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杭州谈话

1965 年 12 月初，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到杭州，研究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言的事。毛泽东提出，序言一定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去写。

我们到杭州不久，毛泽东即去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田、艾等留在浙江。田家英和我乘此机会，又一次去 1961 年调查过的嘉兴等地。旧地重访，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充满心田。今日的杭嘉湖农村， 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同 1961 年那衰败破落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农民家里，稻谷满仓，鸡鸭成群，全嘉兴地区已有 90％以上的农田实行电力排灌，看了实在令人高兴。从 1962 年起，全国粮食生产以每年增产 200 亿斤的速度恢复和发展，其他几种重要经济作物生产也都已恢复并有所发展。工业战线的形势同样很好。这是贯彻实行“六十条”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成果。谁能不为这种喜人的经济形势感到鼓舞呢？中国大有希望！然而，就在这时，一场大动乱正在酝酿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已经行动起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接着，《红旗》发表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报刊上连篇累犊地发表批判文章。毛泽东 12 月 21 日从上海回到杭州后的谈话，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面进行的。

这次谈话，毛泽东没有谈多少写序言的事，却讲了一大篇哲学问题，而最引人注意的是关于姚文元、戚本禹等人的文章所说的话。其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毛泽东这句定调子的话，毫无根据地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

《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成了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讲话时，田家英提出，不要把这段话写进去，因为它不符合事实，

《海瑞罢官》与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个意见首先得到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关锋不表态。回到北京，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后来，关锋把这件事告了密， 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条罪状。这时“文化大革命”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