？怪天，没有灾害，怪人，老百姓是好的”，“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病根于是‘五风’问题”。田家英一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怕反“右倾”、“拔白旗”，闷在心里不敢说而已。田家英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真话，这不仅是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他对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表现。

在另外一个生产队——富阳县东洲公社五星生产队，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星期，粮食产量依然摸不清底细。采访了不少老农、基层干部，说法各不相同；查帐也是几个数字互相矛盾。田家英和调查组的同志分别找会计、仓库保管员、生产队员和支部书记谈心，大家才交了底，说出了真情，会计也拿出了第二本帐。事实的真相是自上而下地层层压高指标逼着下面虚报而造成的，大家认识到浮夸风的危害是逼着人说假话，使上下级关系、人与人的关

系建筑在虚假的基础上。为什么这个生产队的粮食生产没有下降，人民生活情况还比较好，主要原因是生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老农协商一致，采取了应付官僚主义的对策，有组织地抵制来自上面的瞎指挥。对粮食产量，采取两本帐的办法；对密植，采取路边密点、里面常规的办法。田家英听了他们生动的汇报之后，立即肯定了他们的这套“防风林”的措施。

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是调查组首先遇到的尖锐问题。因为在公社化运动中，公共食堂是作为“共产主义萌芽”而建立起来的，有个省的领导干部曾经提过不同意见，受到了严厉批判和处分。在嘉善和合生产队和富阳五星生产队都办有公共食堂，调查组也是和农民一样到食堂吃稀饭的，尽管农民意见牢骚很多，但不敢明讲。调查组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让大家把心里话讲出来，但会上发言并不踊跃，即使说也吞吞吐吐。会后，一位妇女迟迟不肯离去，把调查组的同志拉到一旁，悄悄地问，你们是真听意见，还是让我们表态？会上那么多人怎么敢讲！她根据在食堂工作的亲身经历，说了食堂一大堆问题。调查组听了以后，又挨户访问，对食堂问题作了进一步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群众对食堂意见很多：一是办食堂，搞“一平二调”，社员家的炊具、桌凳搬到食堂无偿使用；二是把自留地收归食堂做菜地，家畜家禽集中饲养，使社员无法发展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三是食堂饭菜不对胃口，老人小孩难以照顾，生活不方便；四是难管理、漏洞多，有的干部开“小灶”，多吃多占；五是食堂浪费粮食严重，把生米变熟饭要过五道滴漏（即从米桶

—淘箩—水缸—饭锅—社员的饭篮五道程序都有滴漏），结果 1 斤米变成 8 两粥。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是食堂应该解散。调查组把群众的意见如实地向田家英作了汇报。田家英一听说要解散食堂，有些吃惊。他又亲自召开几次座谈会，反复听取群众意见，最后他认为群众的意见是对的。他不顾个人得失，向毛泽东如实地汇报了农村公共食堂的状况和农民的意见，终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还有一个生产队规模问题，在调查中，许多老农异口同声地反映：办初级社时最好，十几户、几十户人家自愿结合在一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分配单位，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分得到，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升级并社以后，一个和合生产队，要管十一个小队，南北十多里，望不到边，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哪里来的劲头搞集体生产。调查组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不同意见，有的同志提出，应该调整生产队规模，把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即当时的小队）；有的同志则怀疑这样做就会“倒退到初级社了”。田家英对此态度很明朗，他认为不应该以过去的框框去谈论什么“前进”、“倒退”，而主要看是否符合群众的意愿，是否有利于生产。他在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郑重地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时毛泽东也认为“生产队规模太大了”，“基本核算单位还是放到生产队好”。但是 1961 年 3 月广州会议上，他对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仍有不同看法。以后经过田家英再次调查试点，到 1962 年 2 月七千人大会时中央才正式发出了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这对克服平均主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十天的调查研究，2 月 6 日在杭州，毛泽东听取了田家英的汇报，在场的还有当时浙江省委的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和薛驹等。田家英如实地汇报了所见所闻，恳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条例。田家英的汇报震动了毛泽东，他当即就纠正“五风”问题、退赔问题、生产队规模和体制问题、自留地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提出许多

重要意见，并且采纳田家英的建议，准备起草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由 3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制定。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大批领导同志深入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不仅促进干部作风的转变，而且集中了群众干部的智慧，制定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政策办法。《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六十条”），就是调查研究的一个主要成果。这是广州会议的最大收获。

田家英在制订“六十条”中花费了艰辛的劳动。但是他强调“六十条” 还需要再进一步征求意见，再在实践中检验，再修改充实，只有经过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我们的认识才能切合实际、逐步深化。他在 3 月 25 日广州会议结束后，马上回到浙江，布置调查组开展“六十条”的宣传、讨论和试点工作。他按照党中央指示，把“六十条”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给公社党员和社员听，并且解答他们的问题，进一步征求修改意见，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又在山林问题、供给制问题和干部作风问题上调查出一些新的内容，并提出修改意见。这些问题在 1961 年 5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都被补充到“六十条” 的修正草案中去。

