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千人大会

庐山会议下来后，家英即为中央讨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准备文件，我则准备起草原定年底前召开的第二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但是，鉴于赫鲁晓夫在 10 月苏共 22 大上发起新的反华、反阿尔巴尼亚

运动，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机立断，推迟召开人大会议（后来在 1962 年 3 月至

4 月召开），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动员全党力量，加强调整工作。家英和我的工作重点也随之转移。

中央常委是在周总理中断出席苏共 22 大而提前离苏回国后，10 月下旬

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少奇同志在 11 月 5 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根据毛主席和常委的意见，这次会议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以便集中力量做好调整工作。政治局要为这次会议准备一个报告。少奇同志指定由陈伯达牵头，我和家英、胡绳参加，负责起草工作报告。我当场同富春、先念、一波和安子文（当时为中央组织部长）等同志商量，从他们主管的部门抽人组成起草班子，初步确定调来梅行、杨波、马洪、廖季立、赵汉、潘静远、张沛等人，后来又请吴波和段云同志帮忙，集中在钓鱼台 8 楼和 15 楼工作。

第二天，小平同志即来钓鱼台 8 楼召开会议，提出起草报告的框架为四部分：（一）形势和任务：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基本稳定；应坚持三面红旗，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好；（二）关键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克服分散主义；（三）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加强党内民主；（四）基本经验教训。他要我们先分工起草，然后由陈伯达主持修改。

我们的分工是，我负责第一、二部分，由梅行、杨波、马洪、廖季立、张沛协助；家英负责第三部分，由赵汉、潘静远协助；胡绳负责第四部分。我们起草初稿后，由陈伯达修改， 12 月中旬拿出第一稿。

12 月 21 日，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第一稿，富春、先念、一波、谭震林、安子文等参加。会上讨论的意见主要是对第一、二、四这三部分的，认为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 15 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值得考虑；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经验教训要根据中央书记处给政治局常委的检查报告加以阐述，而且要联系党的历史教训写。会议对家英起草的党内问题部分意见较少，只提了一些要加强正面阐述，并突出纠正当前不正之风。

上面所说的中央书记处检查报告是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其中讲到这几年的主要错误为：总路线提出后未及时制定具体政策，已决定的政策有些是错误的；计划指标过高，而且多变；不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全国搞了许多“大办”，这是违反群众路线的“群众运动”；中央权力下放过多，而且级级下放。

第二天，少奇同志着完第一槁后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我、家英和胡绳谈话。少奇同志劈头就说，报告的起草，还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上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大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 1959 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少奇同志特别嘱咐我们：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头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少奇同志走后，我和家英议论，上次庐山会议少奇同志就态度鲜明，直

到八中全会还想把《会议纪要》下发，可惜终于落空了。这次七千人大会，少奇同志还是这样的胆识，我们可以放心了。我告诉家英，一个星期前在毛主席家里开常委会讨论会议如何开时，毛主席讲到，书记处的检讨承担了这几年错误的责任，而且说没有很好贯彻他的指示，把他当作圣人。其实这几年错误首先应由他负责，因为他是党中央主席，重大决策是他作出或同意的。主席还说，我的错误你们不讲我讲。

家英说，他也有这样的感觉。 1961 年，毛主席一直抓调查研究，从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开始，一步深一步地纠正“左”的偏向。这一年他的调查材料和起草的文稿都受到毛主席重视或采用。他认为这次开七千人大会，中央常委意见相当融洽。原来小平同志建议中央工作会议为三级（中央、省、地）干部会，后来毛主席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还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 三个字。

家英还认为，少奇同志这次更加强调缺点讲透，而且措词尖锐。我们是做文字工作的，报告是少奇同志做的，我们起草时只能照他说的写，要改由他改。我们两人商定，并征求了胡绳同志的意见，要原原本本地按照少奇同志的意见修改第一稿。

12 月 25 日至 26 日，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共同主持讨论我们的第二槁。会上提了很多意见，主要的有：（一）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二）批判分散主义还要加强，要把各地方、各部门的分散主义加以分类，强调其危害性。红旗杂志社和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负责人

