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参加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1953 年 12 月 24 日，毛泽东带着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到杭州。田家英是起草小组成员之一，其他两人是陈伯达和胡乔木。这个小组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参加下进行工作的，从 1954 年 1 月 7 日开始工作，3 月 9 日结束。在这期间，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人组成研究小组，并聘请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同时中共中央也讨论了三次，每次都作了很多修改。 1954 年 3 月 23 日，将宪法草案初稿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起草委员会经多次讨论，同时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和各界代表人物 8000 多人进行讨论，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和参加宪法起草工作。他不仅提出制定宪法的指导思想和许多重要内容，而且反复进行文字修改，当时，曾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被他断然拒绝。

① 引自 1964 年 3 月 24 日毛泽东同薄一波的谈话。

① 引自 1956 年 9 月 10 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的讲话。

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从头到尾参加了宪法起草工作。在起草过程中，胡乔木、田家英同陈伯达之间，常常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陈伯达霸气十足。由于胡乔木在毛泽东召集的起草小组会议上对陈伯达提出的初稿提出批评修改意见，陈曾经在会后大发雷霆。胡、田为顾全大局，以后凡有意见都事先向陈提出，而胡、田二人意见常常一致或者比较接近。陈伯达驳不倒他们，十分恼火，就消极怠工，多次发牢骚，说要回家当小学教师。所以杭州起草小组拿出的供讨论稿事实上主要出于胡、田之手。田家英除了参加起草、讨论以外，还负责有关材料的收集和整理，提供给毛泽东和小组参阅。 1954 年 3 月 17 日，毛泽东和起草小组回到北京。田家英的工作更加紧

张起来（这时胡乔木因患眼疾，住医院治疗，以后又遵医嘱去莫斯科继续治疗，未再参加宪法的修订工作）。白天，参与组织北京地区的讨论，并负责与外地联系，晚上，将当天全国讨论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有时一面参加讨论，一面参加修改，连续几天从晚上工作到次日凌晨，日夜不得休息。结果，他因工作过度劳累而吐血，时年 32 岁。

田家英为了参加起草宪法，收集了大量有关宪法的书（包括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学理论著作。去杭州的时候，带了两箱子书。他说，搞中国宪法，必须参照其他国家宪法，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当然要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在宪法起草过程中，田家英读了许多法学书籍，还向毛泽东推荐了几本。回到北京以后，他继续研究宪法问题和法学理论，并主持编译了一些宪法问题资料。1954 年 6 月，经毛泽东同意，他带着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几位教师和其他同志到北戴河，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解释》。写出初稿，陆续送毛泽东审阅。后来因忙于别的工作，此书没有完稿。田家英聪明过人，干一行，钻一行，懂一行。他通过宪法起草工作，在法学方面积累了新的知识，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领域和眼界，并能提出一些独到见解，讲出一些理论。从此，法学也成了他喜爱的一门学科。在他的书房里，有一个书架，全部是法学书籍。

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1955 年，是建国后的一个重要年头。毛泽东对这一年形势作过这样的描绘：“1955 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 5 月、7 月和 10 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

1955 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雹满天。 1955 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这里所说的 5 月的会议是指中央召集的 15 个省、市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必须在这两年内打下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消极情绪”。7 月的会议是指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10 月的会议是七届六中全会，这后两次会都是批判所谓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经过这三个会，农村形势急剧变化，出现了合作化高潮。为了推进这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亲自编辑了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上、中、下三册， 90 多万字），并写

了 104 条按语。田家英和我协助毛泽东做了一些编辑工作。

毛泽东对编这部书非常重视。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把主要精力倾注到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上。后来他在 1961 年 3 月的广州会议上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

说：解放后 11 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农业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出了一本书，叫做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每篇都看，

有些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比如讲河北的建明社，那也是研究。又一次是十大关系，那是经过两个半月和 34 个部门讨论。每天一个部或两天一个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