田家英在浙江的调查，从 1961 年 1 月 23 日开始到 5 月 5 日结束，历时

整一百天。他在调查研究和制订“六十条”中所做的贡献，对党中央纠正 1958 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扭转农村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局势起到重要的作用。尽管“六十条”还有不少缺陷，没有突破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但它的历史作用仍然应当充分肯定。田家英的功是不可没的。

（二）

在浙江调查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田家英时刻关怀人民，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模范。

田家英出身贫寒，从小过过艰苦的日子，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他在嘉善和合生产队调查的时候，目睹农民困难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感慨万千。一天饭后散步时，他背诵了郑板桥的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说，一个封建时代的县官尚且如此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何况我们是共产党呢！回到住处，他把这首诗写在薛驹的笔记本上，以资共同勉励。他还说，我们下来调查，就是来为群众谋利益，为人民服务的，要做到像毛泽东所说过的那样：“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而不能囿于现行的规定和领导人说过的话；同时，也不要怕经过实践检验推翻原来作出的决定，凡是违反群众利益的、破坏生产的，就要反对，就改过来。有些同志明明看到问题，不敢抵制歪风，主要是群众观点薄弱。他还说到动机和效果的关系，认为衡量动机好坏的标准就是人民的利益，凡是违反和破坏人民利益的都要马上制止。

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期间，无论到哪里，都能很快地同当地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关心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为民请命，为民解忧。在调查组到达嘉善县魏塘公社的当天晚上，公社书记张行方向他汇报公社的全面情况，从 1958 年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兵团作战、大办钢铁、放卫星等活动，搞得干部群众非常疲劳，但生产还是逐年下降。田家英边问边谈边记，直到深夜。第二天上午，在张行方的陪同下，田家英步行到

和合生产队，在他的要求下被安排在老劳模陈安生家住宿。陈安生子女都在外地，是一个独居的老人，他家有 2 间小草棚，田家英就在陈安生的床铺对面用稻草打地铺睡觉。安顿下来以后，就开始走村串户，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察看床头灶头，对老人孩子更加关怀。他连续几天走访了七八家，同老农陈安生、贫农王老五等人拉家常，谈论这个村的过去和现在，从解放前借高利贷、卖青苗，谈到解放后搞土改、互助组、合作社，直到公社化，大兵团作战，大搞一平二调⋯⋯，既谈情况，又提问题，被访问的群众都反映这位田同志待人随和热情，没有半点领导架子。他关怀老人孩子的事迹，更受到当地群众的称道。有一次，他在五星生产队食堂吃中饭时，看见桌上有一碗豆腐，这在当时来说是不易得到的“佳肴”，他不忍自己享用，便端去送给一位 60 多岁的老太太吃，并嘱咐当地干部好好照顾老人。

富阳场口公社环二生产队群众对田家英关怀老百姓的事情印象特别深刻。这个队本来不是调查组的调查对象，有一天，在五星生产队调查的同志路遇一个衣衫褴楼的小青年在乞讨，看他饥不可忍，就把他带到住地，先让他喝了凡碗粥。他是场口公社环二生产队人，向调查组诉说了环二许多农民外出逃荒讨饭，甚至饿死人等严重情况。田家英得知后，建议调查组跟踪转移到环二生产队去调查。这个队靠近富春江，自然条件比较优越， 1956 年

以前，曾经是富阳县的农业先进单位， 1958 年后成了落后队。调查组走进这个队，呈现在面前的是满目凄凉的景象：村庄里看不到炊烟，听不见鸡鸣犬吠，老百姓瘦骨鳞峋，面有菜色。调查组同志心情沉重，潜然泪下。经调查，这个队已经连续几年闹粮荒，不少人逃荒到江西。好多农民得了浮肿病，有的已经饿死。田家英听了调查组汇报，亲自到这个队调查察访后，心情沉痛他说：“我走过多少农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惨象。”他路过裘章金家时，看到堂前点着香，供着牌位，就进屋询问。原来这位 14 岁的裘章金死了父亲，

生活很困难，连买盐的钱也没有。田家英就叫人买了 2 斤盐送去，并亲口尝了他家的糠团子。4 月 11 日，调查组召集县委负责人、管理区全体党员、生产队长、小学教师和社员代表在叶家祠堂举行会议。田家英在会上作了感情激动的讲话。他首先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说到这里，他泪流满面，喉咙也哽住了。他揭露了环二生产队一些惨不忍睹的事实，对几个违法乱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干部进行了声色俱厉的批评和斥责，对其他干部进行了人情入理的教育，他说，共产党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能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没有欺压老百姓的权力。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人民的疾苦，就是我们的疾苦。我们了解了你们这里的情况，一定接受你们的委托，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反映。他接着指出：“目前的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总是有办法克服的，我相信会好起来的。”这时，会场由寂静变成欢呼，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泪珠。散会时，群众说，多少年没有听到这样暖心的话了。根据田家英的建议，省委、县委对环二生产队加强了领导和扶持，在贯彻“六十条”的过程中，处理了违法乱纪的干部，改选了基层的班子，减了粮食征购任务，发了救济粮，后来又帮助他们建了机埠，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快的恢复，面貌逐步改变。

