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湖南调查到安徽调查

七千人大会后， 1962 年 2 月 25 日，毛主席指示田家英再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并指定去湖南湘潭县的韶山、湘乡县的唐家圫和宁乡县的炭子冲。接着田家英同志又组织了一个调查组，我和王录又被指定参加这个调查组，同时又增加了农村工作部的两个同志。3 月上旬，田家英带领工作组先去湖北武昌（毛主席当时在武昌）。3 月 22 日，毛主席在武昌东湖招待所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记得主席一个个地问了每个人的名字，并且问当过县委书记没有？当过地委书记没有？他谈笑风生，讲了一些当时流行的政治笑话，使大家感到轻松而又亲切，接着作了几点指示：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不要乱指挥；头脑里不要带东西（即思想框框）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作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参加点轻微的劳动。最后，同全体调查组成员合影留念。

月底，调查组全部到达湖南，分三路到达韶山大队、大平大队（即唐家坯）、炭子冲大队。田家英同志住在韶山，我被分配到韶山大队，住在关公桥生产队。

韶山大队虽然是毛主席的故乡，省地县领导对这里的工作比较谨慎，但大刮“五风”时期，这里也未能幸免，只是比湘潭县或韶山公社的其它大队轻一些罢了。“五风”来得快，去得也比较快，为害时间不长。

在刮“五风”时，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办公共食堂“六大集中”。全大队 25 个屋场的居民都集中到六七个屋场。社员迁徙无时，有的户搬家十次以上，耕畜、农具、家禽损失也很严重。瞎指挥，盲目扩大双季稻面积，过分密植，造成人为减产。但是，这里贯彻“六十条”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指示比较认真。尤其是解散食堂、划分自留地、打破“居住集中”的限制以后，从 1961 年起，生产开始恢复，社员生活也得

到改善。

根据历史调查，这个大队从高级社以来就开始减产，农民生活也开始下降，高级社后，从 1956 年水稻亩产比初级社的 1955 年下降 14％，1960 年粮食亩产只有 471 斤，比 1955 年下降 17％，总产下降 27％，农民平均口粮只有 354 斤（稻谷），比 1955 年减少 45％。据关公桥生产队调查，这个队的范围（22 户），从初级社就开始减产。

为什么初级社时还减产，甚至不如解放前、上改后呢？农民答复是：许多人加入初级社是“口愿心不愿”，犹豫不定。当时，上级一面宣传“入社坚持自愿”，一面说“入社光荣，单干可耻。”并且在国家贷款、供应农具和商品肥等方面，对单干户排挤，所以不少人是“赤脚板打泥浆”，随大流进来的。其次，集体生产单位规模过大。1954 年冬，韶山初级社由 18 户一下扩大到 75 户，建社准备工作很差，所以从那时起，大家就有了“坐大船” 思想，平均主义已经产生，初级社下面的作业组之间，互相怀疑。不少人干活都不如单干的时候经心了。单干的时候，一天要到田头打几个转转，集体经营后，有的人看到田里漏水也不管，因为集体没安排，得不到工分。第三，是耕牛、猪减少，农家肥减少。这个队的范围， 1952 年有耕牛 14 头， 1955

年人社时只剩 3 头。猪的数量，从 1953 年以后，就逐年减少， 1948 年有

猪 31 头， 1955 年减少到 25 头， 1960 年只剩 4 头猪，都归食堂喂养。解放以来，农民生活有升有降，穿的用的改善，文化翻身，“吃的一年

不如一年”。高级社以来，口粮水平逐年下降，平均每人每年只有 400 斤左

右， 1960 年最低降到 340 斤。

田家英同志在武昌出发前就对全体调查组成员讲，这次调查一定比前两次调查有新的水平。经过初步的历史调查以后，他把调查的重点，放在怎样尽快恢复生产的问题上。大队调查表明，稻谷亩产要恢复到 1955 年的水平，按正常年景，需要三四年。

关公桥生产队座谈中，群众不谈合作化的优越性，至于公社化，一谈起来，就像诉苦一样。提到怎样才能巩固集体经济和恢复生产问题时，有人提出包产到户。那时，包产到户是一个“禁区”，所以，我们只是向群众进行说服和解释。但是这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其它生产队也提出包产到户问题，有的呼声甚高。

在调查工作的前期，田家英同志对于包产到户问题，闭口不谈，而且在一次包括大平大队和炭子冲大队的全调查组汇报会上，有一个同志大谈包产到户的好处，少数同志也或明或暗地附和，田还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同志。但是，据我观察，他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有一次，他问我：怎样才能更好更快地恢复生产？我说，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搞好生产队的经营管理。他未说话，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我的答案是不满意的。坦率他说，我当时不同意包产到户，也不敢想。我认为在集体经济不巩固的情况下，包产到户很可能滑下去，走向单干。这件事又一次表明，田家英同志既守纪律，又面对现实，敢于实事求是，冲破“禁区”，深入思考问题，而我的思想还没有解放。

又过了一段时间，记得是田家英从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回来以后，态度开始明朗起来。他说：少奇同志提出“要向农民让步”。包产到户，对于尽快恢复生产，克服困难，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于是他提出到安徽实行责任田较早的无为县进行调查。很快就作出决定，派我和在大平大队调查的两位

同志去。

我们一行三人，于 6 月中旬，从韶山出发，途经芜湖，到达无为县。在县委派人陪同下，考察了三个公社的几个队。这里看到的情况十分惊人！大刮“五风”时，危害最大的是“浮夸风”，由于虚报高产量，带来高征购，有的社队打下的稻谷全部交了征购粮，秋后即靠敲稻杆秆的粃谷充口粮。所以，由于饥饿引起的浮肿病、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性，在其他地方未见过。耳闻目睹那种惨状，令人很痛心！所谓“责任田”，实际上是在集体经济陷于瘫痪、集体生产无人负责的情况下，让群众自谋生路的一种办法。所谓“五统一”（生产计划即生产指标和主要作物安排统一包产部分统一分配，大农活和技术活统一，用水管水统一，抗灾统一）根本没有统起来。找不到会计和记分员，也看不到记分册。群众说是“分啦”（分田到户）！我们认为，实际上是单干了。但是，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群众还是在积极苦干。即使是孤儿寡妇，也请亲戚邻居帮忙，把田种下去了。基本上没有看到撂荒田。因此，我们的意见，即使是单干，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对于渡过困难、恢复生产是有利的，所以不宜急于纠正。

大约在 6 月底或 7 月初，我们回到北京。我回到家后，即给家英同志打电话（他们先我们回京），他让我立刻就去汇报。我如实他说了以上所见所闻和我们的看法。田家英同志听到有的生产队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情况后，很动情他说：人都死了，还谈什么集体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