（指陈伯达、胡绳和我）参加报告的起草，也应写上自己的错误事例。分散主义不克服，只有分权，没有集权，就不成为社会主义了。（三）我们这几年犯的错误，有些同苏联相类似，别人的错误自己也会重犯，这点应引以为训。（四）原来把经验教训单独写一部分，现在的整体结构不合适，应合并到第一部分中去，而且要重写。

家英负责的党的问题部分，一般认为写得较好，只需再加改进即可，即进一步阐述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党内民主的一贯思想，而且要针对当前党内不正之风。

会后，起草班子重新调整，我只负责形势与任务部分修改，其中经验教训由陈伯达重写；第二部分由梅行、马洪、廖季立、杨波等修改，因为他们对分散主义的情况比较熟悉；家英和胡绳修改党的问题部分。

家英在修改中强调了实事求是作风是党性的第一个标准，着重批评了“谁老实谁吃亏”的思想，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他在阐述群众路线时，特别针对那些把群众运动当作实行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热衷于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和违反群众利益的所谓“群众运动”，加以严肃的批评。这些后来在大会上，特别是在县委一级干部中反响很热烈。

家英在修改过程中多次同我和胡绳同志谈到，党的问题部分中最关键的是党内民主问题，而党内民主的核心又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协助家英起草的同志赵汉、潘静远都是来自中央组织部的）在这方面有许多典型调查材料，有的地方党委作风很不好，但又不宜和盘托出。他认为需要认真研究，根据八大通过的党章，有针对性地拟出党内生活

的纪律、守则或要求若干条，便于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支部执行。

1 月 3 日至 6 日，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又主持会议讨论和修改第三稿。会议是按读一段议一段的方式进行，论述上和文字上的意见很多，有些当场修改，有的指定一位秀才下去修改然后再拿到会上讨论。四天的时间，上下午作业，终于完成。

少奇同志于 1 月 7 日将修改好的稿子（后来通称书面报告的第一稿）送毛主席看。他和小平同志本来设想，一俟毛主席看完，认为大致可用，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汀论、修改、通过，然后再向大会报告。

1 月 10 日，小平同志通知我，他昨天晚上同少奇同志、周总理在毛主席家里开了一个小会。毛主席说，报告稿子很长，他还没有看完。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征求意见。同时组织一个起草委员会，根据大家意见，再加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作报告。小平同志要我只作几处小的文字改动，就交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大会讨论。这样，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 月 11 日就以分头召开小组会的形式开始工作了。

七千人大会开始后，对报告第一稿的讨论，大会各小组和常委指定的起草委员会同时进行。起草委员会由少奇同志主持，共 21 人，包括常委、政治局委员、各大区书记，我和家英、胡绳都参加了。大会各组的意见也反映到起草委员会中来。大家基本同意报告中三大部分的论述，但也提出许多意见，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起草委员会从 1 月 17 日起经过历时一周的热烈讨论，终于完成了修改任务。

起草委员会的讨论集中在分散主义问题，有的认为这个问题强调过分，有的认为举例太多，而且有些与事实有出入。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再三说明：马克思主义讲时间、地点、条件，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在中央已经提出一系列调整方针、政策之后，关键就在于各级党委贯彻执行，不容许各行其是。目前贯彻全面调整方针的最大障碍是分散主义。至于举例，少奇同志提出，如认为举例不当的可各自拿出恰当的来替换。后来，当主要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少奇同志提出举例可以全部删去，因为类似的事例不是一地一部所独有。少奇同志、周总理、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通力合作，对修改槁的圆满完成发挥了重大作用。

家英和我，对中央常委如此坚持原则的魄力，而又如此循循善诱的耐心，至为敬佩，深受教育。

对于大会和起草委员会中讨论的问题，家英认为成绩可以多讲几条，但四大错误（高指标和瞎指挥，共产风，分散主义倾向和城市人口增加过快过多）不能含糊，他坚决赞成少奇同志提出的目前困难主要（最后定稿时含蓄地写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自己在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所引起的，他引证他在过去一年中农村调查的材料来阐明这个道理。