的确是这样。我们亲眼看到，毛泽东编《高潮》时，是那样认真地精选材料，认真地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毛泽东改得密密麻麻，像老师改作文一样，毛泽东还对大部分材料重新拟定了题目，把一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而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例如，有一篇材料原题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 33 个字，毛泽东改为《妇女

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 9 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读者一看就有印象。又如，有一篇材料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改为《看！大泉山变了佯》，多么吸引人！类似情况很多，在此仅举二例。读者看到那些生动醒目的标题和具有强烈政治内容而又带有抒情色彩的按语，一个胜利者和实现了自己意志的革命家的形象，跃然纸上。

毛泽东非常注意文风，有一篇按语就是主要讲这个问题的。我把它引出来，请大家读一读，很有益处。他说：“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①

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每天一清早，就退来一批修改好的槁子和写好的按语，再由我们进一步作文字加工。

毛泽东自己对这次合作化的“调查”是比较满意的，但我认为这次“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毛泽东一贯主张，要做亲身的调查，并为我们全党做出榜样，而他的这次“调查”只是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材料，而其中一大部分是批判“小脚女人”以后的，他写的那些尖锐批评“右倾保守”的按语，主要就是写在各地在 7 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以后送来的那部分材料上的。尽管这些按语单独看起来可能很有道理，但就全体而论，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但要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的进程，加以人为的加速又加速，拔高又拔高，客观上是在命令主义的产物之上又加上新的命令主义。也应指出，少数按语的内容是长期有效的。例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著名口号“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就是《高潮》书中《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首先提出来的。

《高潮》一书以跃进的速度于 1956 年 1 月出版，原先毛泽东决定发一条出版消息，田家英将拟好的稿子送给他，他咯咯地笑起来，说：“这个消息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那时全国合作化运动已经全面展开。）他对田说，他很高兴， 1949 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这个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对毛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早有准备的，而农

① 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第 1134—1135 页。

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五亿人口的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二三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那未，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困难的问题不能解决呢？农业合作化的过炔和过于表面化的胜利，使毛泽东的头脑开始不清醒了，他随即要求在生产建设、科学文化等领域，同时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助长了毛对个人意志的自信，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而且是能够立即生效，“立竿见影”的。这不但促使过渡时期提前结束，而且成为尔后出现“三面红旗”及其一系列后果的不祥的先兆。当然，这不是说，农业合作化高潮纯粹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不可能的。它的产生有其自身的客观基础。中国的汪洋大海般的、势单力薄而又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确有发展互助合作的需要。从 1951 年 12 月党的农业互助合作决议作出以后，我国农业互助合作事业总的说是在稳步而健康的情况下发展的，互助合作的优越性逐步显示出来，并且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这种情况），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几年互助合作的历史和示范作用，才有被人为地加速而出现高潮的可能性。

毛泽东又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田家英被这一突如其来的间话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只感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即将完成尚未完成之际，就想到下一步的问题，这绝非是心血来潮，或者只是说说而已，他是在郑重地考虑问题。这正是他的“不断革命”。“打了一个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的思想的惯性反映。

当然，毛泽东这时并不认为，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是的。《高潮》出版以后，他立即派田家英到各地调查农业合作化情况。田带着几个同志跑了山西、四川、湖北、河北四省，当时我们称做“观高潮”。在调查中，他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合作社的规模过大。而毛泽东当时正热心提倡“并社升级”，认为小规模的初级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同时，从上到下不少干部的头脑也有些发热，一味追求搞大社，搞高级社。田家英并没有迎合毛泽东的想法和当时那股思潮，而是根据调查中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向毛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虽然没有受到重视，但他在毛泽东面前敢于提出相反意见的勇气，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这种勇于直陈己见的政治品质，在以后日益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愈益显得可贵。但也应当说明，这时，毛泽东并没有因为田家英提了不同的意见就对他不信任，而是更加信任他和器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