凡是给群众做了好事的，群众是不会忘记他的。这里的老百姓非常怀念这位“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经常与调查组同志通信联系。 1980 年

3 月 29 日，环二的群众从广播上和报纸上得悉田家英追悼会的消息后，致信田家英夫人董边同志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并向她索要了田家英的遗像，放大后挂在村委会办公室里，旁边题着“田家英同志永垂不朽”几个大字，以示永久的纪念。田家英这张 30 年前的照片，现在还挂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墙上。他还是那样年轻，那样倜傥，眉宇间透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他望着人民，依然是一片深情；人民望着他，无限的惋惜，绵绵的思念。田家英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一个人不论地位高低，寿命长短，能够得到人民的纪念，就是莫大的荣耀。

（三）

田家英最可贵的地方是那种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品格和勇气。他不仅在调查研究中善于实事求是地了解真实情况，而且对党组织、对上级领导敢于直言不讳，敢于如实反映情况。这种敢于直言，并不是只凭自己的主观臆断，而是经过深入调查，掌握大量第一手可靠材料，再经过分析研究和深思熟虑，然后向党向组织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能够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负责态度，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敢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反映人民群众的痛苦和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且提出恳切的改进意见，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59 年，庐山会议的一场反右倾斗争，田家英是记忆犹新的。在那场斗争中，他也被当做“右倾”而受到批判。只是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当时争论到的产量浮夸、过度密植以及公共食堂等问题，时隔一年，在农村调查中，群众反映的还是这些问题。田家英很清楚，如果提出解散食堂的建议，那是要冒风险的。他当时对调查组同志说了交心的话，他说，调查和反映食堂问题，我是感到有压力、有风险的，可是我们是共产党员，必须对党对人民负责。如果反映了要打屁股，首先打我的屁股。他终于坚持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农村食堂的真实情况和农民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后来，毛泽东谈到食堂问题时说了这样一些话：浙江的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食堂做好饭，老百姓打饭回家去吃，饭就凉了，再加上要做菜，回家后还要起火，这边那边都要用柴。办食堂或者办其他事情，一定要适合情况，如果不适合情况，比如办食堂，势必要垮台，也应该垮台，如果不垮那才奇怪呢！后来，田家英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凡是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一定要向上面提意见，不要怕受打击，不要盲目执行。办不办食堂并不改变社会主义，不要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他讲到当时饿病逃荒的情景时动容他说：“人生最惨的事无非是妻离子散，死于非命⋯⋯难道我们的命比老百姓大一些吗？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为老百姓而死又有什么不好呢？”

田家英一直把林则徐的两句话当作他的座右铭：“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他正是这样做的。他的思想境界，已经达到了凡是有利于国家人民的事情，即使损害自己也在所不顾；时刻为国家的安危，为群众的疾苦着想，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无私才能无畏。正因为田家英心目中唯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才能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敢于如实地反映情况，提出切实的建议，为民请命，即使是对领袖人物有不同意见，也敢于

犯颜直谏。他同我们曾谈论过魏征、海瑞敢于忠言直谏的故事。他说，魏征是李世民为他自己设置的对立面，设置对立面能够使他头脑冷静、少犯错误，这不是坏事情。但是现在的对立面往往被当作斗争对象。至于海瑞，他对那些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人，如姚文元、戚本禹之流，是十分鄙视的。他说过，写这种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剁了我的手指头也不干。

1961 年 6 月在北京，田家英曾经在他家里给我们展示他的藏砚，其中有一方端砚的铭文是：“守其白，辨其黑，洁若玉，坚若铁，马列之徒，其如斯那！”这铭文是他自己起草并请其他同志为他书写和刻石的。他还对我们解释说，“共产党员就是要这样子做人。”当时我们还不甚理解，现在回忆起来，这铭文正是他的自画像，是他心灵的自白，写出他的是非分明、爱憎鲜明、高洁的品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也刻画出他的骨气和风格。即使在 30 年后的今天，家英的光彩形象依然是一身正气留在人间。

在田家英离开我们以后的 30 年，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中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了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包括田家英同志的冤情也得到昭雪。如今，我国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的方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正在以雄健的步伐迈向 21 世纪。当然，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迫切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认真解决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建设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特别在党的建设中，需要有一大批党员干部能够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坚持像田家英那样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不顾个人得失安危，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为人民谋利益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力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才能真正凝聚起来，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出来，党和国家才有力量去排除前进路上的种种困难，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九五”和 2010 年的宏伟目标。

（1996 年 5 月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