家英对争论最激烈的分散主义问题，深恶痛绝。他指出，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过去的“左”的错误，实行全面调整，但中央的指示仍然贯彻不下去。原因是许多地方和部门对中央指示或各取所需，或阳奉阴违，或用不学习、不传达、不执行的“三不主义”加以抵制。这种分散主义的恶劣倾向，是建国以来所未有，任其发展下去，不但“左”的错误难以纠正，而且党和国家的统一有被破坏和肢解的危险。家英又说起他对毛主席要他读的贾谊《治安策》深有体会。他说，汉高祖刘邦称帝之初，分封诸侯，结果诸王拥兵自重，

割据自大，威胁中央政权，以致前有燕王臧茶等四王谋反，后有“七国之乱”，只得大动干戈，讨而平之。他又举唐代边将弄兵为例，自安史之乱起，藩镇跋扈，宦官专横，以致外患日深，唐室因以衰亡，史足为鉴。家英纵论今古，都是会下同我和其他同志谈的。

起草委员会结束后，我们又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将报告全篇统改一道（起草委员会开会时已边讨论边修改过一道），经毛主席核阅，l 月 25 日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

1 月 27 日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时，少奇同志没有宣读这个报告（亦称报告第二稿），而是把它作为书面报告提交大会讨论。他在全体大会上根据前一天（1 月 26 日）晚上毛主席的建议而通宵草拟的提纲（在大会开始前经毛主席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作补充讲话。这篇著名的讲话，那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坦率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那锋利的观点和无可辩驳的论证，全场反应热烈，普遍认为，少奇同志讲的两个“三七开”切中要害，解开了各级干部中长时期以来的思想疙瘩。（全文见《刘少奇选集》下卷）

三天之后，1 月 30 日，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主题是民主集中制，着重讲发扬党内民主，提议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这就掀起了七千人大会后半期的高潮。所谓“出气会”，就是毛主席在大会前半程中觉察各小组内部很不容易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各地委、县委（主要是县委，每县有两位负责同志参加大会）对省委很少提意见，于是在 1 月 30 日讲话中大讲发扬党内民主，要各省委书记让人讲话，甚至疾言厉色地提出“偏要摸老虎屁股”。从这以后，各小组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坦率、尖锐、紧张而热烈。

家英当时已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多次同我参加中办派往各组旁听人员汇报会。家英对我说，各小组讲出来的意见，看来还是比较温和的，还不如中央办公厅平时收到的人民来信中说的那样严重和激烈。他深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号召大家“出气”，各组中那些批评省委（也有直接批评中央部门的）的意见肯定说不出来，不少省委也难得在这样的场合作这样恳切的自我批评。有的省委书记亲自到县委书记身旁，为自己出过坏主意和作风粗暴而赔礼道歉，双方都感动得流泪。这是全国解放后开得最成功的领导干部交心会。当时有首打油诗传遍各会场：“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

家英根据以上情况又对他主持起草的少奇同志报告的第三部分党内民主问题作了许多修改，内容更加丰满而有针对性。这也就是报告最后定稿中的关于党的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关于加强党性的“八大要求”的由来。

大会结束前，小平同志指定：家英整理毛主席的讲话，我整理少奇同志讲话。由于少奇同志讲话长于用词造句，前后有序，逻辑分明，我几乎全部按照速记稿整理，只有个别文字改动。家英原想把毛主席的讲话按编辑《毛选》的惯例略加调整，但毛主席觉得还是他原来讲话的速记稿更能表现他当时的思想情绪和语言风格，后来家英也是完全按照速记稿整理，尽量少作修改。我们秀才们议论这两个讲话时，有的同志曾提出，少奇同志强调集中，毛主席强调民主，如何理解，家英当时哈哈大笑说，“相得益彰”。他解释少奇同志着重解决中央同各省、部的关系，毛主席着重解决省委同县委的关系，少奇同志解决了前者，毛主席马上抓住解决后者，两者都是全党性的问

题。家英的解释，大家都觉得有理。

七千人大会虽然没有完全彻底清理过去三年中的“左”倾错误，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开得这样成功，全党四级干部统一思想，同心协力，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终于克服重重困难，用不到三年的时间，提前完成全面调整的任务，使全国形势全面好转。